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兵工廠等洋務，為湖北新政立下汗馬功勞。張之洞嘗與左右說：“辜先生經綸滿腹，的是杰出之才。”

甲午戰后，中華民族的危機空前加劇，有識之士紛紛呼吁引進西學，變法圖存。面對這勃然而興的維新思潮，辜鴻銘卻生怕因之毀棄中國文化，于是，精于西學西政的他在那不平靜的年代里，卻“獨靜謐，言必則古昔，稱先王，或為諧語以諷世”（羅振玉《醇儒辜鴻銘》）。他不僅沒有明顯激進的思想表現，當張之洞讓他籌辦一個譯介西學西政的報紙時，他竟斷然拒絕，聲言即使有上諭也不從命。事后，他還專門擬就《上湖廣總督張書》，文中大講儒教尊王之旨、義利之辨、忠恕之道，備陳西學西政之失，認為“好論時事，開報館，倡立議院”，是西洋亂政之所由來，而且“民氣一動，不可復靜，馴至辨言亂政，將不可收拾”，總之，既危害君權，又惑亂民心。一些研究者指出，此文可視為辜鴻銘從究心西學到徹底轉變為一個地道的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標志。后來，他還變本加厲地認為：“以歐美的學說，變更中國的政制，這是亂中國有余，救中國不足。”

辜鴻銘的保守立場自此日趨頑固。當其時，士大夫和知識分子為擺脫西方“食肉民族”紛紛發表救國主張。張之洞在其名著《勸學篇》中提出 “二元論”辦法，即作為個體，中國人必須堅持并嚴格地按照儒家原則辦事，而作為一個民族國家，卻必須拋棄儒家原則，采取現代歐洲新學的理想。康有為、梁啟超們走得更遠，他們不僅尋求中國軍事上的強大，而且尋求政治上的強大，希冀把中國的專制政體改造成君主立憲政體，認為如果中國擁有日本那樣的政體、槍炮和科學，那么擁有的就不是失敗。辜鴻銘當然也在為多災多難的中國設制藍圖，只不過他的辦法，既不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報復，也不是以科學的殘殺互相回敬，更不是通過部分地或全盤地將中國西化，而是使中國更加中國化，用中國文明的道德力量去對付西方槍炮。他甚至認為：

制止一種社會和政治罪惡、以及改革世界之儒教辦法，是通過一種自尊和正直誠實的生活，贏得一種道德力量，孔子說：“君子篤恭而天下平。”我以為，這就是力量，這就是中華民族惟一可賴的力量，要想將其古老的文明從現代歐洲民族的物質實利主義之破壞力中挽救出來，最好的辦法就存在于這種古老的文明之中。（《中國牛津運動故事》）

從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角度來看，辜鴻銘的思想既有別于晚清的一般洋務派、頑固派和國粹派，也不同于民初的“東方文化派”和日后的新儒家，這使他別具特色，也是他令人矚目的異彩之處。當他晚年入北京大學時，更成為舊派學人中的代表人物。只不過，也有人認為他并不是那種冥頑不化的保守派。如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就說：“我請辜鴻銘，則因為他是一個學者、智者和賢者，而絕不是一個物議飛騰的怪物，更不是政治上極端保守的頑固派。”日本漢學家清水安三也說：“有人把他譬做保守學者之中最頑固不化的一個，但是，這恐怕是這些人還不了解他的緣故。”

以辜鴻銘自幼留學西方，受過系統的西式教育，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都曾十足歐化，到頭來卻極力排外，一味反對西方文明，維護中國封建文化和倫理道德，如此這般，無論如何是要讓人們驚奇而訝異的。在此之前，辜鴻銘雖有一些守舊的行為和怪論，如愛小腳，如狎妓冶游，如納妾，這些都可視為生活方式的差異，作為彼時士大夫和病體社會的流行病，我認為無須過多詆詬。而其政治、思想如此守舊落后，改朝換代到民國后，其態度竟日益頑固保守，發展到大言不慚地把辮子當護照和標志，并聲嘶力竭地為此類國渣陋俗辯護，卻是要讓人們大跌眼鏡，并加恥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