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張家口，或從玉右的殺虎口入內蒙古的歸化，再用駝隊在荒原沙漠中跋涉1000多公里至中俄邊境口岸恰克圖， 然后由恰克圖銷往歐洲和遠東地區。并走西口經包頭、哈薩克斯坦供應當地的牧民。 然后從俄國輸入的貨物主要是皮毛、哈喇、呢子、毛毯、嗶嘰、鐘表、金沙、皮毛、五金、玻璃器具等。 由洞市茶農和晉商家族共同開辟。 由來 晉商是明清商幫中重要一支，其中的茶商以明茶馬互市為發端，至清代日漸興盛，成為國內主要茶葉商幫之一。湖南是著名茶葉產區，晉商在湖南安化采茶、制茶，并將加工后的茶葉運銷到西北茶市，實現了一體化的經營方式，促進了國內及國際茶葉貿易的發展。隨著茶葉貿易的興盛，安化當地形成了以茶葉生產、加工及包裝一體化的地區生產格局，極大地促進了湖南及安化當地經濟的發展，晉幫茶商也因此獲利，二者在茶葉貿易中形成了良性的互動機制 山西茶商來安化收購黑茶，首選喬口設莊，時安化黑茶以高馬二溪及六洞茶最好，即田莊鄉的高家溪、馬家溪及思賢溪之火燒洞、竹林溪之條魚洞、大酉溪之漂水洞、檀香洞、黃沙溪之深水洞、竹坪溪之仙缸洞。其次是資江北岸的香爐山、黃茅沖、白巖山、黃標界、任家坪、云皮溪、湖南坡等處，質量也很有名，產量比較集中，都距喬口較近。同時，喬口地處資江江邊，茶葉輸出極為方便，說明晉商已具商業行銷的戰略眼光。步晉商之后，是陜、甘等省茶商，再后是鄂及省內商販。茶莊經營黑茶，開始比較簡單。明朝規定茶商先向朝廷納稅，領取“引票”，憑引票來安化采購，按規定重量壓成包，再運往西北銷售，所以稱為“引茶”，又稱官茶。按制每引正茶100斤（當時1斤合596.82克，即56.68公斤）可帶損耗10斤，稱為“附茶”或副茶，總計110斤（65.65公斤）。運至陜西茶馬司。清順治年間（1644-1661）附茶增至14斤，雍正七年（1729）更增加到28斤，連同正茶共128斤（合76.39 公斤）。以后茶商借口茶農交售的茶葉水分，灰分過多，任意增加附茶，最后竟每引高達90公斤。左宗棠早年曾在安化小淹陶澍家中作家庭教師多年，對茶區生產、生活及茶市情況洞悉一切。同治末年（1773）出任陜甘總督以后，改以票代引，每票40引，正附茶為3205.5公斤，比雍正年間的引票，茶農少交茶10%左右。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茶農利益。 引茶分“陜引”、“甘引”，“陜引”色黑，葉質較嫩；“甘引”色黃，葉質較粗。清順治時，茶商將“甘引”運至陜西涇陽委托當地茶坊加工成茯磚，數量占引茶的四分之三以上。茯磚運輸、邊民收藏、飲用更加方便。過去那種每包90公斤重的引茶遂成歷史。乾隆時（18世紀）晉、陜茶商在安化采辦“陜引”，就地加工成散茶成品，分“芽尖、白毛尖、天尖、貢尖、鄉尖（即生尖）、捆尖”幾種。芽尖、白毛尖為高檔禮品茶。天尖以下各茶為商品茶，清末以后，只產天、貢、生尖三種。 道光元年（1821）以前，陜商托人下鄉采辦“陜引”，踩捆成包，叫“澧河茶”，后改稱“百兩茶”，踩成小圓柱形。同治年間（1862）晉商的《三和公》茶行在“百兩茶”的基礎上選用較佳原料，增加重量，用棕片與篾簍捆壓而成花卷茶，每支凈重1000兩（含37.27公斤），又稱“千兩茶”，以邊江為主要產地，在邊區用駱駝運輸極為方便，與磚茶一樣，愈陳質量愈好，產品問世以后，深受銷區歡迎。 洞市老街座子坳碑刻文字內容可以充分反映這段茶葉貿易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