不同,就是教師在教學中扮演著設計者和激勵者的角色,以激勵學生積極參與討論。案例教學一方面,可以幫助學生加強對重點、難點的深刻理解;另一方面,還可以幫助學生積累實踐經驗。教師在運用案例教學法時,要精心做好準備工作,案例的選擇不在于數量多,而在于內容精,盡量突出所選案例的真實性、典型性,并能體現出課程所學的內容。
例如我國某出口公司收到國外某公司開來的信用證,貨物為40000只打火機,總價值為4萬美元,允許分批裝運,采用海運方式。后客戶來傳真表示急需其中10000只(總數量的1/4)打火機,并要求改用空運方式提前裝運,并提出這部分貨款采用電匯方式(T/T)在發貨前匯至我方。遇到此類問題應該怎么做？
學生拿到此案例,不知如何處理,我們根據課上講的有關分批裝運和信用證的內容進行分析,由于對方開來的信用證允許分批裝運,首先,收到T/T后立即空運10000只打火機;其次,在裝運有效期內海運剩余30000只打火機;然后向銀行遞交全套單據進行議付。這時有的學生就會問到,“信用證上的金額4萬美元與數量40000只打火機不符,銀行可以拒付”。正是因為信用證規定允許分批裝運,銀行認為貨物已經被分批裝運,只要出口商所交單據與信用證完全相符,根據《UCP600》規定,開證行憑單證相符履行付款責任。這樣就可以圓滿解決這類問題。同時,還可以將問題延伸,假如該客戶要取消其中10000只打火機,出口商也可采取類似的方法進行處理。
通過案例分析的教學,可培養學生運用所學知識的多種能力。一是培養學生對環境、情境分析能力;二是把分散的知識點綜合到一個案例中,培養了學生綜合運用知識的能力;三是通過分析、討論,使抽象的理論、概念與實踐結合在一起,培養了學生的實踐能力;四是培養了學生獨立工作、思考能力,以及書面和口頭表達能力等。3 專業課教學與教學緊密結合
國際貿易實務專業的專業課教學與外語教學緊密結合必須以扎實的專業知識為主體,構建完整的專業知識結構。開設綜合英語、外貿英語、外貿函電等課程,以滿足學生學習和應用外語的需要。要求學生熟練掌握外貿英語和函電,書寫要盡量口語化,源于現在許多外貿公司,通過建立自己網站,借助有關外貿函電的平臺,向全球范圍內潛在的客戶,提供有關產品和服務,吸引相關客戶開展業務。4 重視對外商務與社交禮儀的培養
從外貿公司的反饋來看,以往國際貿易實務專業人才培養只注重專業知識,畢業生專業知識扎實,經過努力,好不容易要簽合同了,由于不懂得外國的禮儀、風俗習慣、文化差異等問題,使到手的合同被取消了。為此,我們開設商務與社交禮儀課程,讓學生熟悉主要貿易伙伴國的禮儀與風俗習慣,經常進行演練,使學生熟練掌握。
2.5 引進進出口業務操作模擬平臺
在學生學完所需的國際貿易專業知識后,安排學生進入一家模擬的.外貿公司。而進出口業務操作模擬課程就是為了培養學生進出口業務實際操作能力而開設的仿真實習,依托精心設計的課程平臺,學生進入一家模擬的外貿公司,以公司實習生身份親身體驗一筆出口(或進口)貿易的全過程,通過自己動手完成每個操作文件并在線提交,將學習的專業知識運用于實踐。通過“做中學”,來實現“熟悉進出口貿易流程、掌握操作技能的課程目標。
進出口業務操作模擬課程的教學有著其自身的突出特點,但也不是一成不變的,由于現實生活中的進出口業務操作就是在不斷變化的,教師也應要求自己不斷實踐“做中學”,才能準確把握既符合實際工作需要、又能在教學中實現的教學應具備的特點。6 提倡學生考取職業資格證書
從外貿公司反饋的意見看,90%以上的外貿公司是比較重視學生的職業資格證書的。首先,在當前體制下,它是外貿公司衡量一個畢業生是否具有實踐能力的第一條件;其次,職業資格證書所涉及的內容大多跟實際掛鉤,通過對它的考取,可以接觸到相當多與實際操作有關的知識。國際貿易實務專業的職業資格證書主要有:四級(或六級、八級)證、外銷員證、報關員證、跟單員證、單證員證、貨代員證、國際商務師證及劍橋商務英語證書等。這些職業資格證書跟進出口業務息息相關,是國際貿易每個部分都要涉及到的東西。高職院校要讓學生了解到資格證書的重要性和各種證書所涉及的主要內容,以幫助和指導學生的學習,為學生順利通過搭建考證平臺。
3 結論
總之,為了解決以往傳統教學人才出口與單位人才進口不相匹配的矛盾,從高職教育環節入手,建立完善的高職教育模式,提升強化實際操作教學。從原有的理論教學,課堂講解的形式轉化到理論與實際操作教學相結合的階段。因為高等職業教育培養的是一線的高級技能型、實用型人才,教學過程必須有生產崗位的技術情景來作保證,學生技能的獲得,只有在實際操作訓練環節才能更好的體現,已達到培養國際貿易實務專業學生對進出口業務進行觀察、分析、發現問題的能力及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
[1] 對外貿易報告.
張一鋒.“實務類”課程案例教學法的幾點體會[J].云南財貿學院學報,2004(4).
伍卓.肖東生.國際貿易專業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研究[J].中國科教創新導刊, 2009(7).
;摘 要：地人關系即環境倫理對文學具有深刻的構成性影響。陜西三大代表作家路遙、陳忠實、賈平凹其人其文在氣質個性、創作理念、敘述主題、人物形象、文本風格等方面所凸顯的種種歧異性，均可從他們所成長的不同微觀文化環境，即自然地理分野與精神氣候差異兩方面找到原因。相反地，各具地域特色的文學文本又證明了鄉土文學文化構成的豐富性與多元性，并使它與都市敘事中千篇一律的西化經驗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關鍵詞：自然地理；精神氣候；生存文化；禮俗文化；多元文化
Abstract：Environmental ethics，namely，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land，has deep formative effects on literature. Lu Yao，Chen Zhongshi and Jia Pingwa，the three representatives of Shaanxi writers，differ prominently in personality，idea of writing，narrative theme，image of literary character and textual style，which can all be ac買粉絲unted for from the different micro-cultural environments in which they grew up，that is，division of physical geography and difference in spiritual climate. Ac買粉絲rdingly，various literary texts of regional features demonstrate abundance and diversity of literary culture，which stands out as a striking 買粉絲ntrast against the stereotypical westernized experience of urban narration.
Key Words：physical geography；spiritual climate；culture of existence；customary culture；diverse culture
19世紀法國文學批評家泰納在其《藝術哲學》一書中認為文學的產生與發展從根本上決定于作家所屬的種族、環境和時代三種力量，這就是在文學批評史上產生過深遠影響的“三元素”說。其中，“時代”特征，被用來從宏觀的角度解釋一些文學現象的“整體變化”是頗為有效的，但生活于不同微觀文化環境中的人們，其文化心理結構和行為規范帶有明顯的歧異性，這種差別性給出生于不同地域的作家及其文本打上了鮮明的地域特征，因此，在我國也有不少評論家提倡文學創作的地域特色和文學批評的地域文化視角。比如“五四”時期，周作人便最早注意到文學的地域特征：“風土與住民有密切的關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所以各國文學各有特色，就是一國之中也可以因地域顯出一種不同的風格，譬如法國的南方有洛凡斯的文人作品，與北法蘭西便有不同。在中國這樣廣大的國土當然更是如此。”[1]
在當代，也有不少學者致力于從地域文化的視野對文學現象做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和闡釋，特別是由嚴家炎任主編，王富仁、錢理群、凌宇任副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大型系列研究專著《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域文化叢書》，以集束炸彈的形式，呈現了當代學人從地域文化角度研究文學所達到的較高學術水準。這樣的研究方法，有人稱為文學地理說，有人稱為文學地緣說，還有人稱為作家地理說的，但不管名號如何變化，其實質都是一樣的，即關注地人關系即環境倫理對文學的構成性影響。凡此種種，均為筆者提供了理論資源和批評實踐方面的借鑒。在這個前提下，用種族、環境的不同來解釋一些整體文學格局中明顯帶有地域色彩和獨特文化內涵的文學現象及其成因，應該說是比較可靠和科學的方法。
陜西境內從北向南由橫貫東西的兩大山脈喬山和秦嶺分為三大地理板塊，這三大地理板塊在長期的歷史積淀中形成的人文倫理，分別孕育了三位在全國范圍內具有重大影響的作家：路遙、陳忠實、賈平凹，從而也使陜西的文學地理呈現出清晰的三大板塊結構。三作家中，路遙和賈平凹分別來自陜北黃土高原和陜南山區，陳忠實則是關中人。自然地理分野不僅給他們提供了迥異的山川風物、四時景致，也先天地給他們帶來了不同的生理和遺傳因素。但原生質的第一自然元素，給人們的精神影響只是淺表層次的，而生發于這種獨特的自然地理環境中的“第二自然”(文化景觀)如風俗習尚、心理定勢、思維習慣以及道德標準、審美趨向等這些意識評價性元素，才是更為根本、潛隱的制約因素。“第二自然”也被稱為某一地域的“精神氣質”，泰納在《藝術哲學》中稱之為“精神氣候”，認為精神氣候由地理環境和社會環境共同構成(社會環境包含“時代”因素)，也即環境和氣候包括自然的和人文的兩個層面，筆者對此深表贊同，而這正是本文所有分析論證的出發點。
從自然地理環境來看，陜北黃土高原位于黃河中游，西部是隴東、寧夏，東部為黃河、晉西大峽谷，北接毛烏素大沙漠和蒙古草原，處于黃土高原向蒙古草原過渡地帶，再加上年降水量極少，屬中溫帶半干旱氣候類型，因此，人們選擇了適宜生存的半農半牧的生活方式。處于這種過渡地帶，使陜北“既是農業文化與游牧文化爭奪的‘前沿陣地’，又成為華族(漢代以后的漢族)和其他少數民族融合與交流的‘繩結區域’。”[2]歷史上，由于戰爭的作用，陜北曾出現過幾次大的民族融合高潮，經考證，“對塑造陜北群體人格影響較大的民族應有三支：商周時的戎狄，秦漢、魏晉時的匈奴，唐宋時的黨項羌”[3]。這種多民族的雜居和交融，使陜北文化在其構成上，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和豐富性。
陜北在歷史上一段相當漫長的時期如周、秦、漢、唐時代，一直作為都城的屏障和軍事要地而被統治者經略，但在戰爭結束失去邊關作用后，統治者便無心治理與經營了。宋明以后，大規模的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