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經濟中存在著：無法融入國際社會的自身利益，這個利益也是國際利益的一部分：中國能夠以自己的國土養活如此眾多的人口，自身就給國際社會解決了問題，并提供巨大的市場空間。

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不能以所謂“國際慣例”嚇唬和擺布中國。規則和不規則，是互相影響，互相適應的。5000億美圓進入中國投資并賺錢，難到不是一直在適應中國的規則嗎？中國應該適應國際規則特別是其中關于透明度部分，促進政治體制改革，并積極參與世界經濟游戲規則的制定，在制定中體現中國的利益。

以數學模型論證虛假命題，是經濟學界一大發明。中國也有人使用“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計算比較成本，論證“零關稅最好”。其理論錯誤在于：用僵死的眼光看待生產要素的生產率，不承認生產要素的生產率取決于生產的歷史，不承認對外貿易政策可以影響生產率。如果一國生產某種產品的相對生產率高一些，它生產這種產品的相對成本自然就會低一些。但生產率的高低不是天生的，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取決于人們在實踐中的學習和鍛煉，人們干同一種工作的次數越多，工作效率就會越高，一個企業生產過的同一種產品越多，生產效率就越高，生產成本越低。美國人早測算：一種型號的飛機的累積產量增加一倍，其生產成本就會降低20％。這種”學習效應”有兩個特點：一種產品的生產率取決于它的生產歷史，歷史上生產過的越多成本就越低；一種產品的生產歷史越長，其成本降低的潛力越小。從生產第一架飛機到生產第二架飛機就可以降低成本20％，而生產出一萬架飛機之后，要再生產一萬架飛機才可以降低20％的成本。由此看來，生產沒有生產過的產品可以很快降低其生產成本，而生產老產品則不會降低多少它的成本。

考慮到學習效應，正好論證了動態比較利益和適度保護的意義。發展中國家生產過的“新產品”（現代工業產品）少，新產品相對于舊產品的生產率低于發達國家，相對成本高于發達國家。這就是人們抱怨”國產小汽車的價格高”的根本原因。而要使新產品的相對成本降下來，最主要的途徑就是要多生產它們。這些新產品的相對成本最初很高，如果實行自由貿易，受到進口產品和引進外國設備的競爭，這些產業中的企業就會虧本，生產無法進行，永遠得不到學習效應，相對生產效率永遠不會提高。如果以高額關稅保護本國的這些新產品的生產，使生產它們的企業不至于虧損，這些新產品的生產就會發展，堅持一個時期之后，這些新產品的相對生產率就會提高，其相對成本會隨之下降。這樣，自由貿易政策實際上可能阻止了一國提高其歷史上生產很少的產品的生產率，而保護關稅政策則有利于提高這種生產率。用保護幼稚產業理論之父、19世紀的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的話說，保護關稅犧牲的是現在的價值，得到的卻是國家生產力的發展。這是經濟政策本身可以影響生產率的最典型例證。

我們必須真正理解比較利益理論。李嘉圖的相對比較利益的基礎是勞動價值論；發展到要素稟賦理論就變成了”土地、勞動和資本”多種要素理論；但里昂惕夫發現了悖論：美國出口的是勞動密集型產品而進口的是資本密集型產品，與比較優勢相反。新的解釋是：美國的比較優勢在于熟練勞動力，這就是最初的”人力資本”概念。后來又有需求偏好理論，解釋為什么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比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發展得更快，這是從需求而不是從供給角度考慮問題。最有價值的是所謂”技術差距論”，指出比較優勢來自于技術差距。

國家之間的技術差距，不是先天注定的，而是前一個階段有效投資的結果。把技術發展和產品壽命周期理論結合起來，可以從動態上解釋國際貿易結構的變化：一個產品在創新期是技術密集型的，在成長期就變成資本密集型的，在成熟期變成熟練勞動密集型的，在衰退期就變成一般勞動密集型的。

“技術差距論”告訴我們，比較優勢不是天然的，是歷史上投資形成的，是可以培養并不斷變動的。一個國家特別是中國這樣的大國，不想墮入“出口貧困增長”，就必須在每一個經濟發展階段中進行巨額投資，培養戰略產業，特別是基礎性的創新。最基本最核心的技術，比如電腦芯片、飛機上的戰斗雷達，只能自己開發，美國人是不會賣，也不會通過合資給我們的。不掌握這些核心技術，我國工業和科學技術的對外依賴度將會越來越高，在關鍵時刻必然受制于美國，這個問題根本上說就是一個中國的國際地位問題，甘心不甘心當美國的附屬國的問題。

四、全球化不能妨礙國家安全

澳大利亞的小莫漢.馬利指出:影響21世紀國家安全的7個趨勢是: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技術擴散,全球化的民主浪潮,多極化的國際政治,國際體系性質變化,安全概念的變化,沖突焦點的變化。對亞太地區的威脅有兩個方面:第一,傳統沖突:大國的霸權斗爭,成功國家民族國家的膨脹,領土和海洋權益爭端,經濟競爭,大規模毀傷武器的擴散。第二類,未來沖突的新根源:衰敗國家的民族主義,文化和宗教信仰沖突,致命的輕武器擴散,石油,漁業和水資源的爭議,難民潮和人口流動,生態災難,恐怖主義.給21世紀的國家構成多重災難。

全球化對于中國經濟安全的影響不可：

第一，新經濟發展過快，受制于發達國家的新經濟技術標準和關鍵零部件。目前全世界的芯片絕大部分是美國生產的，這是電腦的核心部件，如果我們在普及網絡以后許多年仍不能獨立生產,恐怕就不僅僅是讓外國人多賺錢的問題了。我國工業的現代化,主要依靠設備進口,工業的進口依存度已經超過30%,甚至更高。

第二，經濟高速增長導致進口依賴度增加。我國與世界先進國家科學技術差距在拉大。與日本相比，單位GDP耗能的差距1981年為6倍，現在擴大到約15倍。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中科技進步所貢獻的份額一般都在50％-70％；而我國，“六五”期間科技進步所貢獻的份額還占到32％，“七五”期間反而降到24％。90年代以來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重化工機電快速發展，對能源和礦產品的需求急劇增加。目前中國鐵礦石自給率為80%左右，氧化鋁為70%左右，銅精礦為40%左右，鉻鐵礦為40%左右，鉀鹽僅為6%。2010年14億人口需要消耗50億噸標準煤（包括29億噸原油），8億噸鋼和17億噸鐵礦石。中國45種主要礦產的現有儲量，到2010年能夠保證需要的只有24種，需要進口2億噸。到2020年的需求量將是目前2倍，礦產品短缺量為2。5---3億噸，能夠保證需要的僅6種。鐵、銅、錳、鉻等金屬礦產對外依存度不斷攀升。21世紀中葉除煤外，絕大部分礦產品均需國外資源補充。國內年木材缺口6000萬立方米，進口糧食進口5千萬噸。大量進口需要大量出口，年增長率不能低于12%，中國占世界出口比重將從3%上升到18％，迫使許多國家讓出市場。

能源礦產結構性矛盾突出，石油、天然氣資源家底不清，后備資源嚴重不足，1993年成為能源凈進口國，其中每年石油進口量迅增1000萬噸左右，中國未來能源供需的缺口將會越來越大，石油進口依存度，1995年6.6%，2000年25%。2010年30%，2020年50%以上。2001年我國進口石油7000多萬噸，花費200億美圓。到2005年將缺口1億噸左右。2010年我國石油產量1.5億噸。要生產3.5億噸鋼，需要進口8億噸原油和3億噸鐵礦石。石油進口超過5000萬噸，國內經濟運行會受制于國際市場，超過一億噸要考慮采取外交、經濟、軍事措施以保證石油安全。國際石油跨國公司壟斷國際石油市場，商業利益與西方國家的政治軍事利益一致，我國石油安全迫在眉睫。

中國目前的外貿依存度是47%，5年以后可能達到65-70%，嚴重依賴國際市場又影響國際市場，沒有強大的國家力量支持，是不可想象的，這也是全球化不可能消解國家主權的原因。

第三，國家安全因過多引進外資受到影響。以高關稅特別是提高關稅實際保護率的辦法，保護國內產業，其結果就是外商直接投資大量進入。比如到2006年我國按照WTO規定，將轎車的關稅從100%降低到20%，但是轎車零件的進口關稅為10%，這就是以提高實際保護率的辦法，促使外國資本進入，以合資企業產品代替進口整車。因此，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就成為最好的“全球化”方式。

至1999年12月底，我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3076億美元。外商投資企業工業增加值4201億美元，占全國20%；工業產值17696億元，占工業產值的27.7%；涉外稅收1648億元,占全國15%。未來5年以國內市場為代價，每年可以吸收600億美圓，但外商直接投資不是越多越好。

首先，很難通過合資方式引進先進技術，引進外國設備過多會沖垮國內機器制造業。

其次，國內關鍵產業如飛機制造，數控機床，電腦芯片等，會被跨國公司整合和控制難以獨立發展。是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主導全球產業結構調整，通過跨國合并，收購和合資形式向全球投資，往往是內部分工的結果，海外合資企業仍然受總公司指揮。中國最大的外資企業是德國的巴斯夫，在中國有9家化工企業，從尼龍，地毯，醇，涂料，維生素，乙烯，染料，乳膠，到分散體，形成系列產品分工體系。國內企業受到行政系統（條條塊塊）的分割，缺乏內在的技術和生產聯系，即使掌握大部分股份，也很難敵得過跨國公司的技術，商業和金融控制。第三，“國內市場”也不是輕易可以讓得出來的。對于外國投資者來說，占領市場意味著最終得到外匯而不是人民幣；我們讓出國內市場，就要承諾外商人民幣利潤的自由兌換。目前外商投資的國內人民幣利潤每年大約2000億人民幣，只有10%左右兌換成外匯匯出，其余留在國內再投資了。數年之后，利潤總額將積累到20000億人民幣，相當于2000億美圓，等于國家外匯儲備。如果在突發事件下集中要求兌換，就難免誘發外匯金融貨幣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