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標志著該國對外出口競爭能力越強；另一方面則表明該國政治經濟形勢穩定，且外資爭相進入。反之亦然。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我國對外經濟交往的廣度與深度的不斷拓展，外匯儲備規模也隨之相應地發生著巨大的變化。縱觀改革開放25年來的歷程，我國外匯儲備的增長大致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零儲備”時期

20世紀整個80年代，作為中國“改革”與“開放”的頭十年，它卻仍處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框架的約束之內。當然，在這一階段，中國也正處在對外開放的“試驗”階段。當時，中國人還不太了解世界，世界也不太了解中國。因此，薄弱的“底子”再加上謹慎的“試驗”，我們仍然固守著計劃經濟下“收支平衡，略有節余”的法則，尚無力跨越“雷池”。

1978——1989年的12年間，僅有1982年和1983年這兩年存在少量貿易順差，其他10個年份均為貿易赤字。但無論是順差抑或是赤字，從規模上看均很小，只有1985年和1988年這兩個年份的貿易赤字突破了100億美元。與此同時，這一時期各年的外貿進出口總額也只有區區幾百億美元。

同樣，在這一階段里，我國對外開放與引進外資的力度也不算大，規模較小。20世紀80年代，除1988年和1989年外，我國各年實際利用外資總額均只有幾十億美元。1978——1989年這12年間，我國實際利用外資累計總額僅為580億美元，尚不及1997年一年的額度。

正是由于外貿進出口及實際利用外資規模均不大，20世紀80年代，我國外匯儲備也基本上處于“零儲備”狀態。1978——1989年的12年間，除1989年為56億美元外，其余各年的外匯儲備余額均未超過50億美元。

實際上，當一國對外開放有限，經濟對外依存度不高時，該國外匯儲備的增長及其對外匯儲備的需求也不大。但總體來講，當時的中國不僅經濟貧窮，資金短缺，尤其是外匯資金短缺，而且國內物資供給奇缺，通貨膨脹壓力巨大，因此，當時的外貿出口能力較弱，外資流入也相對較少。這一階段也是我國改革開放最艱難的時期。

第二階段：百億儲備時期

經過了80年代的謹慎探索與經驗總結后，90年代的中國開始走出“計劃經濟”的陰影，并逐步走向“市場經濟”新時代。應該說，1990——1995年是中國經濟改革開放的轉軌時期或過渡時期，也是一個轉折點。在這一階段，世界進一步了解中國，中國也進一步熟悉了世界。在這一階段，盡管出現了1993——1995年十分嚴重的通貨膨脹，但由于新的宏觀調控機制得力、有效，最終卻是有驚無險，中國經濟改革順利地渡過了這一難關。

1990——1995年間，中國對外貿易總額從1000億美元增長到接近3000億美元。從商品進出口差額來看，一改過去十余年的貿易赤字狀況，6年中共有5年出現了貿易順差，除1995年順差167億美元外，盡管其余各年順差規模不足百億美元，但它卻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重大信號。

在這一期間，我國開始加大外資引進力度，尤其是進一步拓寬了國際融資的渠道和空間，中國對外開放的吸引力也在不斷增強。實際利用外資年度總額從100億美元增至接近500億美元，而且其中90%以上的引入外資都是“直接投資”性質的。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引入外資的可靠性與安全性。

正是基于外貿進出口和利用外資形勢的明顯好轉，這一時期我國外匯儲備余額從100億美元快速上升到700多億美元。外匯儲備快速而穩定的增長，標志著我國外匯儲備正在走出“短缺”的時代，外匯儲備的不斷增長成為我們的一種自信和自豪。

第三階段：千億儲備時期

1996年底，中國經濟運行成功實現“軟著陸”，并順利進入“低物價、高增長”的通道。1997年上半年，國家抽樣調查的所有“主要商品”均出現了供過于求或供求平衡，據此判定，困擾新中國近半個世紀的“短缺經濟”終于宣告結束，買方市場新時代已然到來。這標志著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已躍上了一個新臺階，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

1997年，中國經受了百年一遇的大洪災，以及東南亞金融危機的考驗，外貿進出口總額首次突破3000億美元，貿易順差則呈跳躍式增長，并首次突破400億美元。這再次表明了中國經濟已然步入良性循環新時期，并具有了較強的抵御外來風險和抗干擾能力。1998年在貿易總規模不變的條件下，我國繼續保有了第二個400多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在隨后的6年中，雖然我國貿易順差每年一直保持在200——300多億美元之間，但其間我國貿易總規模則在不斷地放大：2000年突破4000億美元；2001年突破5000億美元；2002年更是突破6000億美元；2003年又突破8000億美元；2004年則突破10000億美元大關。然而，2005年，不但貿易總額接近14000億美元，而且貿易順差第一次奇跡般地跨越了1000億美元的“絕對”大關。這又是一個質的新飛躍。

與此同時，我國在實際利用外資總額方面，1997年創下了歷史最高記錄，達644億美元。在之后的8年中，我國每年實際利用外資總額一直保持在500——600多億美元之間，這是一組讓世界為之贊嘆的數據。500——600億美元的穩定規模，一方面表明中國政局穩定，投資環境優良；另一方面則表明中國引入外資不再是“饑不擇食”，當然，也不再是“多多益善”。

二、中國外匯儲備適度規模分析

在經濟國際化環境下，對任何一個國家來說，外匯儲備都是必不可少而至關重要的。一般地，外匯儲備主要具有以下四大功能或作用：

第一，外匯儲備可以抵補貿易赤字，并保持一國必要的、正常的進口能力。

第二，保有一定的外匯儲備，是一國對外借債與償債的信用擔保與物質保證。

第三，外匯儲備是一國政府干預本國外匯市場、調節本幣匯率的有力武器。

第四，在國家經濟動蕩或是遇上戰爭災難時，外匯儲備將是一國最后的戰略儲備。

事實上，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評價是一個較為復雜的問題。不同的國家，可能會有不同的評判標準。比方，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發行國，它們不需要太多的外匯儲備，因為這些國家的貨幣本身具有世界購買力的作用，因此，它們保有的外匯儲備相對較少。如美國和歐盟區各自保有的外匯儲備不過幾百億美元。但也有例外的。例如，日元是最主要的三種國際儲備貨幣之一，然而，日本目前卻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儲備，這又是何故呢？我想，不完全的理由至少包括：日本不僅國小、資源短缺，而且民族危機感重、不自信，當然，也許還有其他動機。

此外，在外匯儲備適度規模的確定上，發達國家與非發達國家、開放國家與非開放國家、大國與小國，在評判標準上也存在著較大的差異。

1960年美國教授特里芬提出：一國國際儲備對年進口額的比率以40%為宜。20%為底限，低于30%便要補充。這一觀點后為許多西方國家所接受，它們主張，一個國家外匯儲備一般應能滿足3——4個月進口付匯。東南亞金融危機后，又有人認為，一個國家外匯儲備不能低于短期外債的規模，以防止金融危機的發生。但一些國際金融組織更強調，一個國家外匯儲備的規模應該能起到維護金融穩定的作用，這顯然強調了“充足”的外匯儲備的重要意義。但由于各國實際國情的不同，在國際上尚不存在一個統一的評判標準。

當然，從量上講，任何一個國家的外匯儲備都應該有一個適度規模，因為外匯儲備是有成本的。這一成本主要來自兩個方面：其一，外匯儲備資產必須具有足夠的“流動性”，以確保其日常功能的正常發揮。然而，足夠的流動性往往是要以較低的盈利性要求為代價的。其二，由于匯率總是處在不斷地變化之中，外匯儲備資產極易遭受匯率風險而導致無形的賬面損失。因此，外匯儲備并非多多益善，它應該有一個度：安全夠用但不浪費。

中國作為一個改革開放中的、正處在快速發展中的人口大國，適度的外匯儲備規模究竟應該是多大？我想，這是一個不便妄加揣測的重大戰略問題，但是，至少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加以考慮和分析。

中國是一個改革開放的經濟大國，它需要更大的外匯儲備為之保駕護航。

中國是一個有著13億人口的經濟大國，但我們還不是一個經濟強國。1982年，中國GDP首次突破5000億元人民幣；1986年GDP突破1萬億元人民幣；1995年GDP突破5萬億元人民幣；2002年GDP突破10萬億元人民幣；2004年，我國GDP接近16萬億元人民幣。這是中國經濟布滿活力的標志。但從人均GDP水平來看，按照2004年普查數據統計，我國GDP位于全球第6位，但人均GDP卻處于全球第107位，居倒數水平。

不容置疑，隨著改革開放的成功推進與不斷深入，中國經濟將會擁有一個長足發展的巨大空間。然而，這一進程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它可能會碰到不少令我們無法預料的困難和問題，因此，在一個快速發展的大國搞建設，必須要有足夠的外匯儲備作后盾。在這一點上，我們不能太小氣。

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不可兌換機制，無形之中“夸大”了外匯儲備規模。

人民幣雖已實現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但資本項目在我國仍被嚴格管制，這就意味著中國公民尚不能將本幣金融資產自由地“交易”為外幣金融資產。從投資角度講，我國居民只能投資國內市場的本幣金融資產，而不能自由投資國外金融資產。因此，我國老百姓手中持有的外匯資產相對較少，除涉外企業外，大量的外匯資產只能集中于中心政府手中，進而成為外匯儲備資產。因此，資本嚴格管制下的“倒逼”機制，無形的夸大了我國外匯儲備的總規模。

據中國人民銀行統計，2005年第4季度末，金融機構外匯存款余額僅為1615.70億美元，其中，企業外匯存款與居民外匯儲蓄存款大體各占一半。即便加上外匯儲備，我國外匯資產也不足1萬億美元，而我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卻高達28.72萬億人民幣，其中，我國城鄉居民本幣儲蓄存款已達14.11萬億元人民幣。由此可見，我國居民金融資產的外幣化程度相當低下。即便算上外匯儲備，我國整個金融資產的外幣化程度也仍不高。

每年五六百億美元的外資凈流入，再次“夸大”了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

外匯儲備的初始來源無非就是兩個方面：一是來自經常項目；二是來自金融項目。一般地，貿易順差帶來的外匯儲備增長是實質性的、較為真實，它往往具有較好的穩定性，因此，它是外匯儲備最扎實的經濟基礎；而外資流入導致的外匯儲備增長則具有較強的流動性和非穩定性，因此，對應較大流量的外資流入，應有相當規模的外匯儲備應對。

1996——2004年間，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動力盡管是來自“雙順差”，即貿易項目順差和金融項目順差，但每年的外資凈流入總額卻一直保持在500——600億美元，而貿易順差則小于它，一般各年僅為200——400億美元。也就是說，我國外匯儲備增長中有相當部分主要來自外資凈流入，因此，如此“虛高”的外匯儲備，并不能支撐外匯儲備“過多”的結論。

世界仍不太平、祖國尚未統一，這也需要一個龐大的外匯儲備作后盾。

外匯儲備作為一種戰略物資，它必需滿足國家安全和主權完整的足夠需要。從世界格局來看，和平與發展是大勢所趨，但當今世界并不太平，中美關系在曲折中前進，中日關系在坎坷中停滯不前，臺獨分子還在不斷滋事，民族極端主義與恐怖勢力仍然猖獗。這一切都需要我們提高警惕，并作好必要的戰略預備，包括外匯儲備戰略。

總而言之，筆者認為，我國當前外匯儲備的主要風險是結構風險，而非總量風險

三、中國外匯儲備結構及其風險分析

外匯儲備結構也即外匯儲備資產的分布結構。其中，最主要的外匯儲備結構有兩個方面：一是幣種結構；二是期限結構。這也是外匯儲備資產結構的最大風險所在。

從幣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