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無法控制央行的貨幣發行和貨幣政策，以保證貨幣和金融制度的相對獨立。（需要說明的是美國貨幣發行實行“發行抵押”的制度，通過提供100%質量合格的抵押品使聯邦儲備券的發行成為具有充分擔保的經濟發行，同時又不以事先規定的限額為依據，具有相當的彈性。美國貨幣發行制度的最大特點是獨立性極強。）
自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外國傳教士在中國近代報業發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和影響
他們在中國傳教的同時，也在報業領域扮演著積極的角色，為中國的報業發展做出了貢獻
首先，外國傳教士倡導了現代新聞觀念和新聞道德
他們引進了西方的新聞理念和新聞技術，使中國的報紙得以不斷創新和發展
例如，傳教士們將新聞報道的客觀性、真實性、公正性等基本要素介紹給中國，從而推動了中國報業的現代化
此外，他們還在中國培養了一批有學術素質和責任感的新聞工作者，為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其次，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報業的內容和形式上，也有相當大的影響
傳教士們在中國創辦的報紙或參與編輯的報紙，種類繁多、內容豐富
他們不僅報道國內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新聞，也把西方的文學、藝術、科技等新聞帶入中國，豐富了中國的報業內容
此外，傳教士們采用的新聞報道方式和版面設計也給中國報業帶來了新鮮感和啟示
最后，外國傳教士的介入使得中國報業有了更廣泛的國際聯系
傳教士們不僅在中國內部創辦了英文、法文、德文等外文報刊，也在國際上努力發起了一系列關于中國新聞、文化和政治的學術會議和研究活動，提升了中國在世界新聞界的地位
同時，傳教士們還通過自己在國外的關系，將中國近代報業和世界各國的報業聯系起來，促進了新聞交流和文化傳播
總的來說，外國傳教士對中國近代報業的作用和影響是多方面的
他們不僅為中國現代新聞的發展做出了貢獻，也為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新聞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機遇和契機
1989年冷戰結束，在歐洲以柏林墻的倒塌為標志，在亞洲以越南從柬埔寨撤軍和馬來西亞共產黨與泰國政府簽署條約為標志。盡管冷戰在朝鮮半島和臺灣海峽的遺產依然存在，但共產主義已不再被認為是本地區的威脅，就像冷戰是東亞經濟奇跡的一大動力一樣，冷戰的結束也同樣對東亞經濟產生重大影響。隨著冷戰的結束，東亞地區所處的國際環境也發生變化，而這些變化又會對本地區內部的經濟產生動態效應。冷戰期間建立的政治、經濟制度與冷戰后出現的新制度以及過去的舊制度和新的環境之間產生的矛盾都會對東亞經濟產生影響。
一、冷戰后東亞的自由化與危機
冷戰時期美國出于反共的地緣安全考慮，向東亞提供大量的援助、支持本地區的經濟發展、開放本國市場，長期與本地區保持著貿易赤字。但隨著冷戰結束特別是美國將重心轉向經濟，美國在東亞政策中意識形態的因素逐步淡出。長期以來美國與新興工業體和東盟之間巨大的貿易赤字就更使得美國國內的新保護主義者堅決要求東亞的國家和地區實行經濟自由、開放本地區的市場。美國則采取措施如威脅提高國內進口關稅等手段強壓韓國、臺灣和其他經濟體更快更廣泛地向美國產品開放本地區市場。在美國的壓力下，對美國產品在本地區的貿易限制部分地或者全部地被取消。美國則又采取措施限制對其本國市場的滲透，美國終止了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進入美國市場的零關稅優惠政策，采取自動出口限制（VERS 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迫使臺灣美元和韓國韓元貨幣升值。除美國的壓力外，全球化也鼓勵著亞太地區的政府抓住機會以獲得最大利潤。[1] 在國內，東亞地區持續二三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使工業擴張，并造就了一批新的商人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級，社會內部變得更復雜和多樣化，他們也自然要求政府實施經濟改革甚至政治自由化。冷戰后在國際國內的壓力下，東亞地區相繼實行經濟改革特別是金融自由化。如泰國政府為將曼谷打造成地區金融中心，采取了一些金融自由化的方案，取消了各種銀行儲蓄的優惠政策，減少了對資本投資的限制，改變了向商業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獲得貸款的規定，取消了對外國貿易的限制，并允許外國銀行向本地區購買、發行美元貸款。菲律賓、馬來西亞、韓國等國家也采取了類似的金融改革措施。東南亞地區的中央銀行利率普遍較高，這就使得投資者難以償還貸款，生產者難以維持市場的競爭力，消費者也難以維持較高的消費水平。國內利率過高同時也導致本地區金融機構向國外貸款大量利率相對較低的資金。然后再以高利率貸款給國內企業以獲取高利息回報。這樣，一旦資產泡沫爆發，銀行和其他租借機構的不良貸款就會急劇膨脹，也就會導致它們的轟然倒塌。在韓國，到1991年6月底僅有6.1億美元的貸款被官方列為不良貸款，但實際上來自獨立機構的調查估計已超過這一數字的15%。[2] 到1995年泰國的短期債務上升至410億美元，到1997年韓國公司的不良貸款估計500億美元，大財閥也卷入債務之中，前十個債務利率最高的在359%和1214.7%之間。[3] 另外，本地區的國家外債也急劇增加，據統計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外國的貸款就達到了泰國外匯儲備的120%、印度尼西亞和韓國外匯儲備的幾乎200%。[4] 在政府缺少有效的監督和控制背景下，國內經濟的發展就會因外部資本的流動和不良貸款的日漸增多而變得脆弱。這樣，在冷戰后舊機制（如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機制）被取消，而新制度（如有效的監督干預制度）未建立，或冷戰時期的舊制度被保留而又不適應經濟自由化的新環境，不足以解決新自由化的經濟問題，這就使得冷戰后經濟的發展面臨危機。冷戰后政府失控的金融自由化導致泡沫經濟破產，最終引發1997年7月自曼谷開始的東亞金融危機。
冷戰時期，美國為對抗東亞的共產主義，向該地區提供大量的軍事經濟援助、開放本國市場，甚至不惜犧牲部分美國自身的經濟利益來促進東亞地區的經濟發展，并積極推動日本和東南亞的經濟體系的形成。冷戰結束后美國不再有地緣冷戰的顧慮，于是要求本地區經濟自由化，更大程度地向美國產品開放，美國再也不會將所有的好處都讓與東亞了，而主要考慮自身在本地區的經濟利益。可以說在缺少對經濟活動監督的情況下，經濟活動自由化無疑是導致危機的一個最重要因素。[2] 在危機即將來臨前向泰國和其他經濟體未發出足夠的警告，當危機襲擊本地區時美國也沒有像兩年前幫助墨西哥那樣向東亞地區提供及時的援助，而只是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協助泰國和其他受影響的國家和地區擺脫經濟困境，而IMF堅持預算平衡、高利率和減少政府開支就使得東亞經濟更是雪上加霜，并加深了社會的動蕩。短短幾個月內IMF的“療方”就導致了泰國、印尼的失業率翻了一倍。韓國的失業率也從1997年的2.3%上升至1998年3月的6.7%。[5]
從冷戰前、冷戰后以及危機前、危機后美國對東亞經濟的態度變化可見，美國在追求國家利益的同時，冷戰使美國為了維護在東亞地區的安全利益，不惜犧牲部分美國利益來支持東亞經濟的發展，一旦冷戰結束，美國在追求國家利益方面就再無安全考慮，而放手要求經濟自由化以使美國產品盡可能地打入本地區。東亞金融危機如同冷戰突然結束一樣猛然爆發給東亞經濟造成沉重打擊。當然，這并不是說冷戰結束東亞繁榮也就結束了，對東亞經濟的發展要從長遠、動態而非短期靜止的眼光來看待，畢竟亞太地區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特別是又有了崛起后的日本和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出現。 二、冷戰后東亞地緣經濟的一體化
冷戰時期東亞地區有著相同的經歷，東亞資本主義陣營都充滿了對共產主義的恐懼，美國以冷戰為借口支配著亞太經濟的發展，之后日本的投資又橫掃整個東亞。本地區也大都形成了中央集權式的政府，實行政府主導下的經濟發展模式，并由進口替代轉向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共同的經歷意味著它們在應對未來經濟問題上有著很多相同的挑戰。[2] 這就加強了本地區之間的合作與交流，也就推動了地區主義的發展。的確，在很大程度上冷戰掩蓋了東亞地區主義的出現，尤其是美國通過與東亞盟友簽訂的一系列雙邊條約，傾向于禁止東亞內部之間的直接聯系，但是一旦冷戰結束，多邊主義開始成為東亞的主流后，東亞經濟發展的地區主義思想就會出現。亞太經濟合作組織論壇就是在1989年冷戰結束的年代成立的，盡管該組織是將太平洋兩岸的國家和地區聯系在一起，但反映了冷戰年代曾潛伏著地區主義的發展這一事實。
20世紀90年代早期，東亞地區對于政府主導的地區一體化缺少興趣，多數國家和地區不主張通過地區合作的方式解決經濟發展中的問題。此時，東亞地區主義主要是基于市場引導下的經濟合作，其中主要是中國和日本公司在本地區的投資和貿易來推動。本地區缺少對政府主導地區主義的熱情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最明顯地表現出來。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爾提出建立東亞經濟組織集團（EAEG）遭到周邊國家和地區的冷淡反應，當然，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美國擔心被排除于本地區所致，最后在美國的同意下，EAEC成了在APEC框架下的一個分支機構。
與歐洲和北美洲相比，東亞地區在經濟合作、地區一體化方面相形見絀，自然就更不用說政治方面的合作了。歷史的因素、亞太地區內部的巨大差異以及本地區與外部程度不同的紐帶都阻礙了它們在國際協談中采取一個共同的聲音，也阻礙了本地區內部就一系列重大問題達成共識。在東亞走向地區一體化方面，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它更像是一個辯論的俱樂部而非代表一方利益的談判主體，其決議難以對所有成員具有約束力。其成員包括美國、加拿大甚至南美洲一些國家，它們自然強調自身利益而非為亞洲考慮。因此，APEC也就很難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亞太經濟共同體。[6] 再如東盟在1967年成立后就演變為一個反共組織，主要在安全問題上發揮作用。盡管也努力促進東盟內部的貿易和投資，但東盟國家一直主要是與其他地區從事經貿往來，內部彼此之間的經濟互動很少，如果將新加坡排除在外，那么東盟國家內部的貿易僅占東盟總貿易額的5%。冷戰后東亞與世界其他地區的貿易和投資發展較快，美國長期以來一直是本地區多數國家的最重要出口市場，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很可能仍是如此。東亞與歐洲的經濟規模仍然超過本地區內部的貿易和投資。日本在本地區的經濟活動對亞太多數國家和地區至關重要，但日本在對外出口和投資上仍主要以美國為目的地，依賴本地區相對較少。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之間三角貿易和投資的增長都會導致東亞內部經濟互動的增長，但實際上這只是毗連地區性一體化而非代表整個東亞。同樣，香港與大陸之間的貿易發展也會導致外貿數字的上升，但實際上這也只是意味著香港更加與中國內地經濟融為一體。
冷戰后東亞經濟一體化的程度相對較低，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雖有發展但基本上仍是一個松散的合作機構，但所有這些都隨著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而發生變化。多數東亞地區的政府對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處理危機的不當表示憤恨，對于美國政府反對成立“亞洲貨幣基金”以應對未來危機的做法也表示痛恨。東亞地區的政府只有選擇其他的方式方能更好地應付未來出現的危機，而推動本地區真正意義上的一體化應是解決本地區經濟問題的最佳方案。冷戰后至危機前，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得到較大發展，但它畢竟不是代表東亞地區的經濟組織，東亞地區對于推動本地區一體化所扮演的角色有限，但危機后東亞政府則積極地推動本地區的經濟合作。另外，在全球區域經濟競爭中來自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巨大壓力也催生了東亞地區一體化的發展。
東盟10+3（APT）是本地區較為成功的區域經濟合作模式。戰后東盟各國幾乎都是從歐、美、日引進資本和技術，發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