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強徒催”。這些詩句使讀者不難感受到群眾高昂的愛國熱情和雄偉的氣勢
1840 年，英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從英國侵略者封鎖珠江口和廣東海面開始，到 1842 年 8 月簽訂《南京條約》結束，歷經兩年的時間，最終以中國的慘敗而告終。然而，這并不僅僅是一場戰爭的失敗，更是中國遭受帝國資本主義奴役的起點，鴉片戰爭結束后，西方列強通過與中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來破壞中國的領土、領海、司法和關稅等主權，致使中國的社會性質發生變化，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并進一步控制中國的政治、經濟、外交和軍事等領域，對中國實行奴役統治。鴉片戰爭的失敗, 徹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腐朽,一個擁有四億人口的泱泱大國竟然敗給一個不足 2 萬人的軍隊，毛澤東同志把鴉片戰爭及其以后一百年間中國對外戰爭的失敗歸結為兩個原因：一是社會制度的腐敗；二是經濟技術的落后。這種分析是十分有道理的。筆者認為，清政府在這場戰爭中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面綜合因素所共同決定的。
1 清朝封建制度的腐朽
清朝是我國封建時期最后一個朝代，晚清時期資本主義已經在西方國家迅猛發展，而當時中國卻仍然停留在封建制度之中，作為具有先進生產力的資本主義在生產力、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上都優越于清朝的封建制度，而且晚清時期腐敗和落后的制度也讓封建制度的缺陷與弊端展露無遺。
中國古代封建制度的主要表現形式和弊端主要表現在君王的專權制度，在封建社會君王的專權制度是阻礙社會進步和歷史發展的重要因素，因為這種體制極易形成暴政和腐敗現象。封建專制和中央集權制度的實質是皇帝權威形式下的君主專制，皇權作為一切政治權力的源泉嚴格控制臣僚的思想意識和政治活動，凡事皆唯皇帝之令是從，將皇帝權威推進到無以復加的程度，這種制度已經遠遠落后于西方的資本主義制度。
清王朝是一個封建專制帝國，皇帝集軍政大權于一身，皇帝權力的相對集中極易造成臣僚政治個性的不突出，臣僚的思想意識和政治活動保守成規，皇帝代臣僚操辦所有公務，反對臣僚獨立思考和議論朝政。
清朝政府還廣泛利用特務機關和其他方式來加強對臣僚的控制和監視。在鴉片戰爭中，英政府在給前方戰斗指揮官在執行戰斗過程中有根據戰時情況自行決斷的權力。即使戰事情況發生變化，指揮官變更，但英國的總體戰略部署和要求基本未改變。相反的，清朝政府對戰爭的態度則前后多次發生變化，一是因為清政府對英軍的實力錯誤估計，二是清軍對自身過于自信：戰前和戰初，以守為攻，以逸待勞。
不在遠洋與敵接仗，設法誘敵登岸聚而殲之；廣州之戰后，清政府采取委曲求全的姿態，避免與英軍正面交戰；英國軍隊第二次北犯，清廷又決意以武力與英軍進行較量；浙東反攻失利后，清朝政府已經開始喪失信心，相信用軍事斗爭很難取得勝利，代之而來的是屈服和妥協。由此可知，清政府對英國軍隊的情況缺乏準確的了解和估計，所以在軍事判斷上明顯失誤，從而造成戰略方針不斷變化，致使前方將士手足失措。極端君主專制會影響社會政治經濟和生活的各個方面，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種個人獨裁主義并不利于一個社會和一個時代的長治久安，與其相反的是，它對整個社會的進步會產生較消極的影響。
2 政府官員的腐敗無能，清政府實行對內鎮壓人民起義，對外妥協投降的反動政策
在鴉片戰爭期間,人民群眾的反侵略斗爭形式呈多元化態勢,不僅有愛國官兵的長期浴血奮戰，還包括各種民間團體的游擊斗爭，由此可見，在當時人民群眾中一直蘊藏著巨大的反侵略斗爭的力量, 特別是遭到侵略軍鐵蹄蹂躪的廣東和京津地區的人民群眾，為了保衛社稷和家園，以大無畏的革命精神，用各種形式打擊敵人，使侵略者受到了應有的懲罰。可是，人民群眾不屈不撓的反侵略斗爭，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但是，抗戰的決定權和領導權卻掌握在清政府妥協派的手中, 他們力主投降侵略者, 極力地扼殺和壓制這種民間的反侵略斗爭的力量, 使之無以發揮。
在鴉片戰爭中，清政府統治階級對戰爭的判斷錯誤頻出，軍隊將領的指揮效率低下，各級政府官兵欺上瞞下，造成對敵我雙方情況的不了解，特別是對英國及英軍情況的無知、誤解，使清廷對于戰爭進程很難有所預見，每每受制于敵，窮于應付，完全失去了主動權，并造成軍事指揮上的失誤致使不能正確地判斷敵人和認識自己，對戰局變化反應的效率低下，判斷錯誤頻出。在兩年的鴉片戰爭過程中，清軍在戰略決策上的錯誤反復出現，既是清政府的腐敗等原因所導致，也是清政府腐敗的具體表現形式。
縱觀其中，清朝政府在鴉片戰爭中有許多先天的有利條件。首先，從戰爭的性質來看，反侵略戰爭的正義性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激發愛國軍民的義憤之情，但是清政府由于其自身的封建性，沒有能夠發動群眾。其次，清政府在戰爭的人數上占絕對優勢，而且是在國內本土作戰，有天時地利的優勢，又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完全處于有利態勢。從清軍第二次抗擊英軍登陸戰爭獲勝可表明，只要清政府具有堅定的戰斗決心再加上足夠充分的準備，準確的審時度勢和正確的敵我戰法，完全是可以打敗侵略軍的。但是，由于清王朝政治制度上的腐朽，貪官的腐敗，致使清政府不僅沒有利用有利條件，反而采取錯誤的對內鎮壓人民、對外妥協投降的政策，從而導致了鴉片戰爭的失敗。
3 軍事上的戰略失誤和武器優劣是決定戰爭勝敗的一個重要因素
清軍戰爭指揮人員的文化素質和軍事素質決定了他們不適應新式的近代戰爭。在當時清軍各級指揮員中雖然也有英勇抗戰為國捐軀的將領，但他們沒有正確的戰術運用和進步的軍事思想。他們的戰略思想還停留在閉關鎖國的封建時代，戰術思想停留在冷兵器時代。所以，前線指揮混亂，軍紀廢弛，驚慌失措，畏敵如虎。
清王朝是一個沒落的封建帝國，長期以來清政府都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盲目地排斥—切西方國家先進思想和科學文化知識的傳播和進入，清政府雖然與西方國家有近200 年的貿易歷史，但是對西方各國了解不夠深入。
清政府王朝自成立兩百年以來，無論是清政府的八旗還是綠營軍隊均已無作戰能力，再加上清政府將士長期未經戰事，一方面缺少實戰經驗，另一方面也未經受嚴格的訓練，完全不具備戰斗能力。而且軍制十分落后，平時星散于各營汛，忙于繁重的雜役，很少訓練；待到戰斗來臨，軍隊臨時從各地抽調拼湊而成，兵將無組織，缺乏合作，很難形成戰斗能力，兵不聽將令，將不得兵力，再加上各級將領指揮不當，對戰術缺乏基本的了解，因此清軍在戰爭中毫無作為，坐失良機，非但未能殲敵，反被英軍所敗。
鴉片戰爭中，英國是世界上頭號資本主義強國，工業發達，武器精良，占有火力上的明顯優勢。用軍事史學家的語言來說，當時的英國軍隊，早已從弓箭大刀長矛的“冷兵器時代”全面進入了“火器時代”，戰斗中的“點殺傷”已為“面殺傷”所取代。作戰中更重要的是火力和火力與人的組織形式，個人的勇猛已退出決定性的位置。而當時中國軍隊主要用的是弓箭大刀長矛，其中也有一些火繩槍，但需要點燃火繩緩慢地捕捉目標，常常在火藥引發時，目標已移動或對手早已開槍將其擊倒。清政府當時的火炮制造和鑄造技術全面落后于西方國家，不僅僅體現在工藝上，而且在鋼鐵的原料上也遠遠低于已經完成了工業革命的英國，因此制造出來的彈藥十分粗糙，其戰斗和殺傷力遠比不上英軍的裝備。
中國人手工鑄造的大炮，鑄件“布滿蜂眼”，炮膛“毫無算學尺度”，裝藥少了打不出去，裝多了自炸自傷，即便有幾門裝有瞄準鏡的西式大炮，兵員也缺乏科學的訓練和戰場配合。
武器是決定戰爭勝負的一個重要因素，但不是最主要的，更重要的是戰略戰術的運用。入侵的英軍以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和戰爭觀念，將人和武器組合成一部精密的機器：戰前偵察測繪，細致到每一段河道的深度；艦炮和步兵之間，配合到射擊時間與進攻距離之間的確切的數量關系；在混亂的中國士兵面前，英國兵排成數排半圓形的進擊隊型，前隊射擊，后隊裝彈，互相交替上前，既不留有火力的間歇，又自我形成安全保護。英國人的戰爭思想正在逐步走向現代化和科學化。而這些方面，當時的清軍均遙不可及。
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雖然失敗了但是也留下了寶貴的經驗教訓。通過對中國在鴉片戰爭失敗原因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個國家政治制度的長期腐敗，經濟技術就必然落后，經濟技術落后，就要被動挨打，甚至失敗，以至喪權辱國。 雖然清朝統治者腐朽愚昧，政治經濟軍事方面落后，并且清政府戰和不定，用人不當，也沒有明確的戰術，但是作為正義的反侵略自衛戰爭，這些都不是戰爭失敗的根本，究其根本，還是腐朽的封建主義不能對抗新興的資本主義。
分析如下：
1、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1840—1949)
主要矛盾: 近代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矛盾，呈現出錯綜復雜的狀況。其中有：中華民族與外國資本-帝國主義的矛盾，農民與地主階級的矛盾，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封建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派系之間的矛盾，各帝國主義國家在中國爭奪的矛盾等。在這些社會矛盾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封建主義和人民大眾的矛盾。這兩對主要矛盾及其斗爭貫穿整個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始終，并對中國近代社會的發展變化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2、新民主主義社會(1949—1956)
（1）新中國成立到土地改革完成前主要矛盾：這一時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眾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國民黨殘余勢力之間的矛盾。新生共和國面臨著兩大歷史任務：一是繼續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遺留任務，徹底解決同三大敵人的矛盾；二是動員人民醫治戰爭創傷，恢復破敗的國民經濟。
（2）從1953年到1956年底主要矛盾：到1952年，隨著國民黨反動殘余勢力被消滅，鎮壓反革命運動取得偉大勝利，特別是土地改革的順利完成，使國內的階級關系發生歷史性的變化。中國還存在兩種基本的矛盾，國內是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國外是中國同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隨著土改完成，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逐步成為國內的主要矛盾。這一主要矛盾的解決就是進行社會主義改造。
3、社會主義初級階段（1956—）
（1）中共八大：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1956年黨的八大指出：我國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決，幾千年來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建立先進的工業國的要求同落后的農業國的現實之間的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然而，由于各種主客觀的原因，主要是黨在指導思想上發生了“左”的錯誤，上述正確認識后來未能很好地堅持下去。
（2）十一屆六中全會：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糾正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方針，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進而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概括。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歷史決議”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作了規范的表述：“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國所要解決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
（3）2017年10月，黨的十九大明確提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擴展資料：
1、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這是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必須認識到，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是關系全局的歷史性變化，對黨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