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月，新加坡對中國的出口增長了50.6%，增幅遠遠大于與日本的貿易。現在隨著貨物貿易協定的簽署和減稅進程的啟動，新加坡的獲益只會越來越大。
這些數據都在支持中國政府一直表達著的觀點，即中國的經濟增長和對外開放并不像美國、歐盟那樣只對發達國家有利，開放的中國經濟對周邊的發展中國家而言是互惠的。
“中國正創造一種新的地區經濟聯系格局和經濟增長動力機制。”張蘊嶺說，東盟地區由于受到亞洲金融危機的襲擊，正處于結構性調整，而在世界經濟增長放緩的背景下，中國與東盟的經濟合作卻呈現持續增長態勢，“新的價值鏈正在生成”。
2020年11月30日，世界貿易組織（世貿組織，WTO）上訴機構最后一位法官趙宏任期屆滿，正式離任。這意味著世貿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暫停運行，也意味著以后國際貿易領域的爭端，將會面對無人解決的局面。作為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上訴機構被譽為“皇冠上的明珠”，它的停擺再次令多邊貿易體制改革話題成為焦點。
上訴機構遭遇“寒流”
上訴機構是WTO爭端解決機制的一個常設機構，由7名法官組成，其主導的上訴審程序是WTO爭端解決機制的重大創新之一。由于上訴機構的裁決是終審判決，因此，由誰來擔任法官就顯得尤為重要。按照世貿組織目前的決策機制，每一位法官的遴選、連任都需要WTO全部成員的同意。
WTO爭端解決機制發揮著“國際貿易法院”的功能，實行兩審終審制。一審為專家組，二審就是上訴機構。當需要解決貿易爭端的成員對專家組報告（相當于一審裁判）不服時，可以向上訴機構申請二審。如今，因為沒有法官，上訴機構不得不停擺。而之所以走向“沒有法官”的局面，是因為美國持續阻撓上訴機構法官的遴選。
“美國迫使WTO上訴機構陷入癱瘓的根本原因是，現階段，上訴機構不符合‘美國優先’的立場，不能夠最大限度地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美國不再愿意接受司法獨立的爭端解決機制的約束。”張琳這樣說。
事實上，美國才是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使用次數最多的國家。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11月，美國作為原告向WTO發起經貿訴訟120多例，其起訴案件的數量占全部案件總數的20%還多。
改革：談何容易
上訴機構的停擺令一部分人懷疑WTO的作用和影響力。不過，正如中國法學會世界貿易組織法研究會會長林中梁所言，共識性的看法是，WTO的未來是光明的，但要改革和發展。
國際貿易領域80%的基本制度和主要制度由WTO建立，維護現有多邊貿易體制意義重大。
WTO建立了“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貿易體系，通過削減關稅、市場開放等貿易自由化和貿易便利化措施，拉動全球經濟增長、改善世界人民福祉。
在WTO框架下，不論實力大小，成員都擁有同等的投票表決權，體現了高水平的公平性；爭端解決機制以其公正性、獨立性，為打破國際貿易領域的經濟霸權欺凌、產業霸權欺凌貢獻了力量，創造并維護了公平的國際競爭環境。
在WTO的規則體系下，反傾銷、反補貼案例中最根本的裁定依據是，“一國的產品出口是否對進口國的相關產業造成了實際損害”，這一規則為實力相對較弱成員的產業發展提供了合理保護。
不過時至今日，世貿組織不得不面對需要改革的事實：一方面，世貿組織的核心功能難以繼續發揮作用；另一方面，國際貿易規則演變的背后是國際體系權利結構的分配與協調，既然從前的博弈格局已經換了模樣，話語權、規則也要改變。
回溯過去，多邊貿易體制的發展 歷史 實際上就是成員的博弈 歷史 。
在關稅及貿易總協定（關貿總協定，即GATT，WTO前身）時期，多邊貿易體制演進的主要矛盾是諸多發達國家間的矛盾。具體來說，主要是美國與歐盟、日本等發達工業化國家間的博弈，當時多輪談判的焦點均在于工業制成品的關稅削減。
WTO成立（1995年1月1日）以后，成員不斷增多，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大類：發達成員、發展中成員、轉軌經濟體成員和最不發達成員。由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不斷實現快速發展，世界經濟格局呈現“東升西降”的特點。與此同時，世貿組織的議題也比從前更加廣泛，涵蓋了貨物貿易、服務貿易以及知識產權貿易，利益博弈更加復雜。
多哈回合貿易談判啟動（2001年11月）以來，多邊貿易體制演進的主要矛盾轉變為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間的矛盾。此時，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快速發展，在全球經貿格局中的地位得以上升，談判實力也比從前更加強大。然而，發展中國家關心的議題并沒有得到發達國家的有效回應，而發達國家要求的所謂“平等交易”也無法得到發展中國家的認同，這是多哈回合貿易談判失敗的根本原因。
WTO需要改革，但改革是十分艱難的。
此外，改革議題尚且難以聚焦。對于不同的議題，如電子商務、產業補貼、服務貿易、特殊與差別待遇、爭端解決機制、提高政策透明度等，各成員都向WTO提交了議案，表達了自身訴求，但這些議案的差異十分顯著。“哪些需要改”尚未達成一致意見，更不必說“如何改”。
區域經貿合作受青睞
2018年3月8日，CPTPP（《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簽署，同年12月30日，協定正式生效。
2020年7月1日，USMCA（《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協定》）正式生效。
2020年11月15日，RCEP（《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正式簽署。
當前，多邊、區域、雙邊等不同層次的經貿合作規則構成了完整的國際經貿規則體系，三者互為補充且相互促進。
楊立強說：“就目前的整體發展情況而言，多邊經貿規則構成了國際經貿的基本規則，包含世界主要經濟體在內的WTO成員均要執行這些規則；區域和雙邊經貿規則主要體現和滿足參與經濟體對超出或高于多邊經貿規則的需要，因此二者又被稱為‘WTO+’。理論上，區域和雙邊層面的經貿規則也會以各種形式反映到多邊經貿規則中。不過，區域經貿規則的水平往往高于多邊，若想推廣到全球，還必須要推動多邊經貿規則的調整和改進才行。一旦區域經貿規則的影響力足夠強大，就有可能反過來成為新的多邊經貿規則的雛形。”
等待轉折點到來
世界貿易組織的運轉早就出現了一些問題，圍繞改革進行的討論甚至爭論也早已有之，然而真正的改革措施從未付諸實踐。
“2008年以來，以WTO為核心的世界貿易體系已經危機重重。而最近20余年，WTO實際上沒能取得任何大的談判成果。美國新一屆政府（拜登）上臺后，會重拾多邊合作路線，WTO改革談判進程或將加速，但各方分歧巨大，能否達成共識存在變數。”徐飛彪這樣強調。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區域貿易協定“風頭正盛”，它也不會取代WTO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支柱地位。
例如，中國通過“一帶一路”倡議，推進與“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經貿合作，與WTO比較，就是一種私人定制。“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與中國，就是通過積極參與區域貿易協定談判，尤其是積極參與構建高標準的國際經貿規則，來推動區域經貿合作的。
亞太經合組織（下稱APEC）“跨太平洋戰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TPP）TPP的出現可以稱之為亞太區域合作中“硬機制”向“軟機制”——APEC的挑戰
美國希望將TPP打造為“一個面向21世紀的、高標準全面的多邊自由貿易協議”，該協定成員所進行的經貿自由化談判包含更高標準，如環保、勞工、知識產權、政府采購等，是以各項標準為基準的貿易自由化談判
TPP協議尋求締約國10年內取消所有關稅，實現貿易自由化
一旦達成，就具有法律約束力
相比之下，APEC會議是建立在協商一致基礎上的，成果不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彈性”機制
有觀點認為，美國在APEC的框架下強力推進TPP的“小集團”，其架空APEC的意圖已經非常明顯
TPP的談判雖然仍面臨很多問題，但毋庸置疑的是TPP已經成為美國主導的亞太地區經濟合作的新框架，TPP最終將取代APEC
與“替代說”相左的觀點則是“互補論”
有學者反對現在就提TPP取代APEC的說法，理由如下： 一是美國在亞洲的存在，是增強還是繼續遭到削弱尚沒有結論
夏威夷峰會上美國是否能如愿以償宣布TPP談判結束還面臨諸多的不確定性，美國對APEC立場的也在徘徊，還需深思
二是在處理亞太多邊經貿問題的APEC機制框架下，遠景目標是最終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FTAAP），而實現這一目標有很多道路，目前的高質量、有法律約束力的TPP是朝著“亞太自由貿易區”努力的一個有益“探路者”而已
三是TPP只是一個經濟貿易協定，還不能稱得上不是一個亞太地區建設的機制
APEC這一具有廣泛代表性的機制，討論議題更加廣泛，為TPP領導會晤，以及未來新成員加入TPP提供了一個不可或缺的平臺
四是政治因素是美國力推TPP的重要原因，不能單純的以貿易自由化的立場觀察TPPD的發展
據此，盡管TPP來勢洶洶，但不現在就給TPP和APEC的命運下結論為之過早
從目前的發展情況看，TPP與APEC可以相互補充，共同推進亞太地區機制建設的演進和發展
無論是“替代”還是“互補”，一個基本的共識是：由于TPP的出現，亞太地區的區域合作和機制建設正在“變”，美國的態度和政策正在“轉”，使得中國的亞太區域合作戰略必須要“調”
有專家認為，對中國來說，應從國家戰略的高度而非一般性的FTA合作看待參與亞太區域合作的重大意義
首先，APEC是中國加入的第一個大規模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是中國融入國際體系的一個重要轉折點
加入APEC的20年來，中國利用這個平臺走向世界
其次，參與區域合作為中國積累了重要的區域經濟治理的經驗，從而為未來樹立全球經濟治理的新規范打下了良好基礎
最后，中國在亞太區域合作的角色越來越重要，中美在這一領域的競爭又合作的態勢無法避免
中國在處理中美關系時必須要考慮亞太區域合作中中美協調的問題
TPP與APEC的博弈也說明，多樣性是亞太地區的最大特點
這種多元化趨勢，導致區域合作中的根本性問題，即地區的機制與機制建設，呈現越來越復雜、也越來越分裂的局面
迄今為止，沒有革命性的改變出現
對參與者來說，無論是TPP還是APEC，建設地區機制時間和任務都更加緊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