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定讓步，使美歐聯盟關系得以維系。美國也注意多方緩解美日矛盾，加強與日本的安保合作。1998年9月，“美日防衛合作指導方針”的制定，標志著兩國軍事合作進入一個新階段。美國還首次提出，在2015年前后俄羅斯和中國可能成為美國的全球性對手。這表明，美國對俄、中兩國的判斷逐步趨于嚴峻，對兩國的防范和牽制力度明顯加大。
4.積極推行新干涉主義和“炮艦政策”。冷戰時期，美國以反共主義作為安全戰略的理論基礎和對外干涉的理由。近年來，美國又極力鼓吹“人道主義災難”、“人權高于主權”和“國家主權有限”等謬論，不斷為新干涉主義尋求法理基礎。美國為推行新干涉主義，還更加倚重軍事力量。國防部長科恩表示：美國的“國家安全政策不只是為了對正在變化中的環境作出反應，而且還為了以符合我們利益的方式塑造這個環境”。(注：《科恩稱美安全政策重點將從應付冷戰結束轉向塑造新時代》，新華社華盛頓1997年1月22日英文電。)據美方統計，從1990年至1997年，美軍對外用兵共42次，年均用兵頻率較冷戰時期高出一倍。1998年以后，美國在不到一年的時間里接連3次對外直接使用武力。
5.更加輕視聯合國的作用。聯合國是當今世界最大的政府間組織，在維持世界和平和促進經濟發展方面具有普遍的權威性。冷戰結束初期，美國曾較為注意借重聯合國的作用，但近年來繞開聯合國加緊推進西方價值觀念的霸氣明顯上升。1998年12月美國繞開聯合國，聯合英國對伊拉克進行打擊，試圖弱化聯合國在解決地區危機中的作用。特別是1999年3月推動北約對南聯盟進行空襲，是美國安全繞開安理會，操縱北約自行其是，而且把手伸進了另一常任理事國的傳統勢力范圍。美國甚至聲稱要重新考慮聯合國安理會的作用、運作和決策程序。美國對聯合國用則取、不用則棄的實用主義態度，嚴重削弱了聯合國的權威，在國際社會創下了非常惡劣的先例。
在美國歷史上，隨著國際戰略格局的大變動而對全球戰略進行較大調整多是在戰爭結束后進行的，冷戰后始于布什政府而由克林頓政府加速進行的全球戰略調整則是在和平環境下進行的，新舊國際戰略格局過渡期將經歷較長的時間，中間具有很多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布什政府和克林頓政府所提出的戰略目標、指導原則及政策構想也不斷發生變化。總的來看，這次調整，涉及面廣、幅度大、影響深遠，是一次全面的、整體性的調整，在戰后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布什政府時期是從冷戰轉向冷戰后的大轉變階段，國際局勢風云際會，各種矛盾錯綜復雜，新舊格局激烈沖撞，雖然提出了“超越遏制戰略”，但該戰略仍帶有過渡色彩，未完全拋棄冷戰期間的戰略觀念。克林頓政府執政期間，多極化趨勢加速發展，大國關系深入調整，國際戰略格局輪廓初現，美國全球戰略逐步完成了從“冷戰型”向“冷戰后型”的轉軌，并確立了面向新世紀的全球戰略的基本架構。這個轉變基本上是以1993年的“擴展戰略”和1994年的“參與和擴展戰略”為起點，結束于1997年的“塑造—反應—準備”三位一體新戰略構想。面向新世紀的美國全球戰略，成為克林頓政府留給小布什政府的最大的外交遺產，小布什政府的全球戰略將在這項遺產的基礎上發展下去。
所謂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是指舉足輕重的特定大國，不考慮大多數國家和民眾的愿望，單獨或帶頭退出或挑戰已制訂或商議好了的維護國際性、地區性、集體性和平、發展、進步的規則和制度，并對全局或局部的和平、發展、進步有破壞性的影響和后果的行為與傾向。單邊主義的本質是無視甚至破壞現有的集體性的規則和制度，單邊主義的核心是逆潮流而動。
即便在冷戰中，多邊主義外交政策雖然占據著主導地位，傳統的以孤立主義為基礎的單邊主義卻依然不時地影響著美國的外交政策。
首先，縱觀整個冷戰時期，美國雖然十分強調多邊合作的作用，并且主動建立起一系列多邊合作的機制，但是，在相當多的情況下，美國卻僅僅只是將多邊合作機制作為實現自身霸權的工具。如：
1.朝鮮戰爭期間，美國利用聯合國組建聯合國軍赴朝作戰，其實質完全是為了美國自身在遠東的戰略利 益，而并非為實現聯合國這一多邊國際合作組織的崇高目標——維護世界和平。
2.美國在冷戰中往往為了自身的利益，甚至僅僅出于意識形態斗爭的需要，將多邊主義和多邊合作放在一邊，肆意地單邊行動，造成國際局勢動蕩不寧。
3.為了全面遏止共產主義，美國不惜在60年代單槍匹馬地發動越南戰爭，以致不僅造成冷戰中的又一場熱戰，而且與自己的盟國間的多邊合作也受到很大的負面影響。
4.即使在經濟領域，雖然美國是戰后全球多邊貿易體制的倡導者，但自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美國為了自身的經濟利益，往往通過運用國內的立法來保護本國的貿易利益，其中1974年和1988年的兩個貿易法就都具有非常濃厚的單邊保護主義色彩。
5.1988年的《綜合貿易和競爭法》要求美國總統對外國的“不公平貿易”實施單方面的報復，對違反“美國知識產權”的國家采取單邊的制裁行動等。
實際上，美國的多邊主義外交政策表現得最為充分的時期是在冷戰結束之后的十年。20世紀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國因冷戰的驟然結束而成為惟一的超級大國。面對失去了對手蘇聯威脅的全新國際環境，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頓政府，其中尤其是后者，堅持通過推行多邊主義的外交政策來確立美國在后冷戰時期世界體系中的領導地位。由此，強調國際制度、國際法在處理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堅持在國際政治經濟和環境領域內通過美國的領導實行多邊合作，推動全球的貿易自由化，倡導人權和積極參與多邊的人道主義援助與人道主義干預，促進世界各國政治民主化等成為該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主流。應當承認，1991年美國通過聯合國授權成功地率領聯軍將科威特從伊拉克的軍事占領之下解放出來；1995年在美國的主持下，通過代頓協議和北約組織的介入解決了波黑多年的戰亂；1997年美國在保護全球環境，遏制地球溫室效應的《京都議定書》上簽字；以及2000年克林頓政府促成阿拉法特和巴拉克在戴維營舉行和平會談等都是美國多邊主義外交的成果。然而，后冷戰時期美國的多邊主義外交因2001年喬治·W.布什入主白宮而嘎然而止。
布什政府單邊主義外交政策的理論與實踐 在很大的程度上，布什政府所推行的強硬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迅速改變著美國外交政策走向。
首先，布什的共和黨政府單方面拒絕承認一系列強調多邊合作的國際條約，其中包括宣布退出由克林頓政府簽署的《京都議定書》，“拒簽”任何有關設立國際刑事法庭的條約，并“廢止”前總統克林頓已簽署的任何有關國際法庭的協議。
其次，布什政府明確表示不再像前政府那樣參與海外的人道主義干預或多邊的國際維和，并且提出將始終堅持不干預原則，即不介入與美國本國利益無關的國際事務，不為他國的利益或國際利益而犧牲美國自身的利益。
最后，但卻是最重要的，布什政府強調國家安全的至高無上地位，并且認為，為了國家安全美國可以甚至必須放棄雙邊的或多邊的合作，單獨地運用自己的強大的經濟政治軍事力量來保衛自己。出巨資建立國家導彈防御體系（NMD），迫使俄羅斯同意中止美蘇在1972年簽訂的《反導條約》等都是這方面最為明顯的反映。
表面上看，美國布什政府放棄多邊主義外交政策而推行強硬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顯得有些突兀，但如果追溯布什政府所推行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的歷史和理論淵源，則會得出相反的結論。
首先，當前美國共和黨政府所推行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是美國的孤立主義外交傳統在21世紀新的表現形式。如前所述，從較長的時段看，孤立主義是美國外交的傳統，而與孤立主義相聯系的單邊主義則是其表現形式。盡管美國國父華盛頓在提出孤立主義的外交思想和方略時，主要考慮的是如何通過不介入國際事務（主要為歐洲事務）而保護當時還很弱的新生合眾國，但“我們是為我們自己行動，不是為別人而行動的。”的外交思想卻深深地根植美國公眾和政治精英的心中，歷經200余年而不變。雖然隨著美國實力的不斷發展和國際體系不斷變化，美國最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放棄了強調單邊行動的孤立主義原則，推行多邊主義的外交政策，但是，為自己行動而不為別人行動的孤立主義外交思想精髓則根本沒有改變。于是，傳統的孤立主義和單邊主義思想便作為一股潛流在“國際主義”和多邊主義外交政策的背后時隱時現，等待著適當的時機再度顯崢嶸。具有強烈保守主義色彩的小布什政府的上臺執政則為孤立主義再度以新的形式凸現創造了條件。
其次，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是經過較長時間新保守主義的新帝國主義理論準備后推出的。美國的新保守主義理論自其始作俑者列奧·斯特勞斯在上世紀50年代創立以來，至80年代開始風行美國，為共和黨保守派所接受。由于新保守主義反對自由主義的政治理念，因此在外交思想上斯特勞斯的再傳弟子們，如珀爾、沃爾福威茨和阿布拉姆斯等人，反對自由主義所倡導的通過國際多邊合作來保障美國的安全和爭取世界和平，堅持認為美國作為一有著領導世界使命的天定民主大國，應該利用自己的實力在國際體系中按照自己的原則行事，而只有這樣才能真正保障美國的安全和世界的和平。就在冷戰結束之后不久，新保守主義學者威廉·克里斯托爾和羅伯特·凱根便提出：“今日世界不可避免的現實就是美國的權力具有多種形式，”同時，“我們警告人們隨著冷戰的結束對美國和平的威脅有增無減，因此，必須倡導通過推行‘慈善霸權’外交政策來爭取和平和推進在全世界實現美國的利益和原則。”1992年，在一份內部的防務計劃文件中，現任美國國防部副部長而當時還僅為國防部低級官員的新保守主義理論家和實踐者沃爾福威茨則更為大膽地提出：作為惟一的超級大國美國主宰著世界，而要保持美國這樣的地位，美國“必須維持各種機制以阻止潛在的競爭對手哪怕是僅僅希望在區域和全球扮演更大角色。” 沃爾福威茨還在該報告中故意不談通過聯合國實施集體安全，而是建議美國“應將未來的聯盟都視為特殊的集合，其通常維持的時間不應超過所應付的危機“。由此可見，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實際上早已就有了非常充分的理論準備。
第三，傳統的強權政治論也是布什政府否定多邊主義，推行單邊主義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依據。在很大的程度上強權政治論是西方各國處理國際事務的主流，美國也不例外，在19世紀推行完全的孤立主義時期，美國十分強調強權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只是否定與歐洲強權結盟而已。1823年門羅總統提出“門羅主義”，1898年美國挑起美西戰爭，以及20世紀初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大棒政策”和建立白色大艦隊等都是強權政治的杰作。這也就意味著孤立主義需要強權的支持，而強權政治論則與孤立主義原則以及單邊主義外交政策相輔相成。實際上,即使在戰后美國放棄孤立主義的外交原則之后，強權政治論依然在很大的程度上主導著美國的外交實踐和處理各種國際問題，只是為了更好地促進本國的利益，美國在冷戰時期和冷戰后的十年中比較強調國際組織和多邊合作的作用。毫無疑問，強權政治與多邊主義之間確實不時地會出現不協調，如在使用武力和武力威脅的問題上，強權政治的邏輯是美國這樣的超級大國應該不受任何外部因素的限制，而多邊主義則認為即使擁有超強權力的美國也應該受多邊國際機制的約束。由于強權政治論所強調的是實力尤其是軍事實力在國際政治中的絕對作用，因此當美國在冷戰之后成為世界惟一超級大國之后，其邏輯的結論就是美國應該放棄多邊主義而完全實行單邊主義，正如美國持單邊主義的保守派人士所經常引用的古希臘著名歷史學家修昔底德所說的那樣：“強者用他們擁有的權力行事，而弱者只有接受他們所必須接受的一切。” 根據強權政治的邏輯，擁有超強軍事權力的美國有什么理由不單邊行事而要受多邊的挈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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