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其他凡屬整機和制成品的進口均在嚴格限制之列。日本對本國產業的保護期定得相當長，只是在本國產業具有強大的國際競爭力之后才逐漸向國外開放市場。直至今天，日本的稻米市場仍然固若金湯，這是日本農業能夠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2、大力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積極培養國內科技力量。在制定了重化工業方針后，為促進發展所采取的各項措施中，引進科技占有突出的地位。日本人明白，一個經濟上落后的國家，要想后來居上，必須把世界上最先進的東西拿過來，作為自己前進的起點。大規模的引進、消化和吸收國外先進技術不僅極大地推進了重化工業，也使日本的其化產業和后來的半導體、通訊等業居于世界領先地位。
與技術引進相配合，日本政府擴大教育投資，培養科技人才。日本政府在1960年提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中就強調指出“振興科學技術的根本，則是以科學技術教育為中心培養人才”。60年代前后，日本盛行“教育投資論“，把人看做資源，而教育則是經濟發展的手段，于是把人才開發和教育事業納入經濟計劃。真可謂是90年代出現的“知識經濟論”的先聲。在搞教育的投資上，不斷引進先進的科學技術也是二戰后日本經濟高速發展的關鍵。
3、不斷擴大固定資產投資和資本積累。在經濟高速增長期中，日本固定資產投資從1778.4億日元增加到25546億日元，15年間增加了13倍以上。固定資產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每年都在1／3左右，高于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固定資產的投資絕大部分集中在工業領域，特別是鋼鐵、機械、電力和化學這4個部門。
日本大規模固定資產投資所需的巨額資金主要來源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剩余價值資本化。由于歷史和社會的原因，日本工人的工資率長期低于其他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因而有很高的剩余價值率和積累率。二是企業外部投資，如儲蓄轉化、私人直接投資、財政支持和外資注入等，這些來源都比較豐富。日本的個人儲蓄率很高，1964年－1973年間，個人儲蓄率達12.8%（英國、法國、美國等國則不到10％），形成相對豐富的銀行可貸資金。日本政府鼓勵私人投資，對私人投資所獲的股息紅利免稅。日本的軍費開支很少，每年不到國民生產總值的1％，在財政收入中也只占5％－7％，尤其是在經濟總量擴張之后，所占比例更顯得相對減少。因而能夠集中較多的資金用于經濟建設。60年代政府投資一直占國內總投資的24％左右。在1956－1973年，日本共引進外資269億美元，直接貸款和外國股票占投資總額的89％。
4、獨特的企業經營管理制度。日本系統引進美國的先進管理經驗，并與本國的傳統經驗相結合形成了一個高效率的企業管理制度。這一科學的、高效率的經營管理制度和先進技術被并稱為經濟高速增長的兩個車輪。日本獨特的經營管理制度可概括為“三大神器”，即①終身雇傭制；②與學習相結合的年功序列制；③企業內部工會組織。只要企業不倒閉，本企業職工就可以在本企業工作。而企業也關心職工的利益。職工工資可根據自己工齡逐年增加；企業不隨意解雇員工等等，形成了企業的凝聚力。使職工與企業利益緊密結合。
5、二戰后自然資源的開發和布局對日本極為有利。日本是自然資源極為缺乏的國家，除了淡水之外幾乎什么都缺乏。發展重化工業所需要的大量原材料、燃料都要從其他國家進口。二戰后，廣大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紛紛獨立，各國大力開發并出口資源，尤其是石油的大量開采引起能源革命。1950年世界產油量為38億桶，1970年達166.8億桶。亞非拉及澳大利亞的鐵礦、煤、銅礦等資源也被大量開采。二戰后，國際市場上初級產品的價格又十分低廉，而制成品價格卻大幅度上升。這不僅使日本廉價獲得大量能源和其他資源，而且使它在進口貿易上賺取大量的“價格剪刀差”利潤。僅以石油價格為例，1973年10月中東戰爭爆發前，每桶石油價格只有2－3美元。中東戰爭之后每桶漲到12美元左右。日本的石油進口率在60－70年代是99.8%，低廉的石油使日本經濟受益匪淺。
經過20世紀90年代這個所謂“失去的十年”，日本經濟不僅未能走出長期蕭條的陰影，反而呈現出每況愈下的跡象。這種現象究竟該如何解釋？日本經濟的蕭條今后還將繼續多久？有沒有可能走出蕭條？尋找這些問題的答案，應當說，關鍵在于探討當今日本經濟蕭條的性質究竟是什么。
曾任日本經濟企劃廳長官的著名經濟評論家界屋太一認為，當前日本經濟不景氣是以下三個原因互相重疊作用的結果，其一是經濟循環正處在下降階段中，這是指日本經濟每五六年就會出現一次經濟衰退；其二是“資產負債表蕭條”，這是指泡沫經濟崩潰后，不良債權大量積存，一直未得到處理，巨額的不良債權拖了企業設備投資的后腿，并導致就業不穩定；其三是“文明蕭條”，這是指日本在戰后建成了一個適合于進行大規模批量生產的現代工業社會，但現在的世界正在向多樣化的知識經濟時代過渡，日本的大規模批量生產型制度、組織和習慣已經無法與新的世界文明合拍。界屋主張：“我們必須同時解決這個‘三種蕭條’的問題。”然而，除了上述“三種蕭條”之外，不能不指出，日本至少還存在另外兩種蕭條，其一是“人口結構蕭條”，即人口結構的少子老齡化傾向；其二是“政治蕭條”，即政治體制改革滯后與政治日趨保守化。此外日本經濟還受到世界經濟、特別是日本對之依賴很深的美國經濟減速的影響。
戰后日本經濟時升時降，已經歷13次循環。1998年度日本經濟出現了嚴重衰退，并出現負增長。這是戰后日本首次出現主要由于國內原因而導致的負增長。到1999年4月日本經濟才出現緩慢回升，進入戰后第13次經濟循環的上升期。進入2000年后，上半年經濟狀況相當不錯，股價上升，以IT（信息技術）產業為中心的設備投資增長不少，出口保持良好狀態，由于補充預算產生的效果，政府支出也保持了較高水平。但是，占GDP約60％的個人消費連續3年負增長，至今繼續疲軟。這意味著日本經濟形勢雖有所好轉，但其“體質”依然脆弱。到2000年第3季度，經濟形勢又轉向倒退。
日本經濟對美國經濟有較大依賴性，而美國經濟從2000年3季度開始減速，對日本經濟造成很大打擊。在貿易方面，對美出口占日本全部出口的30％以上，美國經濟減速不僅影響到日本對美出口，而且影響到日本的整個出口（因為日本主要出口對象國經濟對美依賴性也很強）。其結果，從1999年2季度以來連續5個季度保持增長的日本出口，到2000年3季度已經轉停，貿易盈余也趨向減少。其次，由于IT泡沫破滅，對個人電腦等信息電子類產品的需求減少，這直接打擊了在1999—2000年帶動日本經濟復蘇的主要引擎——集成電路等電子器件產業。按照有人提出的“美國經濟增長率下降兩個百分點，會導致日本經濟下降0．8個百分點”這種估算，目前美國經濟的減速對于經濟增長率只有百分之零點幾的日本經濟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
顯而易見，日本經濟從去年3季度開始，就進入經濟循環的下降期，從而使日本經濟在踏入新世紀之初，就碰上了一個十分晦暗的開端。2001年日本經濟進一步下滑對新世紀初期日本經濟前途來說，的確是個不祥之兆，這是因為即便是90年代這樣差的經濟表現，也是以付出累計達100萬億日元財政刺激的代價才換來的（否則其經濟表現可能更壞）；而當日本財政赤字占GDP之比升至近10％、中央和地方的債務增至666萬億日元即相當于GDP的大約130％時，日本幾乎已沒有繼續依靠財政刺激經濟的余地。因此，21世紀初期日本經濟前景確實是“見不到光明”。
不良債權問題始于90年代初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之時，日本金融機構從90年代中期就開始解決不良債權問題。然而，在經濟長期蕭條、地價不斷下跌的背景下，不良債權猶如割而又生的野草，總也未能連根鏟除。據統計，至2001年3月底，日本全國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約43．4萬億日元，反而比上年增加了約2萬億日元；同時，可能轉化為不良債權的“有問題債權”超過100萬億日元。
不良債權問題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銀行借貸，銀行的借貸又導致企業籌資發生困難，從而抑制企業的設備投資，影響經濟景氣的恢復。這意味著銀行本應發揮的金融中介功能受到損害，致使社會的生產要素得不到合理的流動和有效的利用；同時國內外的投資家在股市上對銀行的不信任感也將加深，使銀行的經營更趨困難。從另一方面來看，經濟蕭條又在誘發新的不良債權產生，兩者之間形成一種相互拖累的惡性循環。這是因為經濟越是蕭條，還不起債的企業就越是增加；股價地價繼續下降則導致作為擔保的土地等資產日益貶值，于是，潛在不良債權不斷增加并轉化為現實不良債權，對不良債權的處理（即出售作為擔保的土地等用以抵債）也因為土地等資產貶值而變得益發困難。
導致不良債權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企業的資本效率過低，不能還債。從銀行的資產負債表看，對不良債權進行處理，就是首先將不良債權從資產負債表剝離出去，不再讓面向將來的經濟活動再同過去融資失敗的結果混同，切斷經濟蕭條誘發不良債權繼續產生的惡性循環。
現在，小泉政權已要求主要銀行將現有的不良債權在兩年內、將新發生的不良債權在3年內從資產負債表中剝離出去，提出“限期完成”對不良債權進行最終處理的要求。顯然，只有加快處理不良債權，減少不良債權，銀行才容易向有成長前途的企業提供資金，積極培育新的產業領域，從而使整個日本經濟的勞動生產率和競爭力得到提高。
但是，處理不良債權也必將帶來副作用，導致企業破產和失業的增加，甚至有觸發金融危機的危險。這就是說，處理不良債權是一項復雜而困難的“系統工程”，它既要促使銀行恢復其金融中介功能，又要促使企業提高其資本效率，還要構筑“安全網”來應付處理過程中難免出現的諸如失業增加等各種問題。看來，日本要走出“資產負債蕭條”的陰影，依然是任重道遠。
在建設工業化文明方面，二戰后的日本曾經是成功者，然而，在建設信息化文明方面，日本卻明顯落后了。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日本，在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的普及率方面，分別僅占世界第20位和第22位（據1999年統計數字）。這個“第2位與第20位之差”典型地反映了日本在信息化方面滯后的現狀，反映了日本在運用工業化的成功基礎向信息化過渡方面，在運用既有的經濟技術實力來適應當今時代的革命性變化方面，存在著嚴重的體制上和戰略上的缺陷。
日本在信息化方面被美國、北歐乃至一些亞洲國家拉下的根本原因主要不在技術，而在“制度改革”、“制度創新”方面的落后。這就是，日本缺乏一種積極推進改革的動力、活力與戰略，來改革已有的適應工業化文明的一整套制度，以便通過“創造的破壞”來形成一套能適應信息化文明的新制度。正如日本學者野口悠紀雄所說：“首先需要認識IT的出現對于日本來說的確是不利的。至少從保存日本經濟制度的角度來看，IT是一位‘不速之客’。”
電腦與互聯網等信息技術可為各個分散的經濟主體獨立進行決策、相互進行信息交流提供極為便利的工具，因而同以“每個經濟主體獨立決策，而且彼此之間頻繁交換信息”為基本特征的市場經濟體系之間存在著深刻的相容性。因此，越是接近市場經濟模式的國家，就越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IT的成果，越可能通過發展IT而獲得經濟的繁榮，90年代美國經濟的持續擴張即是一個例證。然而，日本的所謂“市場經濟”卻在很多方面并不貫徹市場原理，存在著大量的非市場經濟因素，存在著很多與IT不相容的缺陷，存在著以“保護落后”為宗旨的各種過時管制。這種不貫徹市場原理的體制不僅與全球經濟一體化和市場化發展潮流之間產生越來越尖銳的矛盾，也與正在興起的IT革命產生了日益尖銳的矛盾，成為束縛經濟繼續發展的枷鎖。
目前，日本政府盡管在2000年10月制定了“IT國家戰略”和“IT基本法案”，并表明決心要在IT領域“5年內趕超美國”；但是，這些戰略或法案仍未能觸及真正的體制要害，仍未能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