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礎之上，從而導致形成了相對封

閉的文化傳統，也曾經形成了對“行旅”活動存有某種消極

偏見的生活觀念。

《老子》一書中所描繪的理想社會的藍圖，是以“安其居，

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這

種彼此嚴重隔絕的社會生活為標志的。晉代名士陶淵明的

《桃花源記》對于“與外人間隔”的所謂“桑竹垂余蔭，菽稷

隨時藝”的社會生活環境的記述，也寄托著大體類同的夢想。

與此相應的淡漠交往，厭畏出行的習尚，似乎久已成為中國

傳統社會生活的重要特色之一。

盡管民間行旅在傳統中國古代的總體社會生活中居于

相對次要的地位，但是行旅促進社會文明成熟，推動歷史進

步的積極意義仍然是顯而易見的。

據說民間原本通行以“衣食住”作為主要生活形式的說

法，后來孫中山先生有感于近代世界交通與交往作用之重

要，力倡加入“行”字，于是始有“衣食住行”之說。其實，

早在先秦時代，《荀子·修身》中已經可以看到這樣的說法：

“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

大意是說，日常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應當遵循“禮”的規范，

如此方能和諧有序，否則就會導致禍患。這里所說的“食恢、

衣服、居住”，自然也就是“衣食住”，而所謂“動靜”，與

“行止”涵義大體相近。這可以由《周易·艮（gen亙）》中的

一段話得到說明：“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

道光明。”“行”和“止”，“動”和“靜”，都要合乎時宜，這

樣才可能接近理想境界的實現。當時人所說的“動”或者

“行”的涵義，其實是包括行旅活動的。也就是說，在中國人

的傳統意識中，行旅生活在社會生活總體內容中的地位，似

乎并沒有完全受到漠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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