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著極大的風險的，他們都是明朝官軍可以逮捕法辦的重罪犯。為了繼續自己的貿易活動，他們只有鋌而走險，武力抵抗。

然而客觀貿易需求是無法遏制的，豐厚的交易利潤充滿了無限的誘惑，嚴峻的海禁更使中外貿易有利可圖。當時人形象地描述道：“片板不許入海，艨艟巨艦反蔽江而來；寸貨不許入番，子女玉帛恒滿載而去。”如嘉靖問曾任福建巡撫的譚綸指出：“海上之國，方圓千里以上者多至不知其數。無中國綾錦絲棉之物則不可以為國。海禁愈嚴，中國貨物價值愈厚，而奔趨貿易者愈眾。私通不行，則伴以攘奪。”可見，這些海盜搶掠之物也并非僅為自己享用。而是有著明確的商業目的，這恐怕是與一般強盜大不相同之處。據鄭曉所著《吾學編》的記載，當時所謂“倭寇”成分相當復雜：“兇徒、逸囚、罷吏、黠僧，及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等等，其中不乏落魄的文士書生，因而能即興留下采九德看到的那樣的精彩詩篇，由此可見，明代所謂“倭寇”大都為中國沿海的武裝走私集團，真正的日本人只占其中的很小一部分。

我們發現，沿海“倭患”在明朝官府的鎮壓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非但沒有偃旗息鼓，銷聲匿跡，反而風起云涌，一浪高過一浪。據謝杰所云：“向之互市，今則向導；向之交通，今則勾引，于是海濱人人皆賊，有誅之不可勝誅者，是則閩、浙及廣之所同也。”也就是說，原來從事貿易的平民，今天成為海盜的向導：原來與海商往來的百姓，今天成為接應的奸細，在全面海禁的情況下，沿海居民似乎都變為強盜了，福建、浙江、廣東等地都普遍存在著這樣的情況。明人王世貞還毫不夸張地講道：“自節帥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這種“全民皆寇”現象的出現，自然不能歸咎于沿海居民，我們還可以從以下兩方面看出問題的癥結所在。

俗話說：“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這反映了相當精辟的經濟思想，區域經濟的發展特點要與當地自然條件相吻合。明朝時就有這樣一種說法：“海者，閩人之田”，即福建沿海居民將大海視為衣食之源。這其實帶有相當大的代表性，“濱海一帶，田盡斥鹵，耕者無以望歲，只有視淵若陵，久成習慣。”沿海地區的土壤土質不適合農業生產，百姓只有向海洋進軍，靠海洋圖生存。海洋不僅有通往四方的航路，更擁有各種資源。明朝官府的海禁政策完全不顧沿海人民的死活，斷絕了當地居民的生路，無怪乎人們紛紛向“倭寇”靠攏。如譚綸所指出的那樣：“閩人濱海而居，非往來海中則不得食。自通番禁嚴，而附近海洋漁販，一切不通，故民貧而盜愈起。”同樣，沉重的賦役負擔與貪暴的官吏壓迫也是使沿海居民“從倭”的推動力。有識之士指出：“海濱之民。疲弊甚矣！官司之所困，征役之所窮，富豪之所侵，債負之所折，怨入骨髓。”種種因素都把大批平民推到了“下海”的這條路上。

另一方面，東南沿海地區又是當時中國商品經濟最為發達的區域之一，商品經濟的發展不僅提供了大量可供交易的商品，也極大地培養了當地人民的商品意識。王直、徐海等著名的“倭寇”頭目都是商人出身，他們都是看到海上貿易有利可圖，才轉而從事違禁交易的，從這一點上講，明代“倭寇”屬于較典型的商人型強盜。

明朝中期的沿海“倭寇”在戚繼光、俞大猷等名將的圍追堵截下，逐漸平息下來。與此同時，在一些官員的倡議下，明朝不得不放寬海禁，這種明智的措施使長期軍事行動難以壓制的局面迅速穩定下來，這甚至使一些官員也感到吃驚，從而更明確地認識到“市通則寇轉化為商”的道理。海防力量的增強以及海禁的放寬，是從根本上解決“倭患”問題的兩個必要條件，兩者不應相互抵觸，而是相輔相成的關系。國家強大的海防力量是保證自身安全及發展對外貿易的保障，而暢通的對外貿易又會成為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遺憾的是，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往往出于狹隘的皇權意識，并沒有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