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87年,帶了大批黃金和絲織品,途經今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緬甸,遠航到黃支國（今印度康契普拉姆）去換取上述國家的特產,然后從斯里蘭卡返航.這樣,早在公元前,中國絲綢就傳入上述各國.

隨著中國政治影響的日益擴大和由于中國精美絕倫的絲綢對世界各地具有的極大吸引力,東南亞、南亞、乃至西亞、歐洲各國都派使節到中國通好,獻禮品以求賞賜絲綢和進行貿易交換.便如,據《后漢書》記載,公元131年,今爪哇（當時的葉調國）、公元159和161年今印度（當時的天竺）和公元97、120和131年今緬甸（當時的撣國）都遣使業中國進獻方物,換得絲綢.這是中國絲綢傳入今日印度尼西亞、印度和緬甸,并通過緬甸到歐洲大秦（羅馬）的另一條途徑.

這個時候的特點如下：中國絲綢從海路外傳雖開始很早,但作為商品交換,只限于統治階級所需的奢侈品,以官方的“朝貢貿易”為主,其數量、次數和規模都不大.其目的只是想在外交上達到“敦睦邦交”和擴大對外政治影響；還未注意到通過海外貿易,在經濟上能增加國庫的收入.民間的海外絲綢貿易,從外國文獻來看似早開始.而在我國史書中卻很少記載,可見絲綢作為商品生產和商業活動,還不普及和發達.

二、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時期----唐、宋時代（960-1279）中國絲綢的外傳

唐朝和日本、朝鮮的海上貿易較前代更加頻繁,日本的遣唐使,名義上雖是遣使貢方物而唐亦回賜絲綢作為禮品,裨上是變相的官方貿易.如802年,日本遣使270人到中國,每人賜絹五匹,共計1,350匹.從宋朝開始,出現了民間貿易.據泉州商人李充的原文報告“自置船一只攜帶各種絲綢和瓷器到日本貿易.”可見當時民間絲綢貿易已很發達.在頻繁的民間絲綢貿易的影響下,日本出現了在仿制“唐綾”（中國絲綢）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博多織”的紡織法.

朝鮮和中國的貿易也很發達,許多來自新羅的朝鮮的人在中國楚州（今準安）僑居.當時楚州是通往朝鮮、日本的重要海港,這些新羅人經營海上運輸,為中日和中朝之間的文化交流和傳布絲綢中起了重要的橋梁作用.

唐代地理學家賈耽說,中國海船從廣州經南海到波斯灣的巴士拉港,全和需時三個月.這條航線把中國和三大地區；：以室利佛逝（今印蘇門答臘）為首的東南亞地區；以印度為首的南亞地區；以大食為首的阿拉伯地區,通過海上絲綢貿易連接在一起.這些地區是中國絲綢貿易的集散地；也是當時世界上政治、經濟、宗教和文化的中心.這條傳布絲綢到外國的航路,在傳布絲綢的同時,對促進各國之間的特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相互傳布和影響,起了重要的媒介作用.

趙汝適的《諸蕃志》和周去非的《嶺外代答》,兩書著者是寧代人,也有與上述相同的記載.

綜上所述,這個時期的特點表現在：中國絲綢作為商品外傳已由陸路轉向海路.唐朝開始設市舶司到宋朝又有發展,標志著海外絲綢貿易性質的轉變.除原有的“朝貢貿易”外,則以市舶貿易為主；開始從過去只注意政治上擴大對外影響,以達“敦睦邦交”,而發展到把它作為財政經濟上的一項重要收入.市舶貿易對宋政權的財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以公元1128年為例,它占國家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上述官方絲綢貿易外,民間海商住海外進行絲綢貿易的,也蓬勃發展.絲綢作為商品生產和商業活動已經很發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