爭力。三是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為中心環節，大幅度提高科技進步和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緩解經濟增長對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壓力。
第一，在需求結構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把經濟發展建立在居民收入不斷提高和消費需求不斷擴大的基礎上，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加大政府的社會保障投入和公共服務支出，穩定居民的消費預期和增強消費信心。同時，合理調控投資過快增長，引導向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領域的投資，逐步降低投資率。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統籌協調我國經濟發展與國際產業轉移的關系，逐步形成內需與外需互動型增長機制，促進對外貿易和國際收支平衡，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
第二，在產業結構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做強高技術產業，推進高技術產業從加工組裝向自主研發制造延伸，提升高技術產業附加值和核心競爭力；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振興裝備制造業，依托重點工程和重大項目，加快重大技術裝備開發，提高裝備制造業對現代化建設的保障程度；抓住有利時機，加快淘汰鋼鐵、煤炭、電力、有色、化工、建材等行業的落后生產能力，有序發展資源效率高、規模效益好的現代能源、原材料產業。當前，尤其要重視生產性服務業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促進與推動作用，加快推進生產性服務部門的市場化進程，不斷完善政策環境，調整生產性服務部門的供給結構，加快發展金融保險、研發設計、綜合運輸、現代物流、信息服務、商務服務等生產性服務部門，提升制造業的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本含量，通過生產性服務滲透到制造環節，從而大幅度提高制造業附加值，提升經濟整體素質和產業國際競爭力。
第三，在要素結構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著力構建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互相促進的體制。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和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引導創新要素向企業集中。在繼續發揮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培育以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為基礎的新競爭優勢。當前，尤其要抓住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對科技創新成果的市場需求擴大和工程實踐機會增加的戰略機遇，緊密結合經濟社會發展緊迫需求，調整科技資源戰略布局，培育一批產業特色鮮明、配套體系完整、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群，帶動自主創新能力的整體躍升。同時，要大力完善鼓勵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法制環境、政策體系、激勵機制、市場環境。大力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全面提升知識產權創造能力和水平，促進自主知識產權成果的產業化應用，完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
五、關鍵在深化改革和完善體制
我國經濟發展方式不合理，根本原因在于體制條件，主要癥結是市場體系還很不健全，要素市場發展滯后，資源要素價格扭曲，市場主體特別是企業行為還不規范；財稅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還不到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取得實質性進展和重大突破，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培育和增加市場功能，增強市場機制對技術進步和節能降耗的激勵和“倒逼”效應。當前，最迫切的任務主要是：
第一，完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資源價格偏低，必然造成對資源過度需求和浪費，誤導資源性產業過度發展，致使產業結構升級缺乏壓力和動力。完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就是要使各種資源價格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引導和激勵市場主體在充分競爭中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要積極穩妥地推進石油、天然氣等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逐步矯正價格扭曲；較大幅度地提高資源稅率，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形成引導和激勵市場主體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機制。資源價格改革涉及利益結構的調整，還會遇到低收入者承受能力問題，但不下決心推進這項改革，價格扭曲狀況便很難扭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很難落到實處。
第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中央政府的收入比重有了較大提高，但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尚未形成，一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和比例雖然增長較快，但仍不能滿足“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需要。以增值稅為主體的財稅體制，客觀上刺激了地方不顧資源和環境條件，盲目發展財政增收效益大的傳統重化工業。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迫切要求對現有財稅體制進行新一輪戰略性調整。要在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權責的基礎上，相應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責任和轉移支付力度，適當整合專項轉移支付項目，提高一般性轉移支付比例；逐步建立與主體功能區管理相適應的財稅體制，增加對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用于公共服務和生態環境補償的財政轉移支付；加快增值稅轉型，研究開征物業稅，逐步建立以財產稅為主體稅種的地方稅收體系；提高資源稅率、開征環境稅，建立健全資源環境稅收制度。
第三，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權責一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加快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潔政府和效能政府。構建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加強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功能互補和信息共享，進一步健全國家發展規劃、產業政策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之間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按照中央統一領導、充分發揮地方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明確中央和地方對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方面的管理責權。逐步理順中央和地方在財稅、金融、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領域的分工和職責。完善政府績效考核體系，實施重要指標統計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機構、專業組織和社會公眾共同參與的評價機制。
第四，構建有利于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微觀基礎。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微觀基礎。要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加快建立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增強國有經濟活力；積極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深化壟斷行業改革，引入競爭機制；積極推進企業重組并提高產業集中度，培育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促進民營企業制度建設和管理規范化，提高集約經營水平。
作者介紹：王一鳴，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
1.人口眾多的大國優勢
人口眾多曾是長期困擾中國經濟的最大障礙。在全球化背景下，這一劣勢正在向比較優勢方向轉化，這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動向。一方面，人口眾多，勞動力資源豐富，可以長期維持低工資成本的優勢；另一方面，人口眾多，潛在市場需求巨大。在資源全球重新配置過程中，廉價勞動力和巨大市場潛力吸引大量外資進入，尤其是隨之帶來的技術、管理知識和市場開發能力。這些稀缺要素與中國優勢的結合，是中國20多年來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因。自2002年加入WTO，中國的對外開放步入一個新階段，3年來的發展更充分顯示出中國主動融入經濟全球化的比較優勢：
(1)對外貿發展速度顯著加快。2001年中國進出口同比增幅僅7.5%，從2002年起中國外貿猛然提速。2002年中國進出口總額增長21.8%，2003年增長37.1%，2004年增長35.7%，3年間外貿總額翻了一番，全年外貿總額達1.15萬億美元，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德兩國的世界第三大貿易國。2003年全球進出口商品貿易總額為15.2萬億美元，其中美國為13%，德國為9%，中國不到6%，2004年中國將達7%左右。按照近3年的增長速度或稍低一點，在今后幾年中，中國將在貿易總額上超過德國，在出口總額上超過美國，2010年后不久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貿易國。這一預測是建立在中國經濟有很高的外貿依存度之上的，2004年中國進出口貿易將達GDP的70%左右，遠遠高出美國、日本、巴西、印度、俄羅斯等大國，日本對外貿易占GDP的最高年份只有36%。在對外貿易迅速發展的同時，中國面臨著兩方面的挑戰：一是人民幣升值壓力越來越大。由于人民幣升值壓力在相當程度上是因近年來美元大幅度貶值所致，通過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調整和擴大人民幣匯率浮動范圍的改革，這種壓力也不會對中國對外貿易構成實質性影響。二是針對中國出口的保護主義有愈演愈烈之勢。盡管近年來針對中國的保護主義案例和涉案金額增速很快，如2003年共有19個國家和地區對中國反傾銷、保障措施及特保立案59起，涉案金額比上年增長了178%。但涉案金額的絕對數相對中國出口來說并不算大，約為22億美元。隨中國的積極應對和反貿易保護經驗的積累，也不會對中國內生的比較優勢構成根本性損害。
(2)直接利用外資迅速增長。自2002年中國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突破500億大關以來，中國已連續2年成為世界上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的第一大國。2004年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606億美元，僅低于美國的1210億美元，世界排名第二。由于中國利用外資的水平建立在勞動力成本低廉和潛在市場的巨大比較優勢基礎之上，只要經濟保持持續增長態勢，在短期內將沒有國家能夠取代中國的地位。
2.勞動力成本的長期比較優勢
在勞動密集型產業方面中國具有極強的國際競爭力，這早已是公認的事實。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優勢的長期性，這表現在兩個方面：
(1)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低成本優勢將長期維持。東亞先期發展國家經驗表明，隨經濟增長和收入增加，這類產業很快會因工資成本上升在國際間發生梯度轉移。由于中國勞動力供給潛力巨大，許多改革開放之初就已形成的產業，20多年后工資成本仍沒有多大變化。直到最近兩年發達地區的“民工荒”才顯露出工資向上的壓力，距競爭力喪失還有很長一段時間。況且，這些產業在國內的梯度轉移和賦予農民工市民待遇的社會政策改革，將延緩工資成本上升的過程。可以預測，這種競爭優勢維持的時間大體與城市化進程一致。目前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僅為40%左右，不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GDP處于同一水平的國家，農村中仍積壓著大批剩余勞動力。假設城市化率達到80%時，剩余勞動力潛力釋放完畢，即使按照2000年以來城市化進程快速發展速度計算，即年均提高一個百分點左右，由農村剩余勞動力支撐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競爭力也能維持40年左右。
(2)中國在中高技能勞動力成本方面的優勢開始顯露。1990年代以來，由于就業壓力增大，以升學為目的的中學教育和重視工程教育的高等教育體系的優勢逐步顯現，使中國在資本和技術密集的產業開始形成很強的競爭力。跨國公司大舉進入中國，一些高新技術企業的研發中心移往中國就是一個明證。歐盟委員會剛剛發表的2004年競爭力年度報告認為，過去中國商品一般集中在“質量好但技術含量低”的產品上，但現在中國已成為一個“產品成本低但技術含量高”的國家，已對歐盟形成“一種挑戰”。目前，中國的這種優勢才剛剛顯露出來，隨高等教育的普及和職業教育的發展，高技術人才在工資成本上比較優勢將會越來越突出。中國從“制造業大國”成長為“制造業強國”只是時間問題。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中高層次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呈上升趨勢，人們擔心中國在這方面的競爭力將很快喪失的看法不無道理。但是，這主要是中國教育體系缺乏靈活性，不能及時反映勞動力市場供求變化所至：一方面，社會上積壓了大批渴求接受高等教育和提高勞動技能的學子；另一方面，因高等教育規模限制和職業教育體系落后，公眾受教育的需求和企業對低成本人才的需求又不能得到滿足，教育體系不能把潛在優勢迅速轉變為現實優勢。1999年以來為擴大內需的高校擴招扭轉工資上升趨勢，隨近兩年擴招學生進入就業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