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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于我國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在貿易中具有相當的地位，我們應當繼續發揮我國勞動力成本低廉和資源豐富的優勢，對其進行現代化的改造。要大力加強對傳統出口產品的深加工，提高其技術含量，積極將新技術、新材料向傳統產業滲透，促使勞動密集型和資源密集型產業的升級，使其重新獲得比較優勢。
（3）我們還應當擴充完善產業鏈，強化基礎工業力量，大力發展零部件加工工業，以降低對加工貿易中零部件進口的依賴性，從而大量降低中間產品高價進口對出口效益增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促使貿易條件改善。
3.2�加強行業協會和進出口商會以及中介機構的建設
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競爭是以市場信息為導向的，特別是價格信息，是一個企業經營決策之本。由于體制因素，我國企業獲取市場信息的手段也極為有限。在此情形下，發揮各種行業協會、進出口商會、中介機構的作用就顯得尤為重要，它們可以承擔許多國際貿易中不宜由政府或企業管理的事務。但在我國，這些協會、商會往往帶有半官方的性質，習慣于行政管理和謀求自身的經濟利益。有時它們不僅不能成為進出口企業的好幫手，還橫生枝節，給企業以額外負擔。因此，我們應當大力加強各種行業協會、進出口商會、中介機構的建設，將其進行市場化運作，擺脫政府色彩，發揮其收集市場信息，協調行業競爭，提供買粉絲服務，推進行業技術進步等積極作用，以此來促進我國貿易的發展。
3.3�強化對關稅體制的改革力度
我們應積極推進關稅體制改革，優化關稅結構，促進我國貿易更好地發展。我們應當逐步取消不合理的減免稅政策，特別是要規范加工貿易關稅方面的政策，努力把加工貿易引向保稅區和出口加工區。同時要針對整個產業實施關稅優惠政策，而非針對單個企業、項目；要給予國內外所有企業國民待遇，以建立公平的競爭環境。
3.4�加大對外貿企業的改革力度
改善我國的貿易條件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但其中我們要花大力氣對外貿企業進行改革，因為外貿企業是進行進出口業務的載體，只有它們適應了經濟發展的要求，才有可能促進我國貿易的健康、平穩運行。為此，我們要深化外貿體制改革，真正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外貿企業制度；要加強外貿運作中的科技含量，推進外貿企業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同時，還要改變企業分散經營的狀況，實施行業集中策略，實現規模經濟，以此來促進外貿企業整體質量的提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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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聯蘇反美——“一邊倒”的外交戰略
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根據當時的國際環境和中國民主革命幾十年的經驗教訓，提出了新中國將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其基本方針是：第一，“另起爐灶”。即不承認國民政府建立的一切舊的屈辱的外交關系，而要在新的基礎上同各國另行建立新的平等的外交關系。第二，“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即首先是清除帝國主義在我國的殘余勢力，取締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特權，然后再考慮與西方國家建立外交關系的問題。第三，“一邊倒”。也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在當時世界分為兩大陣營的特定歷史條件和國際環境下，中國政府堅定地站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將發展與蘇聯和人民民主國家的外交關系放在第一位。
根據上述基本方針，建國之后，我國的外交工作逐步開展。一是與蘇聯、東歐及亞洲人民民主國家建立外交關系；二是積極同鄰近國家和新型民族國家發展友好關系，并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三是同美國的侵略政策和侵略行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如在朝鮮戰場上給美國以沉重打擊，迫使美國在停戰協定上簽字就是典型例子；四是參加日內瓦國際會議，解決了印度支那地區的發展前途問題；五是參加亞非會議，提出“求同存異”方針，促進會議的圓滿成功，加強了同亞非各國的聯系。
二、反蘇反美——“兩個拳頭打人”的外交戰略
20世紀60年代，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蘇聯對外推行霸權主義政策；社會主義陣營動蕩、分化；民族獨立運動高漲，第三世界崛起。在這一形勢下，中國外交經歷了嚴峻的考驗，同時在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壓力下，開拓前進。其表現在：一是展開反對霸權主義的斗爭。面對蘇聯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的壓力和威脅，中國政府為捍衛自己的神圣主權與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霸權主義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二是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斗爭。針對美國唆使蔣介石集團反攻大陸，支持印度與中國作戰，使越南戰爭升級等事件，中國政府發出了“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口號。三是大力支持世界民族解放運動。這一時期中國和亞非民族獨立國家普遍建立了外交關系，擴大了中國在世界的影響。
三、聯美遏蘇——“一條線，一大片”的外交戰略
進入20世紀70年代之后，中國所處的國際環境發生了重大變化，美蘇力量對比發生了有利于蘇聯的變化。為了對付與蘇聯的爭奪，美國不得不調整其對外政策，積極謀求改善美中關系，以遏制蘇聯。針對形勢的變化，中國政府也及時調整了對外戰略，在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的戰略思想指導下，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與合作，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系，促進了中國對外關系的重大發展。
首先是中美關系的緩和。中美關系以1972 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為契機，朝著正常化的方向前進，并于1979年正式建立外交關系。其次是中日關系發展。在中美關系緩和的直接推動下，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簽訂了中日兩國邦交正常化的協定。此外，中國同西歐、南太平洋、東歐及周邊一些國家建立或恢復了外交關系。這一時期我國外交關系的另一個突出成就是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上，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包括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席位得到恢復。
四、全面發展對外友好關系——“全方位”外交的新戰略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美蘇雙方由于各自經濟、軍事實力的消長變化，出現了互有攻守的戰略態勢。與此同時，西歐、日本、第三世界國家的力量發展迅速，從維護世界和平、促進發展的現實需要出發，在深入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我國的外交政策于80年代初進行了重大調整。
一是確立了戰爭與和平的新觀念。從當前世界總的形勢來看，世界和平是可以維護的，雖然戰爭的危險還存在，但是制約戰爭的力量有了可喜的發展，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有了可能。因此，反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維護世界和平，成為我國的國策。二是制定了全面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從對外關系來說，就是要進一步實行開放政策。幾十年的經驗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行的，發展不起來”。這一政策的推行，對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將繼續起到積極的作用。三是賦予了獨立自主原則于新的內容。具體的表現為不結盟的政策。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同任何國家發展友好合作關系，共同為維護和平，促進發展而努力。四是提出“一國兩制”的新構想。“一國兩制” 不僅為世界各國以和平方式實現國家統一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模式，而且也為以和平方式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國際爭端，發展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和地區間的關系提供了一種新的經驗。上述政策的適時調整為我國外交工作開創了新的局面，從而使對外關系呈現出新的形勢。我國與周邊國家、第三世界國家以及西方各國的關系都取得了顯著的進展，彼此在經濟、貿易、科技和文化等各個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都得到了加強。在國際舞臺上，中國正在為世界的和平與發展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