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征餉，春餉出于鋪商；所謂加增餉，即去呂宋島(在今菲律賓)的商船返回時所攜帶的商品甚少，征收水餉、陸餉不多，故對這些船加征一百五十兩，稱加增餉。
商船稅課，萬歷四年為一萬兩，十一年為二萬兩，二十二年增為二萬九千余兩。
七、明后期工商稅對人民的擾害及人民反抗礦鹽、稅監的斗爭
明初的工商稅政策有利工商業的發展，但當工商業有了一定發展之后，統治者追求財富的欲望也越來越強烈，他們不擇手段地搜刮工商業者和廣大消費者，致使工商稅制度日趨紊亂，對人民的擾害也越來越大。尤其是礦稅和商稅，更成為百姓的沉重負擔，嚴重阻滯了工商業的發展。
礦稅之弊，源于太監領礦。英宗天順時，曾派太監負責提督浙江、福建、云南、四川等銀礦，憲宗成化中，開湖廣金礦，“歲役民夫五十五萬，死者無算，得金僅三十五兩。”神宗成歷二十四的(公元1545年)又大肆開礦，太監四出，皆給關防，他們假開采之名橫索民財，陵轢州縣。“時中官多橫暴，而陳奉尤其。富家巨族則誣以資礦，良田美宅則指以為下有礦脈，率役圍捕，辱及婦女，甚至斷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
自穆宗隆慶以后，凡橋梁、道路、關津皆私擅商稅，罔利病民。神宗萬歷兩宮三殿災后，營建費用浩繁，于是大增天下商稅，以充其費。萬歷二十六年設立榷稅使，由太監擔任，四出征稅。“水行數十里，即樹旗建廠(抽稅機構)。視商賈懦者肆為攘奪，沒其全資，負戴行李，亦被搜索，又立土商名目，窮鄉僻塢，米鹽雞豕，皆令輸稅。”“九門稅尤苛，舉子皆不免，甚至擊殺覲吏。”當時，“中官遍天下，非領稅即領礦，驅脅官吏，務 削焉。”
太監以開礦、征稅為名，勒索百姓，民不聊生，終于激起民變。萬歷時，民變事件各省均有，例如萬歷二十七年陳奉在荊州督稅激起民變，至武昌又激起商民暴動，商民萬余人將阿奉同黨五、六人拋于江中；高淮在遼東督稅，激起前衛屯軍嘩變及錦州松山軍變；潘楊在江西為稅監，激起景德鎮窯工的反抗，燒毀官窯廠房；萬歷三十年高 在福建苛征市舶稅激起民變，又督閩粵礦稅，再次激起民變；楊榮在云南領礦，激起民變，民眾萬人，將楊榮投入火中；萬歷二十八年蔚州礦工暴動，潮州民變；萬歷二十七年，臨清民變，殺死馬堂的黨羽三十余人；萬歷二十八年，孫隆在蘇州征商，激起民變，擊斃孫隆的爪牙二人，捶死稅官多人十余人；萬歷二十八年，孫隆在蘇州征商，激起民變，擊斃孫隆的爪牙二人，捶死稅官多人
明朝末年反礦監、稅監的斗爭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一次，參加斗爭的有手工業工人、小商人、手工業者和城市貧民，一些工商業者、中產以上的商人、作坊主、窯主也參加了這一行列。這次斗爭是以手工業工人、貧民為主的反封建壓迫的一次斗爭，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這次斗爭是以手工業工人、貧民為主的反封建壓迫的一次斗爭，在中國歷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摘自《中國賦稅史》
北宋經濟繁華的原因
一是生產力的發展。在農業方面，先進的生產工具得到普及改進和發明。曲轅犁更加廣泛的使用，同時還出現了踏犁、鐵搭、秧馬等工具。極大的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大量的農業勞動力得以解放出來。宋朝大量興修水利，特別是王安石變法期間，成果卓著，精耕細作的耕作方式進一步完善，許多荒地被開墾出來，增加了糧食產量。在手工業方面，紡織、造船、制瓷等技術、工藝和規模都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從而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對外貿易提供了物質條件。
二是靈活的、適應社會發展需要的經濟政策。
在農業方面推行不抑兼并的政策。一方面自唐朝以來，實行“不以人丁為本，唯以財產為宗”的賦稅政策，至少從法律上減輕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的負擔。雖然土地兼并嚴重，但與之相適應的是租佃制的進一步發展，形成了較為穩定的租佃關系。一方面提高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和自主性，另一方面土地得到了較為充分的利用，不至于因為缺乏必要的生產資料而導致土地荒蕪，也為手工業，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勞動力。
在商業工業方面，一是政府放松了對商業的控制。商業的發展打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這種變化帶來的是市場自由化程度大大提高。商品經濟的發展遵循著經濟發展的基本規律。服務性的商業機構如柜坊，氐店發展起來，還出現了便于流通的紙幣“交子”。
另一方面宋朝對外推行積極的貿易政策。與遼西夏簽訂看似屈辱的盟約之后，宋遼，宋夏之間的榷場貿易發展起來。從而為宋朝提供了大量的財政收入，這種頻繁的與少數民族之間的和平貿易不僅維護的邊疆的穩定，也推動了宋朝商業的發展。而這只是宋朝貿易的一小部分。更大部分貿易則是來自于遠洋貿易。宋朝海上貿易十分發達。一方面政府鼓勵中外商人貿易的往來，另一方面政府強化規范對外貿易，設置了專門的機構進行管理。這樣中國大宗的絲織品、瓷器、茶葉、藥材等深受海外市場的歡迎。這種海外貿易不僅給宋朝帶來豐厚的財政收入，更是有力的推動著宋朝農業手工業商業的發達與繁榮。
在政治制度方面，宋朝統治者采取了一些列政策強化了中央集權經濟上設轉運使，將地方財政收入的大部分收歸中央，軍事上實行更戍法，并推行將兵分離，重文輕武，饑荒之年推行養兵政策。行政上中央分割相權，地方上知州通判相互牽制等一系列 措施 ，加強了中央集權，削弱了地方分裂割據的物質基礎。維持了社會的穩定，為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和平的環境。
北宋經濟繁華的表現農業發展
北宋時期，南方農民普遍使用龍骨翻車來灌溉，比龍骨翻車運轉力更大的筒車，也用來引水上山，灌溉山田。范仲淹的《水車賦》有“器以象制，水以輪濟”之句，就反映了這種有輪軸、利用水力或牛力推動的筒車。北宋政府兩次在耕牛缺乏的地區推廣“踏犁”。“踏犁”是一種較好的人力翻土工具，四五個勞動力的功效相當牛耕的一半。這對畜力不足地區解決耕田的困難起過一定的作用。
在北宋的墓葬中，往往發現成組的鐵制農具，如犁、耬、耙、鋤、鐮等，其中耙、鋤等中耕農具較多，表明了農民對精耕細作的重視和耕作程序的增多。北宋農民還很注意積肥和施肥。他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認識到，土壤的性質不同，應施用不同的糞肥。所謂“用糞如用藥”。當時對作物栽種的深淺疏密與產量高低的關系，也有所認識。禾譜、農器譜、農書、蠶書等農業生產知識的專著，紛紛出現，反映了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
水利
宋太宗時，在河北地區修作陂塘，并修筑長六百里的堤堰，設置斗門，引淀泊水灌溉， 種植 水稻，獲得豐收。
南方地區水利興修的成績更為顯著，其中規模較大的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錢塘江堤、西湖等處。如錢塘江堤前后修筑多次，以真宗時所修最有成效。這次修筑，吸收五代時的 經驗 ，把石塊裝在竹籠里，堆砌成堤，堤外再打上木樁，增強了阻擋海潮沖刷的能力。西湖原灌溉良田千余頃，年久堙廢。
宋哲宗時，蘇軾任杭州知府，主持了西湖的疏浚工程，使附近農田均獲其利。此外，福建莆田縣的木蘭陂，也是當時著名的工程。木蘭陂有寬80米，高10余米，長160余米的大壩，可攔洪、蓄水、排灌，使萬頃農田旱澇保收。至今仍十分堅固，充分顯示了勞動人民的智慧和創造能力。
因地制宜
北宋農民克服了自然條件的限制，因地制宜地在山地、江畔、海邊開墾出大片良田。圩田在南方有了進一步發展，規模有所擴大，如著名的蕪湖縣(今屬安徽)萬春圩即有田十二萬七千畝。此外，農民們還造出許多新型的田地，如山田、淤田、沙田、架田等。太宗時，全國耕地為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余頃。真宗時，增至五百二十四萬七千五百余頃。以后也不斷增加。
農作物的推廣和交流
隨著北宋的統一，南北各地的農作物品種得到了交流。北宋初年，政府曾勸諭江南以至福建、廣東等地種植原北方主要糧食品種粟、麥、黍、豆等。水稻的優良品種也在各地推廣，其中最著名的品種“占城稻”從越南引進福建。后又推廣到江淮和北方。甘蔗、棉花、茶葉、桑麻等經濟作物的種植范圍也較前擴大。
手工產業
北宋時期，手工業生產有很大進步，汴繡、宋繡尤為著名。當時，各種手工業作坊的規模和內部分工的細密程度，都超越前代。生產技術發展顯著，產品的種類、數量、質量大為增加和改進。最杰出的要算是北宋時期的各種瓷器了。
北宋的瓷器，不論在產量還是制作技術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當時，燒造瓷器的窯戶，遍布全國各地 ，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窯、鈞窯、汝窯、定窯和哥窯，是北宋五大名窯。官窯的產品，土脈細潤，體薄色青，略帶粉紅，濃淡不一;鈞窯土脈細，釉具五色，有兔絲紋;汝窯則胭脂、朱砂兼備，色釉瑩澈;定窯以白瓷著稱，并能制紅瓷，其產品十分精美;哥窯盛產青瓷，產品被譽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間，在江西新平設官窯，所造進貢瓷器的器底書“景德年制”四字，這就是后來馳名中外的景德鎮瓷器。在瓷器上雕畫花紋是北宋時的新創，劃花用刀刻，繡花用針刺，印花用板印，還有錐花用錐尖鑿成花紋，堆花用筆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藝美術品。北宋瓷器大量運銷國外，近年來在亞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證明瓷器是當時的重要輸出品。
時至今日，宋瓷已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藝術品，而享譽海內外。
采礦冶煉
北宋時，金、銀、銅、鐵、鉛、煤的開采冶煉規模都相當大。重要冶鐵中心徐州東北的利國監，有三十六冶，礦工約四千人。江西信州及其附近盛產銅、鉛，“常募集十余萬人，晝夜采鑿，得銅、鉛數千萬斤”。安徽繁昌冶鐵遺址中，有高約2米，面積達750平方米的廢鐵堆，反映了當時冶煉的規模。在開采冶煉規模擴大的基礎上，產品的數量大有增加。以銅和銀為例，宋神宗時歲課銅1400多萬斤，銀20多萬兩，照官府征收十分之二稅率計算，可推知年產銅7000多萬斤，銀100多萬兩，產量都超過唐朝數倍。另外，采礦冶煉技術也有很大進步。
絲質產業
北宋的紡織業主要有絲、麻、毛等部門，其中絲織業仍占主要地位，并以兩浙和四川地區最發達。從河北東路到江南東路的整個沿海地區，絲織業也有相當規模。絲織品種類繁多，如綾有二十幾種，錦有四、五十種。南北各地均有不少珍品，如蜀錦歷久不衰，暢銷全國;定州緙(kè課)絲，用各色絲線織出艷麗逼真的花草鳥獸，宛如 雕刻 而成，堪稱一絕;單州(今河南單縣)的薄縑(jiān肩)，每匹才重四兩，望之若霧，等等。在絲織業發達的某些地區已出現了一批獨立經營的機戶，以家庭手工業作坊的形式，為出賣商品而生產，反映了絲織業生產發展的新的情況。
漕運造船
北宋定都開封，東南漕運十分重要，船只是不可缺少的運輸工具，加之海外貿易興盛，便促進了造船業的進步。
官營作坊以造漕船為主，同時造座船、戰船、運兵船等，民營作坊則制造商船及游船。以漕船為例，真宗時，年產量達2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