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世紀既沒有形成近代的實驗科學，也沒有發生近代的產業革命，傳統農業自身還不具備向更高的形態發展的條件。在農業技術繼續領先的表象下面，它與西歐農業的差距正在形成和發展，只是尚未顯露出來和被人們認識罷了。
中西農業的這種差距，中國農業落后的事實，中國人是在甲午戰爭失敗、洋務運動破產以后才猛然省悟的。中國農業這種落伍當然不時一個早上發生的
其實主要是甲午之戰，當時日本走向了資本主義，但并不是很成熟，猶如一個新生兒，當時日本想以閃電戰結束，因為他們財政也不是很富裕，打仗靠的是賣向歐洲的戰爭債券，當甲午之戰贏了后，清政府配了兩萬萬兩白銀，使日本迅速的發展起來，才發動了侵華戰爭。其實日本那以前很多年都在中國東北經營，希望有朝一日能占有這片土地，只不過以前歷朝歷代再怎么衰弱都能壓制住小日本，到近代清后期就不行了。我這有一篇文章，看了就明白了。
中國和日本人文造就的不同命運
馬克思早就認為：“自然條件都可以歸結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種等等）和人周圍的自然。” 談到市場經濟和企業經營，自然條件是最重要的，要說對中國企業和對整個中國社會這是一場從里到外的徹底考驗，我們就不能不談到我們身邊的近鄰——日本。日本是東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學習的典范，盡管由于自身文化體系的不足，日本曾犯過非常嚴重的低級錯誤，但是，日本無疑是經濟與文化轉型過程中最成功的楷模，深入解剖日本的發展歷史是非常重要的。與我們一衣帶水的亞洲島國日本，自然環境和資源條件都不算好，在僅有37.7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上卻有160多座火山，是世界有名的地震區，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超過330人，達到世界人口密度的10倍左右，而且幾乎沒有什么說得上的資源優勢，應當說，在這樣惡劣的自然環境和資源貧乏的土地上，要想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是非常困難的。而且，這個被稱為是“大和民族”的多民族國家，基本上沒有什么可稱得上的、獨特的文化。
19世紀中葉以前的日本，在西方觀察家的眼中如同當時的中國一樣，是一個與世隔絕的沉睡國家，這是因為日本早在公元六、七世紀就拜中國為師，派出不少“譴隋使”和“譴唐使”全面學習中華文化，以至于幾乎全部傳承了中國的文化，英國人盧瑟夫·阿爾科克評價說：“日本實在是一個充滿反常與逆說的國家”,這與當時西方人對中國的評價幾乎是大同小異。繼1840年的鴉片戰爭，英國人用武力打開了中國的大門后，1853年，美國人的“黑船”（軍艦）也敲開了日本幕府封閉達218年的國門，日本也同樣緊隨中國面臨著被西方列強宰割的命運。此時，雖然中、日兩國的國門被打開，但西方列強自身也面臨著不少困難，他們對東亞國家的侵略和瓜分尚未準備妥當，也就是說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開始的時候，就其外部環境來說，中、日兩國都有成為東亞強國的機會。然而， 中國保守的落后文化觀念左右了中國的發展方向，“洋務運動”并沒有觸及到中國社會的根本問題；而日本的維新派則及時抓住機遇，選擇了決定性的“倒幕”，使日本“沖出了最危險的關口”（井上清《日本近代史》）。
在1868年日本的“明治維新”過程中，明治天皇率領文武百官向神明宣誓的《五條誓文》中，有一條為“求知識于世界”，學習外國一切先進的科學文化成了日本的綱領性國策。著名學者黃仁宇說：“日本民族注重自然，不沉湎于抽象觀念，日本人經常在技術工作中體現出精研獨到的能力，以及人與人之間易于協調的特點。”一個事例很能說明這一問題，1543年，一艘葡萄牙的商船在日本的一個島上失事，船上的船員以上千兩黃金的價格賣給當地首領一支火槍，葡萄牙人欣喜若狂。但是，日本人很快學會了制造火槍并且加以了改進，到17世紀初，火槍的價格已經降到了每支1.2兩黃金。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人性格特征的著作《菊與刀》中，形容日本人的個性是一種菊花般的雅致、內斂和刀劍般的剛烈、堅韌的矛盾性格，這種性格以及“大和民族”本身多民族的構成體系，使日本傳承了中華文化的精髓，但是，卻更能清晰地把握文化的走向。
大和民族歷來是一個善于學習的民族，不僅在科技領域，而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宗教等諸多領域，也都以善于學習先進民族的長處而著稱與世。著名經濟歷史學家G·C·阿倫說：“日本不是突然（1868年后）獲得如此影響西方世界的能量與無休止的野心，從它的整個歷史發展過程來看，日本人有迅速吸收消化新觀點與新方法的才能，更重要的是有訓練有素并不斷大膽實踐的組織能力。”此時，正值世界工業革命的黃金時期，一種工業經濟時代的新文化正在逐漸形成，而在日本人眼中一直被視為東亞龐然大物的中華帝國，竟然被勞師遠征的小股英軍輕而易舉地擊敗，這使日本人受到了極大的刺激。然而，直接促使日本開始“明治維新”，并將目標轉向了新的學習對象，宣布“脫亞入歐”的真正原因，是日本人對中國文化已經有了清醒的認識，即“華而不實，缺乏雄心壯志，注重虛名，漠視實效。” 以至于在北洋海軍即將全軍覆沒之際，日本海軍司令伊東佑亨在給北洋海軍提督丁汝昌的勸降信中說：“清國而有今日之敗者，固非君相一己之罪，蓋其墨守常經不諳通變之所致也。”
當時，慈禧皇太后一天的生活費用是4萬兩白銀，實際價值可以購買吉野級巡洋艦一艘，兩月的費用可以購買一艘超級主力艦艇。當年擊沉中國“致遠”號的日本“吉野”號軍艦，就是清政府在德國漢諾威船廠訂購的，因為后續的海軍軍費被挪用，無錢支付，才被日本買走。所以，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失敗的原因，并不是我們被人家打垮的，而是我們自己首先就已經垮掉了，因為一個貪圖自己享樂的小朝廷是不會顧忌國家的利益與民眾的疾苦的。驚醒過來的日本在“明治維新”中提出了“富國強兵”、“殖產興業”和”文明開化”的三大國策，開始了追趕西方的急行軍。日本驚人的學習和復制能力此時充分地表現出來了，“明治維新”后僅8年即1876年，日本的“黑船”就撬開了朝鮮市場；1894年的中日戰爭中，日本又在中國得到了大筆賠款；10年后，日本又打敗了強大的俄國。而中國人則一直固守著洋務派“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認為中國的根本體制和文化是最優秀的，只要把西方的科學技術學過來就行。所以，對西方社會的一切變化視而不見，因而一敗再敗，最終成為西方列強任意宰割的對象。
中國遭受西方列強侵略的境遇雖然讓人感到同情和憤怒，但是，這樣一個東方大國竟然毫無還手之力也著實讓人感到困惑。馬克思就在《鴉片貿易史》一文中對中國表示出一種不解：“一個人口幾乎占世界1/3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于現狀，人為地隔絕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注定最后要在一場殊死的決斗中被打垮的。”其實，中國的悲哀早在南宋抗金民族英雄岳飛被以“莫須有”的罪名謀害以后就已經開始了，而元朝初期血腥的屠戮政策更是注定了中國民族精神的徹底消亡。“數字化之父”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一種文化的自身力量越強（無論是國家的、制度的、代際的還是其他類型的文化），它就越不可能孵化出創新精神。習以為常并根深蒂固的觀念、廣為流傳的規范以及各種行為標準都是產生新想法的敵人。任何以和諧以及均衡為驕傲的社會，幾乎不可能誘發另類思想。”一個體系的和諧是自然達成的，而創新與協調的基礎才是和諧中最重要的內容，這就是創新的價值之所在啊。
從1298年馬可·波羅在獄中撰寫《馬可·波羅行記》開始，到1687年柏應理、殷鐸澤等四位神父編譯的《孔夫子：中國哲學家》在西方的出版之前，西方人對中國文化是無比崇拜和向往的。但是，當伏爾泰等啟蒙主義者將中國奉為一種浪漫理想并達到極端的時候，很快一種否定力量開始強大起來。1736年，尼古拉·布朗杰在其《東方專制制度的起源》一書中就已經指出，中國人固步自封，將自己與世界隔絕開來，施行的是一種古老、僵化、衰落、殘暴的專制制度，隨后，西方人用他們特有的審視眼光和標準，對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進行了嚴肅的剖析。所以，西方人對中國的入侵在很大緣由上，是基于對中國文化本質的認識和對中國專制制度弊病的了解。
但是，日本在近代發展中的表現卻與中國的表現恰恰相反，他們提倡“中學為用、西學為體”，虛心學習西方的文化結構和科學教育體系，然后再充分地發揮自己的創造力和聰明才智進行改造。可以說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除了對中國亦步亦趨以外，幾乎是與世隔絕的，而日本的發展模式也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不同，但是，從日本所采取的戰略來看無疑是成功的。研究近代日本發展的規律，我們發現日本一直是把歐美作為合作伙伴，把中國視為競爭對手，把世界作為自己的市場；而中國長期以來則一直是以大國心態自居，始終是把歐美作為競爭對手，把日本作為合作伙伴（從來沒有把日本作為競爭對手），把自己的市場當成世界來開發。這兩種截然不同的發展戰略，最終的結果表現明顯不同，中國一直在發展中國家長期徘徊，日本則早已跨入發達國家的行列。當然，日本人的這種創新從本質上來說，并非全是源于自己的創新，而是說它采納和仿效他人的創新更加快速有效，這種區別來源于對商業文明本質的理解與核心體系的建立。
中、日之間的這種發展變化，究其原因是因為中國人一直將中國的文化引以為榮，要迫使中國人接受西方的文化實在是一件極其丟“面子”的事情，甚至至今希望振興所謂的“國學”的觀點仍然大有市場，因而，有人始終不能單純理解西方文化的廣度與深度。然而，正是日本這樣驚人的變化徹底動搖了中國人的自信，終于迫使中國人認識到變革的重要性，這個社會再不變革真是不行了，于是，中國社會近代變革的歷史終于拉開了帷幕。從日本的發展歷程來看，最大的特點就是“以變求變”，擁有快速變化的發展能力，而日本之所以在近代取得經濟奇跡的關鍵，就是因為私營企業很好地把握了“以變求變”的精髓，所以呈現出非常卓越的表現。尤其是在強大的競爭對手面前，日本企業不但能迅速地汲取歐美企業的管理精華，而且，更能結合自身的特點加以發揮創造，所以，日本制造的產品反而比歐美更具有獨特的優勢。日本戰略之所以成功的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經濟發展十分迅速，從一個封建國家一躍成為了一個“后工業化國家”，可以說日本是東方文明向西方文明學習的成功典范，但是，由于種種歷史的原因和中日兩國之間歷史的糾葛，我們一直沒有真正研究和承認日本的這種范例。
中日兩國之間的差別還體現在教育制度上：中國人的戰略失誤和落后意識集中體現為至今沒有建立起與世界同步發展的、先進的教育制度上。19世紀末的史密斯曾評價當時中國的教育說：“中國的教育根本無法使接受教育者在能夠理解和能夠運用的意義上掌握一門學科。”，事實也的確說明至今中國的教育仍然沒有更大的長進，因為100多年過去了，從1901年第一個諾貝爾獎頒發截止到2004年，在672位獲獎者中至今中國學者仍然是一個零的記錄。美國著名的日本研究專家賴肖爾總結說：“事實上對日本社會影響最大、使日本獲得成長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它的教育制度。”早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的教育就與當時最先進的西方國家相差無幾，此后，更是把教育放在首要位置，僅明治時期的第一個年代，就從23個國家請來了2400多個外國人教授西方的組織管理與生產方法。
1885年4月18日，中日兩國簽訂《天津條約》后，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各有一段話發人深省。李鴻章認為：“大約十年內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土之遠患。”伊藤博文則大膽預測中國：“似乎奮發有為，但是一、二年后必定因循而安，如西方所說，中國又睡覺矣。”果然，十年以后，即1895年3月23日，李鴻章與伊藤博文又一次會面了，不過他們是分別代表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的清政府與逐漸強盛起來的日本政府，在日本馬關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又一個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日本——這個直到1894年甲午戰爭爆發之時，都是和中國一樣背負著不平等條約的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