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長，而且為增加原料進口和先進技術進口，更新陳舊設備提供了有利條件。朝鮮戰爭的爆發及由此引起的國際局勢的變化，促進了日本對外貿易的迅速發展。朝鮮戰爭賦予了日本實現擴大進出口上的機會，日本通常出口貿易顯著增加，1950年7月，日本出口總額增長為7400萬美元，比6月份增加18%，創造了戰后日本月出口額的最高記錄。1950年上半年，日本月平均出口額為5000萬美元，則下半年一下子躍升為8000萬美元。可以說朝鮮戰爭是日本經濟的回生妙藥。③
二、日本政府強有力的國家干預和領導是經濟發展的源動力。國家壟斷資本主義推動，其主要表現形式是國家加強對經濟的宏觀管理。
第一、政府在經濟發展的各個時期，根據不同階段的特點，通過各種計劃，促進經濟的起飛。如鳩山內閣《經濟自衛五年計劃》，岸信介內閣的《新長期經濟計劃》，池田內閣的《國民經濟倍增計劃》。
第二、政府致力于新產業的培育與開發、指導、調節新型工業的發展。如先后通過《關于合成樹脂工業的育成》、《電子工業振興臨時措置法》、《合成橡膠制造事業特別措置法》，通過這些規劃的實施，不僅調整了產業結構，確立了外向型經濟發展方向，而且使政府對經濟的宏觀管理和對國內經濟生活的調整達到了落實。當然重要的基礎產業，如果市場選擇它，那么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預都是多余的，對這些產業，政府在確認市場必定不去選擇，便以合適的方法選擇它們，由政府采用法律、金融稅制、中間組織協調利益手段的干預來補足。
第三、政府確定經濟發展的主攻方向，制定新經濟政策，實現從“貿易立國”至“技術立國”的轉變。日本國內市場狹窄，工業產品依靠大量出口，為此政府提出“貿易立國”的口號，出口貿易增長很快，1960年-1970年，日本工業生產平均每年增長13.6%，而出口貿易平均每年增長16.9%。日本政府認為科技是國力的核心要素，適應新技術革命蓬勃興起的形勢提出“技術立國”的戰略思想。日本重視技術對國家發展的多方面作用，采取了從模仿到創新的經濟技術發展模式。據統計，從50年代至1977年，引進國外技術達2.9萬多項，然后根據本國的經濟特點和技術基礎加以改進、補充和發展，成為“日本化”的新技術。當然，許多人把經濟增長歸功于強大政府干預，盡管有政府干預，大部分時期日本的經濟依然是在按自己的規律發展。據一項重要研究，經濟自由仍是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④
三、日本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與企業精神的推動。
日本企業實行嚴格而靈活的科學管理制度。50年代，日本許多大企業推行“終身雇傭制”和“年功序列工資制”，使職工利益與企業利益有機結合起來，職工感到有依靠，具有安全感；其次，拉大職工報酬上的差距，使職工感到只有不斷競爭，不斷創新才能得到高報酬，從而具有壓力感。企業重視對職工的“感情投資”，主動協調勞資關系，培養職工“以廠為家”的敬業精神。這種“日本公司”模式有助于日本培養強大的工業能力。⑤企業管理者重視精神投資。正如索尼公司總經理盛田昭夫所說的“日本優秀的公司根本不存在什么奧秘和秘訣。一個企業的成功，靠的是人而不是某種理論、計劃或政府政策。日本企業管理者的首要任務，就是要與職員建立良好的關系，培養親如一家、唇齒相依的感情。在日本，經營得有聲有色的都是那些能使全體員工同甘苦，共命運的企業。除日本之外，我還未發現有哪一個國家采用這套簡易的管理方法。實踐已經有力地證明它是行之有效的。”在日本，企業管理者千方百計地培養同勞動者的家族般的感情，不僅關心工人的工作，而且也關心工人的生活；不僅關心工人個人，還關心其家庭。工人生日、結婚、病喪，更是企業“感情投資”的良機。例如，西武集團每年舉行獨特的擦皮鞋儀式，首先由高級職員為新職員擦皮鞋，然后是新職員為前輩擦皮鞋，總社和各分社社長都親臨這一隆重儀式，并由電視臺通過衛星向全國轉播，以培養職工熱愛公司的精神，促進同事間的溝通。⑥日本的現代企業精神與日本傳統的家族主義和家庭觀念有密切聯系。日本的家族主義和家庭觀念不同于中國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族制度和家庭觀念，其家庭觀念的出發點是：家庭是一個經營單位。所以既排除了中國傳統的大家族關系和至今盛行的“裙帶風”，又可以比西方的結構更和諧、更密切、更團結，成為一種社會凝聚力。日本學者說：西方社會的單位是個人，由個人集合而成為國家，而日本的社會單位是家，由家而集合成國家。⑦所以日本以“勞資一體”，“以企業為家”的宣傳教育，日本人的家庭本位觀念轉變成了公司本位觀念，形成一種團結奮進的工作精神。
四、日本傳統文化和教育的積極影響。
第一、島國文化環境促進了日本的開放。二戰后的美軍占領前，外族從未侵入和征服日本本土，也未發生過大規模的外族移入的情況，長期安定和相對封閉的環境，使日本人養成一種特殊的民族意識，在他們的觀念和感情中，異民族與日本民族有著鮮明的分界線，自然形成本民族的親和感與凝聚力，同時形成對外民族“內外有別”的心理，這種心理成為當今日本企業團結對外競爭的集團意識的基礎之一，也成為日本樂意吸收外國先進文化的文化，包括敵對國家的先進文化的心理基石。所以傳統日本文化是兼容型的，具有受容性和并存性，是一種開放性、多元化的文化復和體。當然在國際文化交流中，它總是“接受了很多，但付出的很少” ⑧。
第二、輕思辯重實用的文化心理與有效吸收消化外來先進文化成果。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是重現實、重實用、重實踐，日本可以稱為世界先進文化最優秀的繼承者和實踐者。在近現代，日本人成功地吸收和消化了歐洲近現代科學技術，而且極迅速，極有成效。⑨
第三、他們拒絕失敗，承認羞辱的態度深深根植于其心理中。日本公司文化輕易地容忍低回報，卻很難容忍徹底失敗。⑩而且在日本，一心向學是根深蒂固的傳統，日本公司里，求學氛圍十分濃厚。
第四、日本教育體制是普及型教育體制。江戶時代的教育體制，已初顯義務教育的雛形，明治維新初年的全民義務教育就是以此為基礎。二戰后，日本政府把發展教育作為國策，在財政極端困難的情況下，堅持實行小學和初中的義務教育，并免費為小學生和初中生提供餐點和教科書，1947年日本政府把義務教育增加了三年，每年要撥出國民生產總值的6%作為教育經費。這提高了國民的文化科學技術知識水平，為改善國民素質發揮了重要作用。由于政府重視培養人才，教育先行，并且做到人盡其才，學以致用。戰后日本經濟增長的60%，就是靠技術進步取得的。
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
摘要：當前，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和經濟實力的日益增強，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面臨嚴峻的升值壓力，人民幣升值必然對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在了解人民幣升值的背景、原因及過程的基礎上，重點從正反兩方面分析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進而探尋針對人民幣升值的應對策略及措施，以促進我國對外貿易健康、有序地發展。
關鍵詞：人民幣升值；對外貿易；貿易結構
一、人民幣升值概述
（一）人民幣升值的背景及原因
自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已連續五年維持10%以上的高增長，如此強勁的經濟發展態勢，這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見的。尤其中國巨額貿易順差的持續擴大，外匯儲備的不斷增長，使中國遭到了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社會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
可以說，人民幣匯率自1994年以來已近10年沒有進行調整，而這10年中國經濟和國力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些權威的國際機構和貿易伙伴一直就認為人民幣存在不同程度的價值低估。同時，按照國際經濟學的理論，外匯節余過多本身就表明外幣定價過高，本幣定價過低，本幣有升值壓力。
從2001年以來，世界各主要貨幣包括東南亞國家的貨幣對美元都大幅度升值，只有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一直沒有調整，即人民幣實際上也跟隨美元對其他貨幣大幅度貶值。對美國來說，通過美元貶值，既能減輕其外債負擔，每次美元大幅貶值都能使美國債務減少1/3，又能刺激其產品的出口，還能轉嫁其各種經濟危機，成為其對其他國家進行剝削的主要形式。然而，中國實行的“盯住美元匯率”政策，使美元貶值的積極效用沒能全面發揮，只是“極大地增強了中國企業的出口競爭力，刺激了中國產品的出口”。根據中國海關總署發布的統計數據，2006中美貿易順差達到1 442.6億美元，2007年中美貿易順差1 633.2億美元，中美巨額貿易順差屢創新高，使世界頭號強國美國深深感到了中國經濟的增長所帶來的巨大壓力。于是，美國便以中國工人搶去了美國工人的飯碗，巨額貿易順差造成其損失為理由，對中國進行經濟“敲詐”，妄圖使人民幣升值。實際上造成美國外貿逆差劇增的原因有很多，也很復雜，不在于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本身，比如中國的勞動力價格優勢，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推動以及跨國公司對中國市場的垂涎等等，還有美國產業結構調整、對外直接投資擴大、個人消費支出的增長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例如，美國的公司把廠開到中國，再向美國輸出成品，表面上是美國吃了虧，但實際上真正賺走大部分利潤的還是美國的公司。不難看出，人民幣匯率之爭的根本目的，就是美國希望通過人民幣升值，阻礙中國商品大規模進入美國。
我們知道，人民幣匯率問題不僅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更是復雜的國際政治問題。一些西方國家更是附和美國頻頻呼吁人民幣升值，當然他們的目的不盡相同，有的是出于嫉妒，有的是為了轉移國內對當局的指責，有的則是為了爭取國內制造業的選票。他們認為人民幣匯率過低，提出應將人民幣匯率確定在1美元兌4.2元人民幣左右的水平；中國外匯儲備過高，中國加入WTO以來，并沒有出現進口激增，相反貿易順差大幅增加；指責中國廉價商品大量出口造成世界通貨緊縮，中國應使人民幣升值，在世界經濟中擔負相應責任。
近年來，關于“亞元”問題的討論已越來越熱，誰能成為未來亞元的主導，已變成一個日益敏感的話題。日本由于其經濟十年來的萎靡不振，日元充當亞洲貨幣主導的可能性在變小。而中國由于經濟高速增長，已經逐漸成為亞洲經濟發展的“火車頭”和世界經濟發展的“引擎”，因此，人民幣的價值日趨明顯，在中國周邊國家已經開始形成一個“人民幣地帶”，導致日本對此憂心忡忡。在2002年日本對華出現50億美元順差的背景下，日本財長鹽川正十郎提出議案，提請七國集團通過“與1985年針對日元的‘廣場協議’類似的文件”，逼迫人民幣升值，將全球壓制人民幣升值的聲浪推至頂峰，目的就在于想通過人民幣升值，打垮人民幣對日元的挑戰，確保日元的未來主導地位。
為了確保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快速的發展，緩解中國對外經濟摩擦日益加劇的局面，營造和諧的國際政治環境，中國進行了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人民幣升值的步伐逐步加快。
（二）人民幣升值的過程
2005年7月21日，迫于美國的強大壓力，也為了給中國經濟發展營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中國政府終于做出了人民幣升值的決定。1美元兌人民幣從8.27~8.28先后突破了8.2、8.1、8.0關口，2005年升值幅度達3%。
進入2006年，人民幣更是一路“高歌猛進”。2006年1月4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以8.0702起步，人民幣匯率經歷了從緩步上行到快跑，再到“加速跑”的過程。按照12月29日的匯率中間價7.8087計算，人民幣在這一年中升值了2 615個基點。2006年1月4日的報價與上年最后一個交易日完全相同。從這一天開始，詢價交易這一國際主流交易機制被引進中國，揭示了外匯交易方式和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重大改革，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也被賦予了更為市場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