則由79.4%下降到6.58%，基本實現了出口結構從初級產品為主向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我國出口商品結構有了極大改善，但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
總體上說，中國占全球商品出口和進口的比例由1993年的2.9%和2.6%分別上升到2005年的7.4%和6.1%。自1995年以來，中國出口和進口的年平均增速分別達到18.9%和17.9%。其中初級產品出口比重繼續下降，工業制成品比重繼續上升。2001年兩者比重分別為9.89%和90.11%，第一次達到10∶90的狀態。而到了2005年初級產品出口和工業制成品出口比重分別為***3%和93.56%。其中，外商投資的企業，其出口額從1998年的886億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4 441.8億美元。其出口份額占我國出口總額的比重也由48.2%上升到58.3%，是我國最主要出口部門的地位。跨國公司進入中國，與當地企業合資或合作，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中國市場的要素優勢，降低自己的制造成本。另一方面，能享受到中國合資或合作企業所提供的市場信息、銷售網絡、人力資本、與中國其他企業的聯系、與中國政府的關系，以及有關中國的法律、社會、文化等方面的知識。在這個國際化生產鏈條中，中國與發達國家的產業內分工類型在總體上仍以垂直分工為主，這種分工類型使得中國出口呈現出低級化狀態。中國處在相對次要的地位，所獲附加值很小，且難以獲得核心技術和培育國際化的品牌。外資投資企業出口份額占我國出口總額的比重逐年增長，表面上優化了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但由于出口規模過大，是我國外貿順差的主要造成者，貿易順差的擴大導致了我國貿易摩擦的頻發，而中方資本的收益卻相比較小，且在某種程度上惡化了我國的國際市場環境。
二、分地區實行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從比較優勢理論來看，我國應該專業化生產并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但我國卻沒有簡單的依據比較優勢進行專業分工。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玩具，服裝，簡單電子電路)一直在我國出口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也出口大量的高尖端產品。我國的出口結構是一個人均收入水平相當于我國三倍的國家才具有的(丹尼·羅德里克)。這是因為我國既有東部發達地區又有中西部不發達地區，如下表。
用人均GDP來表示一國資本相對勞動力的豐裕程度，從整體看我國的資本豐裕度比較低，但分地區來看，在我國既有像上海這樣的資本相對充裕的地方，又有像貴州這樣的資本相對匱乏、勞動力相對豐裕的地方。因此，類似上海這樣的地方從比較優勢來說可以出口資本密集型的產品，且其高素質的人力資本存量比較高，可以通過加大研發、創新力度來培育自身的競爭優勢。像貴州這樣的地方則應該專業化生產并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根據適用勞動力密集程度的不同選取四個行業來分析：服裝、紡織、機械和化工，四個行業的資本密集程度依次增強，而勞動密集程度依次增強(彼德·K.斯科特)。
借用下圖赫克歇爾—俄林模型來表示在國際貿易中按比較優勢進行國際分工的情況。
這樣，四個行業分割出A、B、C三個要素密集度不同的區，一個國家在所屬區域外發展某產業將會導致負利潤，因此追求GDP最大化的國家會固定在其所屬區域內專心發展兩個產業。假定拉美的經濟體位于B區，他們產品組合中的勞動密集型部分與中國勞動充裕的部分相交迭，而產品組合的資本密集型部分與美國的資本充裕部分相重疊。如圖所示，國家之間產品組合的重疊說明兩國具有相對相似要素稟賦。由于我國國內要素差異很大，從而使我國能夠跨A、B兩區，意味著我國既可以出口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又可以出口資本密集型的產品，分布A、B兩區內我國的各地區反映了這種狀況。
三、各地區實行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路徑選擇
從上面我們看出由于地區差異的存在，我國一方面可以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另一方面可以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同時說明我國是一個“超大國”，各地區應根據自身情況來選擇比較優勢或競爭優勢或兼有二者等不同的貿易策略。
首先對不同的地區我們應采取不同的貿易策略，在上海我們應通過投資帶進資本、技術和管理等要素培育競爭優勢。所謂競爭優勢戰略就是指以技術進步和制度創新為動力，以產業結構升級為特征，全面提高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以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參與國際競爭，加大自主創新和二次創新的能力，培育要素的核心競爭能力，使企業逐步掌握自主的核心競爭力，在國際競爭中獲利。而像在貴州這樣勞動力相對比較充裕的地方我們應采取比較優勢策略，來引導企業增強其自生能力，獲取貿易分工的比較利益，促進本地區經濟的發展。
其次，從表中我們看出，上海等處在表左欄的地區不僅資本相對豐裕，而且高級人力資本也相對豐裕，高級人力資本的勞動屬于復雜勞動，而貴州等處在表右欄的地區的勞動多屬于簡單勞動，我們知道復雜勞動相當于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處于左欄的地區尤其處于左欄上部的地區要充分利用其人力資本的比較優勢，提高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的人力資本投入，從而提升產品競爭力，獲取較高的貿易收益。而貴州等處在表右欄的地區，尤其是陜西、四川和重慶等地這些區內有不少可以承當地區增長角色的城市，這些城市在吸引外資時應著重吸引跨國公司來建立研發中心，通過技術外溢來取得某些行業的競爭優勢。但對于表右欄的大部分地區來言，應該發揮勞動力充裕的比較優勢。
總體來說，對于東部發達地區主要推行競爭優勢戰略，輔以比較優勢，但這里的比較優勢其要素的質量也相對較高，譬如人力資本稟賦的比較優勢；對中西部不發達地區，著重推行比較優勢戰略，個別地區輔以競爭優勢，甚至專一采取比較優勢戰略。并且即便同一省內，經濟發展不同程度又有某些要素優勢的地市縣對比較優勢和競爭優勢的權重取舍也應不同。這就需要國家和地方政府官員、專家和企業家共同協商，研究制訂真正適合當地情況的貿易策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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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韓慶凱)
問題：1、面臨內外多重壓力；2、外需改善不明顯；3、出口上升空間有限。措施：培育品牌、營銷網絡和研發設計，由“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要繼續穩定和擴大中國出口在國際市場中份額，發揮進口對結構調整的支持作用，促進國際收支平衡。
拓展資料：
中國對外貿易：
1、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逐步開展對外經濟貿易交流，但受到當時國際政治環境和國內計劃經濟體制等因素制約，對外貿易發展相對緩慢。1978年，中國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大力發展對外貿易，成為中國加快現代化建設、改變落后面貌、促進經濟發展和提高綜合國力的重要途徑。貨物貿易總量躋身世界前列。1978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只有206億美元，在世界貨物貿易中排名第32位，所占比重不足1%。2010年，中國貨物進出口總額達到29740億美元，比1978年增長了143倍，年均增長16.8%。連續兩年成為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出口大國和第二進口大國。貨物貿易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2、中國出口商品結構在20世紀80年代實現了由初級產品為主向工業制成品為主的轉變，到90年代實現了由輕紡產品為主向機電產品為主的轉變，進入新世紀以來，以電子和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品出口比重不斷擴大。外貿經營主體除了國有企業外，還包括外商投資企業、民營企業等，后二者的進出口總額目前均已超過國有企業。20世紀80年代至本世紀初，中國加工貿易蓬勃發展，成為外貿的半壁江山。形成全方位和多元化進出口市場格局。改革開放后，中國全方位發展對外貿易，與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建立了貿易關系。貿易伙伴已經由1978年的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發展到目前的231個國家和地區。歐盟、美國、東盟、日本、金磚國家等成為中國主要貿易伙伴。新世紀以來，中國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持續較快增長。服務貿易的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
3、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中國服務貿易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規模迅速擴大，結構逐步優化，排名也進入世界前列。旅游、運輸等領域的服務貿易增勢平穩，建筑、通訊、保險、金融、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買粉絲等領域的跨境服務以及承接服務外包快速增長。對外貿易與國內投資、消費一起，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三大引擎。
外貿體制的改革與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