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加重等問題，已經嚴重影響到經濟增長的質量效益和發展的可持續性。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因此，我國發展低碳經濟除了應對氣候變化等外部壓力外，至少還有5個方面的內在要求。
一是我國人均能源資源擁有量不高，探明量僅相當于世界人均水平的51%。這種先天不足再加上后天的粗放利用，客觀上要求我們發展低碳經濟。
二是碳排放總量突出。按照聯合國通用的公式計算，碳排放總量實際上是4個因素的乘積：人口數量、人均GDP、單位GDP的能耗量（能源強度）、單位能耗產生的碳排放（碳強度）。我國人口眾多，經濟增長快速，能源消耗巨大，碳排放總量不可避免地逐年增大，其中還包含著出口產品的大量“內涵能源”。我們靠高碳路徑生產廉價產品出口，卻背上了碳排放總量大的“黑鍋”。在一些發達國家將氣候變化當作一個政治問題之后，我國發展低碳經濟意義尤為重大。
三是“鎖定效應”的影響。在事物發展過程中，人們對初始路徑和規則的選擇具有依賴性，一旦作出選擇，就很難改弦易轍，以至在演進過程中進入一種類似于“鎖定”的狀態，這種現象簡稱“鎖定效應”。工業革命以來，各國經濟社會發展形成了對化石能源技術的嚴重依賴，其程度也隨各國的能源消費政策而異。發達國家在后工業化時期，一些重化工等高碳產業和技術不斷通過國際投資貿易渠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中國倘若繼續沿用傳統技術，發展高碳產業，未來需要承諾溫室氣體定量減排或限排義務時，就可能被這些高碳產業設施所“鎖定”。因此，我國在現代化建設的過程中，需要認清形勢，及早籌劃，把握好碳預算，避免高碳產業和消費的鎖定，努力使整個社會的生產消費系統擺脫對化石能源的過度依賴。
四是生產的邊際成本不斷提高。碳減排客觀上存在著邊際成本與減排難度隨減排量增加而增加的趨勢。1980—1999年的19年間，我國能源強度年均降低了5.22%；而1980—2006年的26年間，能源強度年均降低率為3.9%。兩者之差，隱含著邊際成本日趨提高的事實。另外，單純節能減排也有一定的范圍所限。因此，必須從全球低碳經濟發展大趨勢著眼，通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和調整產業結構，把寶貴的資金及早有序地投入到未來有競爭力的低碳經濟方面。
五是碳排放空間不大。發達國家歷史上人均千余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大擠壓了發展中國家當今的排放空間。我們完全有理由根據“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要求發達國家履行公約規定的義務，率先減排。2006年，我國的人均用電量為2060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只有經合組織國家的1/4左右，不到美國的1/6。但一次性能源用量占世界的16%以上，二氧化碳排放總量超過了世界的20%，同世界人均排放量相等。這表明，我國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碳排放強度偏高，而能源用量還將繼續增長，碳排放空間不會很大，應該積極發展低碳經濟。
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總體戰略
對發達工業化國家而言，當發展階段到了能源消費相對成熟、高能耗工業逐漸移出時，碳排放強度才會逐漸下降，故其向低碳經濟轉型的起點是從后工業化社會開始，主要任務是減排溫室氣體、實現能源安全、建立新的競爭優勢與經濟增長點。而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能源需求正在急劇增長，發展低碳經濟的起點和任務與發達國家截然不同，我國不僅要節能減排，還要加快發展，必須在加快實現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中走出一條發展低碳經濟的新路。
在戰略取向方面，我國的低碳發展宜采取既基于國情又符合世界發展趨勢的漸進式路徑，制定清晰的階段目標和可行的優先行動計劃。一是把“低碳化”作為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目標之一，并把相關指標整合到各項規劃與政策中去，結合各地實際情況，探求不同地區的低碳發展模式，努力控制碳排放的增長率。二是在可持續發展前提下，把低碳發展作為建設“兩型”社會和創新型國家的重點內容，納入到新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具體實踐中。三是利用國際金融危機的契機，充分利用碳減排、能源安全和環境保護的先進技術，不斷提高我國低碳技術與產品的競爭力，減少潛在的“碳鎖定”影響，逐步向低碳轉型，實現跨越式發展。四是積極參與國際上關于低碳能源和低碳能源技術的交流與合作，引進國外先進理念、技術和資金，通過新的國際合作模式和體制創新，促進生產與消費模式的轉變。我國發展低碳經濟，在積極開展國際合作的同時，最終主要還是要靠自己。五是積極參與氣候變化的國際談判和低碳規則的制定，為我國爭取合理的發展空間。通過承諾符合國情與實際能力的自愿減排行動，提升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同時，堅持要求發達國家率先大幅度減排，并建立“可計量、可報告、可核實”的技術轉讓與資金支持新機制。
在戰略目標方面，據國內多家權威機構研究，到2020年，我國單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可能實現顯著降低。如能在有效的國際技術轉讓和資金支持下，采取嚴格的節能減排技術（包括碳捕獲與封存）和相應的政策措施，中國的碳排放有可能在2030—2040年達到峰值之后進入穩定和下降期。
在戰略重點方面，走低碳發展道路，必須結合國內優先戰略發展目標和各行業自身特點，把握好低碳重點領域，以盡可能低的經濟成本和碳排放量，獲取最大的整體效益，逐步實現整個國民經濟“低碳化”。重點包括6個方面。（1）工業生產、交通和建筑領域。開展高能耗行業的能效達標管理，淘汰重點用能部門的落后產能和強化新建項目的能效監管，努力獲得低碳產品和低碳技術的國際競爭力。（2）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要以低能耗、高能效和低碳排放的方式完成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3）優先部署以煤的氣化為龍頭的多聯產技術系統開發、示范和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技術等先進發電技術的商業化，開發新能源汽車和新型節能建筑，總結推廣最佳實踐技術，探索碳捕獲與封存技術的可行性，在煤炭清潔利用等相關領域達到國際領先水平。（4）加快進口和利用優質油氣資源，探索可再生能源在國家能源系統中的優化配置模式，建立健全多元化的能源供應體系，轉變能源結構，改善能源服務。（5）深入研究農田、草地、森林生態系統的固碳作用，通過生物和生態固碳減緩氣候變化。（6）加強適應氣候變化的策略研究和能力建設。
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主要措施
隨著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的不斷深入，全社會對于低碳發展的熱情不斷高漲，不少城市表達了要爭做低碳試點城市的強烈愿望。低碳發展對我國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實現的。最重要的措施有5項：
一是政府主導，摸清家底，立足實情，確立目標，制定規劃，有序發展，避免一哄而上。
二是鼓勵“產學研結合”，加快開發低碳產品和低碳技術，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搶占制高點。
三是加快研究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包括國家監測考核管理標準，財稅、價格等金融政策措施（如開征碳稅、試行碳交易等）。
四是立即著手開展行業（工業、建筑、交通）、企業、城市、社區的低碳發展試點。
五是加強宣傳引導，使各級領導和公眾了解什么是低碳經濟，為什么要發展低碳經濟，怎樣發展低碳經濟，以推動全社會的生產、生活方式和消費觀念的大轉變。
大學生應該怎樣理解和把握十二五規劃的總體思維方法
今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從中央到地方都在思考“十二五”的發展問題。作為大學生要準確理解和把握“十二五”規劃的總體思維方法，首先要對這個時期面臨的國際、國內環境做一些分析和預測，才能理解和把握十二五規劃的總體思維方法 。
從國際大環境來講，“十二五”或者今后更長一段時間，對我國影響最大，最值得我們關注的事情，主要有以下五點：
1.對全球化和貿易、投資自由化總趨勢的判斷。這個問題對中國來說尤其重要，因為這些年來中國可以說是全球化、貿易投資自由化的最大受益者。總的判斷是，金融危機之后，雖然會有這樣那樣的曲折，但全球化總的趨勢不僅不會逆轉，還會隨著交通、通信技術的改善而進一步加強。隨著全球經濟逐漸復蘇，全球貿易和投資還會繼續增長。這有利于我國繼續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優化資源和要素配置，釋放增長潛力，加快發展進程；有利于我國充分吸收或引進國際資本、國際技術和國際人才，促進產業升級，增強競爭優勢；也有利于我國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獲取重要國際資源和技術。但短期來看，由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各種貿易保護主義傾向會抬頭，貿易保護措施會增加。
2.對全球新一輪技術革命發展趨勢和影響力的判斷。這對大學生思考“十二五”或者更長一段時間的發展也非常重要。總體來看，現在正處于全球新一輪技術革命的啟動期，若干重要領域正在醞釀新的突破。大家也可以看到現在技術進步非常快。為應對氣候變化和金融危機，發達國家都大幅度增加了科技投入，搶占未來競爭的戰略制高點。在新能源技術、節能減排技術、信息技術等若干重要領域，正在醞釀新的突破。技術進步的迅猛發展，對于我們來講既隱含著機遇也意味著挑戰。在實現技術趕超及利用新技術加快發展等方面，我國具有市場潛在規模巨大和產業體系比較完整的優勢，可以藉此在某些技術領域邁入領先行列。但另一方面，在相當長的時期內，發達國家在技術上占優勢的局面不僅不會改變，甚至其創新能力還會進一步增強，我國與發達國家的差距有可能進一步拉大。
3.比較重大的且需要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問題是應對氣候的變化。根據有關研究，如果按照人均歷史累積碳排放相等的原則進行計算的話，美國應當停止排放40年，中國則可以照現在的排放量再排放20年，兩國才能相等。但這畢竟只是個理論計算，如何實際減排取決于國際談判和妥協。不管如何，我國現在已經快到第二大經濟體了，年排放總量全球第一，而且人均年排放量已接近了全球的平均水平，所以我們面臨的壓力會越來越大。另一方面也應當看到，減排對我們來講也不完全都是壞事。減排將促進能源及環保領域的技術創新，增強全民的節能減排意識，有利于我們發揮后發優勢，轉變發展方式，在新技術的基礎上實現跨越式發展。
4.國際金融危機之后可能引起全球產業分工和貿易格局發生變化的一些因素。比如，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消費儲蓄結構、國際收支結構將會發生變化，并將對我國的對外經濟和貿易關系產生重要影響。新技術、新產業的發展將會改變各國的比較優勢和國家之間的競爭關系，并對全球產業分工及貿易格局產生影響。迫于成本上升的壓力，以及由于信息技術的進步，發達國家一些資金相對密集、技術含量較高的制造業，以及一些原來不可轉移的服務業，都有可能進一步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從而為發展中國家產業的升級帶來新的機遇。同時，一些歷史上比較落后的國家工業化進程將會加快，新興經濟體仍會繼續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既對我國構成了競爭壓力，又為我國擴大外部市場空間創造了條件。
最后一個需要關注的，是全球治理結構的調整、重構趨勢及其對我國的影響。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升，我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話語權會相應增大。但與此同時，國際社會對我國承擔國際責任和義務的期望和要求，也會不斷提高。如何從國際規則的被動接受者轉變成為國際規則制訂的積極參與者，是我們面臨的重大課題。
關于國內環境
從國內發展環境、條件來講，以下六點最值得考慮。這六個方面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或者說，既有機遇，也有挑戰。
第一點是需求方面。總的判斷是，潛力巨大，有待釋放。這是因為，“十二五”及今后更長時期內，我國仍將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時期和居民消費結構的快速升級時期，巨大的需求潛力能夠為我國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提供持續的動力。特別是，我國發展的不平衡性，可以使龐大的需求潛力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