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戰略空間聯合的壓力而陷入“威廉困境”。最后，如果一個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放棄了最基本的區域陸權戰略，就等于徹底放棄了大國地位，其不僅不可避免地會陷入海權爭霸，同時還將面臨來自周邊陸上強鄰更大的進攻風險（見表2）。

在德意志第二帝國建立的頭20年，俾斯麥能夠以其個人的政治影響力成功地引導或壓制住國內主張對外擴張的利益集團的權力沖動。俾斯麥擔任德國宰相時，國內關于海外殖民和擴張海軍的呼聲日隆。俾斯麥的高明之處就在于他的決策能夠一直保持對社會思潮的“引領”，通過提供超出相關利益集團預期的政治利益或在某個利益集團提出完整的政治訴求之前就果斷給予其可能要求的政治結果，對其加以駕馭和引導，使之處于可控狀態。俾斯麥曾私下里向英國駐德國大使表示：“德國的地理位置并不適于建立一支耗資巨大的海軍來保衛本土或貧弱的海外殖民地。同時，德國的地理位置也不適合發展成為一流海軍強國。”

一戰前的歐洲政治版圖

俾斯麥治下的德國奉行的是典型的區域陸權戰略。這種戰略的最大特征便是僅僅將國家安全戰略目標限定為在西歐地區獲得陸權優勢。俾斯麥與同一時代的另一名戰略高手拿破侖三世最大的共同點在于，二者在等待戰略機遇上都擁有無限的耐心：耐心等候聯盟者上門，耐心等待有利時機的到來。普丹戰爭后，俾斯麥曾告誡他的部下：“我常常不得不在埋伏的地點守候多時，忍受身邊昆蟲的覆蓋與叮咬，直到射擊最佳時機到來。”然而，耐心與定力只是崛起國等待與把握戰略機遇的一個必要非充分條件。俾斯麥與拿破侖三世之間具有決定性的不同點則是：前者更懂得國家在追求利益的問題上要考慮到國際社會的整體反應而主動地自我節制――在普魯士發動的三次統一戰爭中，俾斯麥都獲得了除對手以外的歐洲主要國家的支持；而拿破侖三世的貪婪與俾斯麥的節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也直接導致了法國成為擋在德國前面最佳的推責對象。

布萊恩希利（Brian Healy）與阿瑟斯坦（Arthur

在俾斯麥主政德國的近20年時間里，他始終小心翼翼地避免本國直接卷入同霸權國英國的沖突之中。“他用超乎尋常的審慎，不讓任何大國有任何借口組建反德聯盟。”整個19世紀七八十年代，德國將外交政策的重點牢牢限定在歐洲大陸，這反而使法俄成為了與英國爭奪世界霸權的潛在對手。通過“海洋貿易安全搭車”與“安全威脅角色推責”的搭配組合，俾斯麥為德國崛起贏得了穩定而寬松的國際環境，有效地避免了崛起國與霸權國之間可能陷入的“修昔底德陷阱”。

奧托馮俾斯麥（ Otto Eard Leopold von Bismarck，1815年4月1日―1898年7月30日

），照片攝于1896年6月，李鴻章訪問德意志帝國期間專程前往漢堡，拜訪并求教德國前首相俾斯麥。

俾斯麥推行“海權搭車”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明白對于任何國家的商業利益和海外殖民地來說都不可能存在絕對的安全，而任何試圖使德國海上力量超越英國的努力都會激活一場得不償失的軍備競賽或被英法海軍聯合的優勢所完全沖抵。同時，德國并沒有因為放棄追求強大的海權而面臨海外貿易的風險或降低了其崛起的速度。事實上，海權與國家崛起之間并沒有必然的聯系。雖然提爾皮茨在鼓吹擴充海軍時反復強調海外經濟利益對德國生存與繁榮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但在一戰中面對協約國嚴密的海上封鎖，德國仍在美國參戰前的四年消耗戰中的絕大多數時間內對英法俄保持了明顯的戰略優勢。美國雖然是當今最大的海權國，但其海權的發展則是在其獲得全球經濟霸權幾十年之后才開始進行的。因此，海權與海外經濟安全之間并沒有時間先后關系或邏輯上的因果關系。

通過對俾斯麥德國的戰略選擇與崛起壓力的研究可以發現，海陸復合型地緣政治大國在崛起進程中并不必然會伴隨來自海陸兩大地緣空間的擠壓與圍堵。俾斯麥通過推行單一的區域陸權戰略，并憑借其個人的領導才能，緩解了德國崛起對國際體系結構的全面沖擊，這為德國在區域陸權戰略下持續的崛起贏得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俾斯麥戰略的成功一方面源于他的耐心、審慎與節制力使其抵御了追求更大權力聲望與國家榮譽的誘惑；另一方面也源于他有充分的政治才能協調和引導國內不

同利益集團激進的政治訴求與野心。然而，當1890年俾斯麥黯然下臺后，德國在大戰略上的“壓艙石”就不復存在了。他下臺后，留下的是一個物質上飛速發展的強大國家，一個充滿問題的體制，一幫“能干的庸人”和一大批易于憤怒的民眾。歐洲各國很快發現，就在經濟發展為德國這艘巨輪添加馬力的同時，輪船的舵手卻被船長趕上岸了。

同俾斯麥的區域陸權戰略不同，在克里米亞戰爭后，法國不僅從俄國手中奪回了歐洲陸權，同時也積極追求在地中海的區域海權。由于拿破侖三世推行的區域陸權與區域海權兩棲戰略在當時沒有推責對象，直接導致了英俄奧等國在普法戰爭中支持普魯士制衡法國。普法戰爭的失敗使法國喪失了歐陸霸權地位。俾斯麥為了鼓勵法國放棄對阿爾薩斯和洛林的要求而積極支持法國在地中海及其北非沿線進行殖民擴張。在俾斯麥執政時期，法國在地中海的區域海權獲得了很大的發展。由于俾斯麥堅持區域陸權戰略，因此，在普法戰爭后的20年里，對海上霸主英國威脅最大的國家就是侵蝕地中海區域海權的法國和侵蝕黑海地區與達達尼爾海峽海權的俄國。

隨著威廉二世推行“世界政策”，德國的全球海權戰略成為了法國和俄國區域海權戰略的最佳推責對象。法紹達事件（Fashoda

Incident）后，英國也逐漸默許了法國在地中海區域追求海權的努力，并于1912年7月22日通過《英法海軍協定》將地中海地區防衛任務全部交給法國海軍――法國兩大主力艦隊北海艦隊與地中海艦隊全部移師地中海――而英國海軍則分擔了法國大西洋沿岸的保衛任務。同時，在《英俄協約》簽訂以前，英國對俄國在黑海達達尼爾海峽地區和遠東地區攫取區域海權一直保持著高度警惕，并不惜發動克里米亞戰爭和支持日俄戰爭來打擊俄國區域海權戰略對英國全球海權地位的侵蝕；而當1907年《英俄協約》簽訂后，英國甚至在一戰前主動鼓勵俄國黑海艦隊取得黑海區域海權并控制達達尼爾海峽，以確保英國同印度殖民地海上航線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