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溝通，從而緩解了信息不完全的問題，減少了信息費用。合作企業間的信息共享，也有助于降低內部管理成本，提高組織效率。
(1)協同效應
同一類型的資源在不同企業中表現出很強的異質性，這就為企業資源互補融合提出了要求。合作競爭擴大了企業的資源邊界，不僅可以充分利用對方的異質性資源，而且可以提高本企業資源的利用效率。此外，合作競爭節約了企業在資源方面的投入，減少了企業的沉沒成本，提高了企業戰略的靈活性，通過雙方資源和能力的互補，產生了 1+1〉2 的協同效應，使企業整體的競爭力得到了提升。
(1)創新效應
合作競爭使企業可以近距離的相互學習，從而有利于合作企業間傳播知識、創新知識和應用知識，同時也有利于企業將自身的能力與合作企業的能力相結合創造出新的能力。此外合作組織整體的信息搜集、溝通成本較低，可以更加關注行業競爭對手的動向和產業發展動態、跟蹤外部技術、管理創新等，為企業提供了新的思想和活力，大大增強了企業的創新能力和應對外部環境的能力。
[編輯]西方的合作競爭理論與實踐
自從20世紀末開始，西方企業戰略已從“純競爭戰略”為主導，向“合作競爭戰略”為主導轉變。“商場如戰場”是傳統理念。在這種理念指導下，競爭的成功建立在對手失敗的基礎之上，商家使用激烈的競爭手段，擊敗競爭對手，擴大市場份額。而在如今的商戰中，和平與戰爭同時存在或交替出現。不少成功的經營者是建立在他人成功的基礎上，是共同戰略的勝利。當共同創建一個市場時，商業運作的表現是合作，而當進行市場分配的時候，商業運作的表現是競爭。競爭不以傷害競爭對手為目的，重要的不是他人是否贏了，而在于你是否贏了。這就是合作競爭所反映的競爭理念精髓所在。
事實上世界上大多數經濟發達地區都會出現港口群效應。北海沿岸是世界最繁忙的海域之一，是沿岸各國以及歐洲與其他各洲之間大宗貨運的主要航道。北海沿岸集中分布的重要港口有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安特衛普、漢堡、倫敦和敦刻爾克等港口，其中有些港口分布在不到100公里的區域內。這些港口規模大，競爭有序，吞吐量不少都超過億噸。再如，日本東京灣內首尾相連集中了東京港、千葉港、川崎港、橫濱港、梗洋港、橫須賀港等6個日本的重要港口。日本港口管理者與地方政府通常是同一的。這些港口雖然集中在一起,但各有特色, 通過“合作競爭戰略”,優勢互補，共同發展。東京港地處東京灣，擁有4000萬人口的首都經濟圈支持了東京港的不斷發展，使其成為日本最大的消費品進出口港口。東京港和日本陸上交通網直接相連，有利于東京港有效而暢通的疏散商品和貨物。該港2004年集裝箱吞吐量全球排名為第19位。橫濱港素有“東京外港”之稱，是日本最早對外開放的國際港口，也是日本最大海港之一。該港2004年集裝箱吞吐量全球排名為第27位。千葉市距東京僅40公里，橫跨東京灣的海上之星大橋進一步縮短了千葉與東京間的距離。千葉港是日本貨物吞吐量最大的國際貿易港。出口貨物主要有機械產品、鋼鐵、化學藥品和重油，進口貨物主要是石油產品、原油、鐵礦石和煤炭。集裝箱在該港所占的吞吐量比例顯然不高。2004年千葉港貨物吞吐量為1.69億噸。世界上經濟發達地區港口群港口之間，建立適度的競合關系，共同發展，說明了發達國家通過市場運作，在處理港口間合作與競爭問題上的成熟性。
[編輯]4種戰略管理理論核心邏輯比較表
4種戰略管理理論核心邏輯比較表
理論類別 企業能力理論 動態能力理論 復雜理論 合作競爭理論
對市場條件的認識 相對穩定、線性可測 無序、突變、不可預測 混沌、非線性、周期性 互動性、系統性
對競爭優勢 難于模仿的、 不斷創新的能力 進化的商業生態 有效地合作競爭的能力
對資源的認識 持久的核心能力 系統和合作能力
分析單元 企業內部 企業與企業經營環境 商業生態系統 博弈參與者構成的價值鏈
戰略重點 培養、利用和提升核心 快速、敏捷地打破均勢 保持商業生態系統進 PARTS模式分析，
能力 發揮其杠桿作用 創造不連續的創新 優化和關系網絡管理 保持合作競爭關系
合作的態度 機會主義的合作 短期的合作 共生的周期合作 競爭的合作
戰略的特性 長期性、穩定性 短期性、不定性 周期性、互動性 動態性、互動性、適應
內容提要：本文使用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討論了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等因素對工業集聚的影響，并利用1987-2001年省級面板數據研究了導致中國地區工業集聚的因素。我們的主要發現是：（1）經濟開放促進了工業集聚，而經濟開放又與地理和歷史的因素有關；（2）市場容量、城市化、基礎設施的改善和政府作用的弱化也有利于工業集聚；（3）沿海地區具有工業集聚的地理優勢。我們的研究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提供了來自于中國的證據，同時也發現，除了經濟地理的作用以外，政策也是導致工業集聚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工業集聚；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經濟政策
一、引言
中國的改革開放遵循著漸次推進的模式，在地區發展的過程中，中國政府希望沿海地區能夠先發展起來，然后能夠帶動內地的發展。但是，這種基于“新古典增長經濟學”收斂假說（Barro and Xala-i-Martin ，1995）的良好愿望至今沒有完全實現——盡管改革開放使得全國各地均實現了不同程度的發展，但地區間的差距卻始終處在不斷擴大的過程之中。中國的經驗并不是獨一無二的，事實上很多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在經濟開放之后均出現了地區間差距持續擴大的現象，而一個更為基本的事實是，這些國家都出現了工業生產的集聚，這些現象對新古典的增長理論提出了挑戰。最近十多年興起的新經濟地理學在解釋工業集聚和地區間差距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一理論認為，地理位置和歷史優勢是集聚的起始條件，規模報酬遞增和正反饋效應導致了集聚的自我強化，使得優勢地區保持領先。[①]
盡管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進展迅速，但相應的實證研究卻比較滯后。既有的研究將焦點集中在了檢驗新經濟地理因素對工業集聚的作用，但卻忽視了經濟政策的作用，而政策因素在增長理論和區域經濟理論的實證檢驗中已被證明是非常重要的。與既有的文獻相比，本研究主要做了兩件事情。首先，我們從理論上討論了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三大類因素對于工業集聚的影響，并且嘗試說明，這些因素是可以放在同一個理論框架中進行分析的。其次，我們運用中國的省級面板數據檢驗了三大類因素對于工業集聚的影響。之所以將研究的重點集中于工業，是因為：（1）工業是推動其他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中國工業發展水平的地區差距是地區間差距最為重要的表現（范劍勇和朱國林，2002）；（2）從新經濟地理學的角度來講，工業可以在地區間轉移，故集聚效應最顯著。
我們的研究對文獻構成了以下幾點發展。第一，我們使用來自中國國內的數據為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提供了證據，來自一國內部的數據可以較好地避免跨國數據的樣本異質性和數據不可比性。中國曾經經歷了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轉型兩個歷史時期，政府政策曾經支持經濟活動和基礎建設的空間分散化；而改革以后的政策則傾向于優先將經濟活動向沿海地區集中。同時，中國廣袤的國土、多樣的自然條件、巨大的區域間差距等都為相關的實證研究提供了足夠的多樣性。第二，通過為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對工業集聚的影響提供證據，我們發展了有關中國工業集聚的實證研究。將我們的研究與既有的文獻作些比較將有助于說明本研究的意義。Fujita and Hu （2001）使用GDP 和工業產值數據描述了1985-1994年中國的地區差距問題，他們發現這個時期地區差距的擴大部分是由于中國實施了傾向于沿海地區的經濟政策，更是這個時期的全球化和經濟市場化的結果。Kim and Knaap （2001）關注的是中國1952-1985年地區經濟發展政策和地區差距問題，他們發現，經濟向沿海地區的集中早在中國政府采取地區非平衡增長政策之前就已經出現，其中的原因包括沿海地區在地理上容易與外界交流以及基礎設施網絡密度高，等等。以上兩篇文獻盡管已經討論了經濟集聚的影響因素，但是并沒有使用計量分析方法給出不同因素的作用的估計。D émurger（2001）在有關區域經濟增長的實證研究中考慮了經濟地理的因素，發現地理位置和基礎設施稟賦顯著影響各個省間的增長差異，同時，通訊有減少封閉的作用從而對增長產生正面的影響，但這項研究并不是以工業集聚為研究對象的。Gao （2003）證實了外國直接投資和國際貿易對于地區工業增長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指出，直接驗證國際貿易與工業的地區分布之間的關系是下一步的研究方向，而這恰恰是本文的關注焦點之一。在最近的一篇文獻中，Wen（2004）使用第二和第三次工業普查數據研究了中國制造業的集中，發現改革以來的工業集聚支持新經濟地理學的理論。但是，由于非常強調新經濟地理的因素，這篇文章沒有研究經濟政策和傳統的經濟地理因素對工業集聚的影響。
本文的結構如下：第二部分是對中國工業集聚的特征性事實的總結；第三部分提供了一個理論框架，分析了經濟地理、新經濟地理和經濟政策對于工業集聚的綜合影響；第四部分提出計量模型，并對數據和變量的含義進行解釋；第五部分報告了實證研究的結果；最后我們在第六部分提出了研究的政策含義。
二、中國的地區工業集聚：特征性事實
由于對自然條件的依賴程度相對較低，工業生產容易產生集聚；同時，加上規模經濟效應和前后向聯系的正反饋作用，往往導致工業生產在空間上向一些某方面具有優勢條件的地區集中。觀察中國工業的地區分布可以發現，改革開放以后，工業集聚的現象變得逐漸顯著，地區工業GDP 占全國工業GDP 的比重在省與省之間差異日益擴大。1987年工業改革之初，各省之間工業GDP 在全國所占份額的變異系數是0.026，2001年這一指標上升到0.030.
圖1和圖2分別繪制了1978和2001年中國各地區的工業GDP 份額分布[②]，從中我們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這20余年間工業集聚的過程。在1978年的圖中，工業的地理分布仍然具有一定的分散化現象，具體表現在：（1）東部沿海地區和中部很多省份的工業份額較低，沒有超過4%；（2）東北三省的工業重要性非常明顯，特別是遼寧一枝獨秀，工業份額超過8%；（3）甘肅和陜西這兩個西部省份的工業份額超過了2%，還沒有表現出與其他地區之間的巨大差距；（4）三大直轄市盡管面積較小，但工業份額并不低。相比之下，到了2001年，中國的地區工業布局已經發生了非常重大的變化，與1978年的工業布局特征相對照，不難發現，中國的工業集聚趨勢非常明顯，具體表現在：（1）東部沿海地區工業份額有顯著的上升，其中廣東、江蘇和山東三省工業比重分別達到11.20%、10.11%和9.69%，浙江的工業份額達到了7.35%，福建的工業份額也有所上升；（2）東北三省的工業地位明顯下降，遼寧的工業比重已經下降到5.18%，黑龍江和吉林的工業份額分別下降到4.18%和1.72%；（3）西部省份的工業份額總體上有所下降，僅四川（含重慶）的工業份額有所上升；（4）三大直轄市的工業份額明顯下降，上海的工業份額為5.02%，北京和天津的工業份額均已低于2%.總地來說，工業集聚的趨勢還表現在，1978年工業份額超過8%的僅有上海和遼寧，而工業份額低于2%的省份有11個。到了2001年，工業份額超過8%的省份變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