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托事務的職務便利，非法侵吞委托人單位的財物，這種侵吞受托人所代表單位的財物，應視為刑法意義上的“本單位財物”，亦應按職務侵占罪定罪處罰的觀點，顯然超越了《刑法》第271條法律用語的邏輯內涵，是有違罪刑法定原則的。因此，這種受托人(不屬委托人單位的人員)不能成為職務侵占罪的適格主體。

本案中，李X顯然是X公司的受托人(銷售代理人)而非員工，所以，李X不是職務侵占罪的適格主體。具體理由包括如下：

(1)雙方 2004年2月15日簽訂的“聘任協議書”實際是一份委托合同而非勞動合同。眾所周知，一份民事合同的定性要依據雙方之間的具體權利義務的條款約定，而非單單依憑該合同的稱謂。固然，“聘任協議書”的字眼存在一定誤導因素，但合同的具體條款可以清晰看到雙方權利義務的分配和安排(比如李X有權自主開發用戶、采取X公司的供貨價格進行結算、有權自主聘請員工等)，屬于典型的委托人(生產廠家或供應商)和受托人(經銷商)的法律地位。這完全迥然不同于《勞動法》第19條規定的“勞動合同”必備基本條款，諸如勞動合同期限、工作內容、勞動保護和勞動條件、勞動報酬和勞動紀律等規定。

(2)這份“聘任協議書”正如雙方約定，是針對雙方 2001年8月1日簽訂的“協議書”的取代和延續。2001年的協議書更加清晰無誤顯示了雙方之間的代理銷售法律關系，雙方是作為獨立的民事主體來締約的，李X至始至終就不是X公司的員工。2004年修改的協議不過是針對具體銷售業務作了一些細微調整，比如出廠價格、李X應具備獨立辦公條件、承擔倉儲費用、自主聘請員工等(詳見“聘任協議書”)。

(3) 2001年1月1日X公司簽發的“聘任書”與2001的“協議書”緊密相關，“聘任書”不能簡單主觀認定構成了勞動用工關系，實際上它是一份授權委托書，即關于X公司產品的地區經銷權的授權。可以清晰看出，它是作為雙方代理銷售合同關系的附件而存在的，委托期限為 2001年1月1日至 2005年12月31日。期間，盡管雙方2004年修改了協議，但它依然生效。

(4)所謂“X公司的廣東辦事處(或銷售處)”，正如屈X、劉X、李X等所共同確認的，沒有領取營業執照和辦理工商登記手續，顯然它根本不是X公司依法設立的分支機構，迄今為止，也沒有看到廣東辦事處(或銷售處)的印章或其他證明材料。同時關于該代表處地址表述存在自相矛盾之處，比如X公司報案材料中認為是廣州辦事處，屈X、殷X的陳述材料又稱設在廣東省佛山市等(詳見案件材料)。實際上，廣東辦事處根本子虛烏有，只不過是李X為方便開展地區經銷業務，在征得X公司同意的前提下所借用的一塊“招牌”，這更不能看作李X與X公司之間存在勞動用工關系的證據。

(5)從公訴機關提交的多份證據材料來看，李X與X公司之間的代理銷售法律關系(經銷商法律關系)是相當清晰的。比如X公司的“出庫單”、“提貨單”等均準確無誤地顯示“客戶：廣東李X”一欄;“廣東地區李X客戶欠款情況清單”等材料也反映這一客觀事實;李X在2004年曾聘請一位叫陳忠海的雇工進行送貨，并由自己付報酬(公訴機關提交的證據中許多“送貨單”的送貨人一欄有陳忠海的簽名)。

2、從“職務侵占罪”的犯罪構成客觀要件看，表現為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占公司的財產。這包括二方面：“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和“侵占公司的財產”。公訴機關在“起訴書”中認為“李X利用職務之便占有公司貨款”，這與事實嚴重不符。

(1)所謂“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公司員工利用職權及與職務有關的便利條作。職權，是指指本人職務、崗位范圍內的權力，與職務有關的便利條件，是指雖然不是直接利用職務或崗位上的權限，但卻利用了本人的職權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條件，或通過其他人員利用職務或地位上的便利條件。

本案中，李X顯然是X公司的合法經銷商，依據“聘任協議書”第5條的約定(該條特別規定“因特殊情況客戶需付現金的，李X應足額將現金匯至X公司的帳號或卡號”)，李X有權自行銷售X公司產品并收取貨款。所以，根本不存在“利用職務之便”的問題。恰恰相反，李X的上述行為的有充分的合同依據和法律保障。更重要的是，由于廣東客戶在收到漿層紙后直接匯款到X公司的帳戶存在存在變數以及時間滯后差，更主要由于產品的出廠價和銷售價格的差額是李X作為經銷商的利益所在，在征得X公司及其代表殷X(殷是X公司派駐廣東監督李X的經銷行為的員工)的同意后，李X針對部分客戶直接支付現金的付款行為，采取出具收條并直接收取的做法。李X在收到貨款后，再與X公司進行對帳結算(該“聘任協議書”第5條約定以年度為結算周期)。

現有的證據材料充分證實這一點：①在2004年至今長達2年多的時間內，李X多次匯款給公司的工行帳戶及屈X個人的郵政帳戶(系 2004年6月5日屈X以私人名義開設的帳戶，該清單顯示全部為接收李X的匯款記錄，也證實其默認了這種結算方式);②現金直接交付(比如通過殷X轉交X公司等);③屈X(見其 2006年4月8日“詢問筆錄”第2頁)和殷X(見其 2006年4月5日“詢問筆錄”第2頁)在公安機關詢問時，均肯定了客戶用現金付帳時李X直接收取的事實。由此可見，X公司事實上同意李X的這種實踐操作方式，即先行收回貨款，然后與X公司對帳結算。在此點上，雙方不存在任何分歧。“利用職務之便侵占公司貨款”之說根本經不起推敲。不然，早在2004年，X公司就可以表示反對并可直接終止雙方的經銷商協議，不會等到2006年才發現貨款不到帳的問題，以所謂的“職務侵占”行為進行刑事報案，完全混淆了經濟糾紛和經濟犯罪的界限。

(2)所謂“侵占公司的貨款”，公訴機關指控這一事實也不準確。

首先，典型的“非法占為己有”，是行為人沒有事先性的占有，而是利用職務便利將財物的所有權歸于自己。李X先進行發貨，然后在質量驗收合格后予以結算并收取貨款，這屬于履行合同的正當行為。由于漿層紙等屬于李X自主確定零售價格，所以這些價款無疑至少包括二部分：X公司的出廠成本和李X的利潤等。所以，公訴機關指控為“截留”并不妥當;其次，“截留公司貨款”實際上應該正確表述為：李X未按約定足額支付給X公司的出廠成本費用。這屬于李X違反合同規定的行為，在數據核實后，李X便無法回避其應承擔的違約責任(付款義務)，但這完全屬于民事領域的范疇。代表公權力的公訴機關不應予以橫加干涉，并粗率認定“利用職務之便侵占公司貨款”的犯罪事實。

3、從“職務侵占罪”的犯罪構成主觀要件看，該罪應該有直接故意的犯罪心理態度。本案中，公訴機關指控李X具有“據為已有”的主觀過錯并不成立。

X公司的“報案材料”認為李X占有貨款93萬元;公安機關“提請批準逮捕書”認為李X占有貨款43萬元;公安機關的“破案報告書”認定李X占有貨款34萬元。出現如此差額巨大的數據至少說明一個問題：公安機關至今未能查明核實的所謂“贓款”，完全是推算出來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公安機關片面采信了X公司提供的全部材料(在李X與X公司存在利益沖突的場合，單純依賴一方的證據顯失客觀公正)。

公訴機關認定的“贓款至今未退還”也不完全符合實際情況。辯護人二次赴看守所會見李X了解案情，李X談到做X公司經銷商的初衷。他預計業務展開后如果每年銷售300噸，扣除運費、回扣等成本后，利潤在每噸400元左右。后來沒料想，竟然出現頻繁的產品質量問題，使他疲于奔波，在客戶之間周旋、協商、換貨等，為此耗費大量精力和財力，最終導致銷售價格不高甚至低于成本價格，虧損一直延續下來，巨大的資金窟窿在所難免。其后，李X多次與X公司的屈X、殷X溝通此事，但屈X等人的答復是：先把業務堅持下來，前期虧損X公司會承擔部分，長遠必然實現雙贏。這完全可以合理解釋如下順理成章的現象：2004年之前就發生資金回籠困難，但X公司仍然與李X簽訂新的代理銷售合同(即所謂“聘任協議書”)，繼續授予李X廣東地區的經銷權并持續發貨至2006年初。

公安機關至今未能查明所謂“贓款”的去向，其真正原因是：除開市場開拓費用、產品質量問題、運費成本開支及客戶回扣等因素外，虧損是相當重要的一個方面，而“贓款”事實上幾乎并不存在。據辯護人仔細核實，李X開拓廣東銷售市場的成本費用十分昂貴，比如運貨的金杯客車費用每月約為4000元(包含廣州至佛山的路橋費)、通訊費每月500元、運輸費66600元(河北至廣州每噸600元，暫按111噸計算)、廣東客戶的廠長和技監員等的“回扣”(當地行規)約20000元(每噸200元)、雇請陳某的報酬9600元(2004年度每月800元)、還有接待和應酬費用、承擔殷X在廣東的日常生活開支等。據不完全統計，李X承擔的成本費用二年內遠遠超過20萬元。最直接的佐證是， 2006年4月7日鄭(南海某電池廠)在公安機關“詢問筆錄”第4頁談到，“從2001年到現在，李X的車輛花費、跑業務等花費三、四十萬元，是正常的”。

如果依據公訴機關計算的7萬多毛利，李X早就個人破產了，明知虧損為何還苦苦支撐?李X所圖為何?如果依據公訴機關認定李X構成職務侵占罪(即為X公司員工)的邏輯，李X上述墊付的全部成本費用是否該由X公司予以報銷呢?難道這不屬于履行“職務”所發生的正常費用嗎?可見，公訴機關的指控邏輯是自相矛盾的!X公司的財務只計算“應收款項”而不扣除“成本費用”嗎?目前34萬的數額顯然經不起推敲!

所以，指控李X具有侵占X公司財產的犯罪故意，這是不能成立的。目前李X的家境情況實際上并不寬裕，2004年因為買房向大姐李X、二姐李X各借款5萬元(經核實李X至今仍未償還)，妻子王X的月工資收入也只有1000多元，勉力支撐家庭的周轉開銷。至于2006年3月因為貨款對帳的窟窿，李X逃避與X公司對帳，應當看作一種逃避合同責任的不道德行為，并不是主觀想“據為己有”。否則，早在2006年3月底X公司的屈X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