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制度，對共同制度的向往促進了拉美和美國的理解，美國政治制度的優越性轉化為外交的優勢。
其次，門羅主義是美國政治精英建設強大國家決心和信心的延續和發展。
一個國家是否要爭取強國地位必須由它自己來決定。在實力弱小時，國家往往選擇"搭車"戰略，為國家崛起積蓄力量。但一個國家要最終崛起為一個大國特別是新興領導國家，在確立大國地位前展現出朝氣蓬勃的國民心態，在國民特別是在精英層表現出追求國家強大的強烈愿望和信心，在外交風格上呈現積極有為的姿態。通俗一點說，新興大國在大國地位確立以前，它的作為起碼要"像"一個大國的樣子。在保持與現有國際體系和諧的前提下，在一些關鍵時刻，借助一些重大事件，以大國姿態明確的向世界表明自己的獨立立場，既向世界宣示本國作為大國應有的影響力，因為一個國家爭取大國地位的成功最終還是取決于別國的承認，也可為本國外交樹立經久的傳統，延續的強國外交傳統是國家強大的持續動力。當然，這不是要在國家實力不夠強大的情況下，承擔超過實力所允許的責任，追求實力達不到的國際地位。
華盛頓在告別演說中表達了建設"自由的、進步的偉大國家"，為人類樹立"由正義與仁慈所指引的民族的高尚而且新穎的榜樣"[16]的思想，建設新的強大國家是美國建國后歷屆政治精英的不變追求，新興的美國呈現出蓬勃發展的跡象。美國建國后，長期奉行孤立主義思想，不介入列強紛爭，一心一意提高自身實力，但在一些重大國際事件中，美國已經開始呈現一個新興大國的姿態，在對待大革命時期的法國問題上，在1812年美英戰爭中，美國外交開始展現自己的特點，門羅宣言的發表，美國作為一個新興大國登上國際舞臺。亞當斯的意見能夠為其他美國決策者接受，有亞當斯個人因素作用，更重要的在于門羅和其他決策者同樣有追求國家強大的理想，"不是亞當斯通過一個人的斗爭建立起至關重要的信念，而是門羅已經形成了美國應該和英國平等的思維。"[17]美國的大國姿態在門羅宣言中也得到充分體現，"它（門羅主義）表現出美國在1823年已經是一個大國，這個國家那時已經享有它今天所擁有的尊敬。"[18]除去其他因素，美國決策層對于國家強大的信心和決心對于門羅宣言的發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總體保持孤立主義的情況下，在關鍵時刻，美國的決策者抓住機會贏得了列強的認可并開創了延續的傳統。實際上，直到門羅宣言發表，美國才開始被當時的列強作為一個大國看待，大國地位得到列強的接受。門羅主義成為美國外交的"一塊頂石"，開創了美國新的外交傳統并經久的延續下去。瑪麗·貝克·愛德在1923年《紐約時報》紀念門羅主義100周年的文章中寫到："我嚴格信奉門羅主義、我們的憲法和上帝的律法。"[19]
最后，新興大國要引領國際關系趨向文明進步。
縱觀國際社會的發展進程，我們可以看到國際社會是不斷趨向文明進步的，這一趨勢推動國際關系不斷進步、不斷趨向文明。同時，國際社會的發展又是階段性的，國際社會在不同歷史時期對大國的行為方式和道德準則有特定的時代要求。既有大國保持大國地位和新興大國崛起，必然自覺或不自覺的使自身的行為方式和道德水平符合時代的要求，成為國際關系體系前進的引導者；不能適應時代進步要求的大國在歷史的發展進程中最終將被歷史的選擇所拋棄。國際社會從最初的"每一個人對每一個人的戰爭狀態"演進到今天的相對文明狀態，是歷史進步的必然結果。[20]對于處在崛起進程中的新興大國，不僅需要增強自身實力，在國際關系領域，為國際社會引入新的準則，引領所處時代國際關系趨向文明進步，能夠做到這一點，該國將獲得道義力量的支撐。在任何時候，新興大國尤其是開創一個國際新時代的先導國家的崛起離不開道義力量的支撐，而且這種道義力量的支撐具有超前性。
門羅時期，國際主流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專制制度，國際關系準則是基于權勢平衡的均勢政治，殖民制度盛行。在這樣一個時代崛起的大國，要遵循既有的國際文明準則，將已有國際文明向前推進。美國的民主共和制度為國際社會注入新的選擇，代表了那個時代發展的方向，如前所述，這是美國外交的一大優勢。"美國歷史上從未曾參與過均勢體系"，[21]門羅宣言包含對均勢體系的拒絕，在列強忙于權勢斗爭之時，美國暫時置身其外，對當時普遍的國際關系準則是一個超越。門羅主義提出了"非殖民原則"，適應了拉美各國尋求獨立的潮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阻止殖民主義在拉美復辟的作用，贏得了拉美獨立各國的認可，在當時的拉美受到了普遍的歡迎，是那個時代國際關系的一個進步。"非擴展原則"和"不干涉原則"對當時習慣于擴張和干涉的其他列強的沖擊也是很大的，所以保守的梅特涅才會詛咒門羅宣言是"邪惡的教義和危險的榜樣"。在門羅時代，門羅宣言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國際關系文明的進步方向，道義的無形力量起到了彌補美國實力不足的作用。
不可否認的是，門羅主義本身包含美國控制拉美的野心，在以后的歷史中，門羅主義被美國的擴張主義者不斷加以擴展，發展成為美國擴張主義的幌子。以今天的國際文明標準來衡量，對它所代表的國際關系準則進行譴責是可取而且必要的。這也正是不能對門羅主義加以肯定的原因所在。
注釋：
[1]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3, pp55-56.
[2] Ibid, p57.
[3] [美] S·F·比米斯：《美國外交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228頁。
[4] [美] 塞繆爾·埃利奧特·莫里森等：《美利堅共和國的成長》上卷，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3頁。
[5] [英] C·W·克勞利等編：《新編劍橋史：動亂年代的戰爭與和平：1793--183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850頁。
[6] 未能獲得當時美國和列強經濟的準確數據，根據保羅·肯尼迪著作中的數據大致推算出。參見[美]保羅·肯尼迪：《大國的興衰》，北京，求實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頁，表6。
[7] [美] 阿倫·米利特、彼得·馬斯洛斯金：《美國軍事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頁。
[8] 徐世澄：《美國和拉丁美洲關系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頁。
[9] Ernest R. May, 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5, p198.
[10] 王繩祖：《國際關系史：1814-1871》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版，第63-64頁。
[11] 參見時殷弘：《國際政治--理論探究·歷史概論·戰略思考》，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第633-634頁。
[12]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3, p46.
[13] 昆達尼拉說："泛美主義最初確實是拉丁美洲人的事情。像'美洲代表大會'、'民族代表大會'、'總聯邦'、'總代表大會'、'大聯邦'、'永久同盟與聯邦'、'美洲同盟'、'世界最大國家'（指全美洲而言）、'美洲公約'、'誠意的聯邦'、'真正美洲聯盟'、'姊妹國家集團'以及玻利瓦爾的'永久同盟'、'聯盟與聯邦'等名稱在十九實際初期拉丁美洲的政治詞匯里是所在皆是的。"參見[美] 威廉·福斯特：《美洲政治史綱》，北京，三聯書店，1956年版，第331頁。
[14] Ernest R. May, 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5, preface.
[15]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3, p54.
[16] [美] 喬治·華盛頓："告別演說"，載王建華、蔣榮鈞：《世界名人演說精粹》，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頁。
[17] Ernest R. May, The Making of the Monroe Doctrin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25, p202.
[18]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3, pp54-55.括號內文字為作者所加。
[19] 轉引自 Dexter Perkins, A History of the Monroe Doctrine,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63, Foreword.
[20] 參見拙文："負責任的大國觀"，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2年第10期，第72頁。
[21] [美]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