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先后在南京、上海等地舉辦個人畫展，轟動一時。
1914年，其名作《十八羅漢渡江圖》被選送巴拿馬參加全球博覽會，獲優等獎章。
1923年所繪的《函谷跨牛圖》在美國紐約賽會上又獲優等獎章。
我國著名畫家吳昌碩曾撰文高度評價李霞畫作，稱其為當代“人物第一家”。
張琴（公元1876-1952年） 字治如，晚號石匏老人。
莆田縣（今城廂區）人。
光緒三十年（公元1904圻）進士，是興化科舉以來的最后一科進士，授翰林院編修。
次年，廢科舉，興學校，首任興化第一所官立興郡中學堂監督（即校長）。
民國成立，選為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議員，在北京與愛國人士創辦《亞東新聞》報。
任主筆。
因《亞東新聞》每期著社論揭露竊國大盜袁世凱圖謀帝制自為、刺殺宋教仁等罪行，被袁世凱拘留懷仁堂一晝夜，報紙亦遭封禁。
民國六年（公元1917年）赴廣州出度國會非常會議。
擁戴孫中山，受聘為杜起云師長秘書。
后歸里著述，有《六書考源》、《桐云軒碑帖題跋》、《讀爾雅稿》、《莆田縣志稿》、《桐云軒聲畫集》、《桐云軒詩文集》等。
其詩文、書畫、篆刻手跡，均為世人所珍藏。
李耕（公元1885-1964年） 原名李實堅，字硯衣，號一琴道人、大帽山人，仙游縣人。
歷任福建文史館研究員、福建省政協委員、仙游縣政協副主席，中國美協會員、福建美協副主席。
李耕是著名的國畫家。
從事藝術實踐六十多年，用神妙畫筆創作許多珍貴的藝術形象，尢以佛像畫著稱于世，山水花卉功力甚深，兼通書法、詩文、雕塑。
作畫筆法超脫老練，形、神、韻三者兼備，獨樹一幟，在國外及東南亞久負盛名。
作品《彌勒佛》曾在職926年的華東五省畫展中獲第一名。
徐悲鴻評贊曰：“有奇拙者，首推李耕君，揮毫恣肄，可追蹤癭瓢，其才則中原所無”。
代表作有《東坡笠履圖》、《達摩》、《十八羅漢圖》、《彌勒佛》、《十六快》、《四快圖》、《仙游十八景》等。
另有《菜根精舍》、《畫論》等繪畫理論著作。
李耕為人正直，品德高尚，廣收門徒，熱心培養一大批后起之秀，為國畫藝術的發展作出較大貢獻。
黃羲（公元1899-1979年） 原名文清，又作文倩，字可軒，號大蜚人，仙游縣人。
中國著名的古裝人物畫家，美術教育家。
少年時，拜李耕為師，后隨要霞學畫。
浪跡蘇州、杭州、上海、上海福建閩南和臺灣等。
1926年考入上海美專，又進新華藝術進修，畢業后任教42年。
其畫既繼承傳統的國畫技法，又吸取民間藝術的氣質和特點。
代表作有《風塵三俠》、《伯樂相馬》、《伏生傳經》、《文姬歸漢》、《麻姑》、《達摩》、《觀音》等。
1957年應著名畫家潘天壽邀請，受聘于浙江美術學院講授中國古裝人物畫傳統技法，著有《說畫》和《中國畫理法研究》等書。
1980年，浙江美術學院和閩、浙美術協會聯合舉辦“黃羲遺作畫展”，著名藝術大師劉海粟題詞“意思橫逸，動筆新奇”，給以高度評價。
吳德懋（公元1902-1942年） 中國體育巨星。
莆田縣（今城廂區）人。
畢業于南京東南大學體育系。
任廈門集美中學體育主任、南京東南大學體育教師、福建省 *** 參議、中央大學體育科主任等職。
吳德懋曾獲1924年福建省學校聯合運動會個人總分第一名；1924年的第三屆全國運動會上，獲五項全能及十項全能冠軍，并獲鐵餅第二名和鉛球、標槍第四名，同時獲得個人總分第一名，轟動全國體育界。
1925年參加第七屆遠東運動會，榮獲五項全能第一名，為我獲得僅有的一項冠軍。
吳德懋在任教期間，精心造就一批全國著名的體育人才。
著有《女子籃球訓練法》一書。
1942年在重慶喪生于車禍。
黃震（公元1900-1969年） 原名經芳，仙游縣人。
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留學日本東京帝國大學。
歷任福建省農業改進處處長兼試驗場場長、福建省科學館館長、中國動物學會福州分會理事長、莆田一中校長，以及福建農學院、福建師大等校教授。
黃震對教育、文化和科研事業的貢獻至為卓著。
早在30年代，即編著生物科學讀物，供各大專院鷴應用。
40年代，曾在永安大湖創辦10所國民學校、10間民眾教育館、32個讀書站，并組織3個巡 *** 育隊，極力在農村普及文化、衛生及科學知識。
舉辦全省動植物及防治病蟲害展覽會，受到國內外科研人士和知名學者的高度評價。
編著有《福建獸類簡志》、《福建農業害獸目錄》、《農作物防治病蟲害》、》鳥類對農作物的危害》、《福建動植物之研究》等20多部書。
歐元懷（1893-1978年） 字愧安。
莆田市城廂區人。
1915年赴美國，先后在西南大學文理學院和哥倫比亞大學學習。
1922年畢業回國，歷任廈門大學教育主任兼總務長、上海大夏大學副校長和校長、上海市工部局華人教育處教育委員、貴州省 *** 委員兼教育廳廳長等職。
解放初任“華東師范大學籌備委員會”事務委員，并被邀為上海市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
歐元懷一生致力于教育事業，曾因創辦大夏大學，成績顯著，貢獻杰出，美國西南大學特贈予榮譽博士學位。
第一個十年：電影和音樂顯露大眾文化潛質
40年前，中國人剛剛走出大一統樣板文化的陰影，尚不知大眾消費文化為何物。大眾文化消費是以精英文化為代償。這是因為，精英文化較為敏感，覺醒得更早，而此時的大眾文化消費還只是一種潛流，只能借助精英文化來表達。比如在文學方面，反思文學（其代表作為1977年11月發表的劉心武的《班主任》）、傷痕文學（其代表作為1978年8月11日發表于《文匯報》的盧新華的《傷痕》）、改革文學（其代表作為1979年2月發表的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都曾在大眾中廣為流行。戲劇舞臺在經歷了最初的復排熱潮之后，遂有了北京人藝的《丹心譜》（作者蘇叔陽，1978年3月25日首演）和上海的《于無聲處》（作者宗福先，1978年10月首演），也曾風靡大江南北。
電影已經顯露出大眾消費文化的潛質，《大眾電影》的發行量和“百花獎”的投票量都曾達到八九百萬；《大眾電影》1979年第五期封底刊登了外國影片《水晶鞋與玫瑰花》男女主角接吻的劇照，盡管有人寫信指責為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并宣稱社會主義不需要擁抱和接吻，但天窗既已打開，風雨之后，總是要見彩虹的。只是電影的表達方式仍以精英為主導，第四代、第五代的許多影片至今仍令人懷念，但正是他們的創作，最終導致了票房危機的發生，迫使電影界去探討好萊塢商業電影模式。作為中國人最重要的大眾文化消費方式的電視，這時還處于初創階段，1978年5月1日，原北京電視臺正式更名中央電視臺，這一年播出的電視劇僅有微不足道的8部，每部最多不會超過3集。
《大眾電影》1979年第5期封底照片
流行音樂成為改革開放初期大眾文化消費最活躍的因素。上個世紀70年代最初幾年，《外國民歌二百首》和部分港臺通俗歌曲已在一些青年中流行。1978年以來，鄧麗君和臺灣校園歌曲在東南暖濕氣流的裹挾下北上，《何日君再來》《路邊的野花不要采》開始被人們四處傳唱，《外婆的澎湖灣》《蝸牛與黃鸝鳥》等亦流行于大學校園。1980年的北京街頭，已能看到穿著喇叭褲，戴著蛤蟆鏡，提著錄音機，跳迪斯科的青年。這一年的2月，第一個流行歌曲排行榜誕生，以《太陽島上》《泉水叮咚響》為代表的15首流行歌曲榜上有名。而李谷一的一首《鄉戀》，更以驚世駭俗的“靡靡之音”和氣聲唱法，引發了長久的爭論，在改革開放的歷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
電視劇和電影回歸大眾文化本性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是大眾文化消費的爆發期。電視劇影響力迅速上升，成為大眾文化餐桌上的一道主菜。最初是靠引進以彌補節目的不足，從日本的《血疑》《姿三四郎》，巴西的《女奴》，美國的《大西洋底來的人》《加里森敢死隊》，到中國香港的《上海灘》《戲說乾隆》之類。盡管有過許多爭議和討論，但不可否認的是，觀眾排遣寂寞時光，休閑娛樂，不能沒有這樣的消費方式。國內電視劇生產者很早就為電視劇的通俗化做出過努力，雖然《敵營十八年》作為最初的嘗試曾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指責和質疑，但國產電視劇的通俗化進程并沒有因此而終止。《西游記》《紅樓夢》《烏龍山剿匪記》《籬笆·女人和狗》《濟公》《末代皇帝》《便衣警察》《公關小姐》《上海的早晨》《上海一家人》《月朦朧，鳥朦朧》《莊妃軼事》《唐明皇》《秋海棠》等眾多作品，對長篇電視連續劇的講述方式及題材的多樣化做了有益的探索；而《渴望》《我愛我家》《編輯部的故事》《京都紀事》《皇城根兒》等，則嘗試了室內劇的生產方式，這些都大大推進了電視劇消費市場的形成。
電影對商業模式的嘗試或探索，直到上個世紀90年代中晚期才有了較為自覺的意識。馮小剛的賀歲片與張藝謀《英雄》式“大片”從不同的方向開啟了電影商業化的進程，而市場機制的引進，加入WTO所帶來的開放電影市場的巨大壓力，以及傳統電影發行體制逐漸為院線制所取代，給電影的商業化創造了機遇，提供了條件，電影因此回歸大眾文化的本性，成為2000年以后大眾狂歡的濫觴。
1990年代通俗文學的初興
文學在經歷了上個世紀80年代精英式寫作的狂歡后，進入90年代，無論實驗的、探索的還是觀念式的寫作，都受到讀者的冷落而日漸邊緣化，取而代之的則是通俗的大眾文學。這個過程其實在80年代就開始了。最初是從海外引進的金庸（包括梁羽生和古龍）的武俠小說、高陽的歷史小說以及瓊瑤的言情小說，并在讀者中造成了廣泛和持久的影響。接下來，民國通俗小說成了出版商的“搖錢樹”。自清末直至1949年前，凡具有一定可讀性、又允許重印的近現代通俗文學作品，幾乎都被反復重印了不止一遍，有的甚至再版了多種不同的版本。像張恨水，怕是印得最多的，至今還在印。除張恨水外，秦瘦鷗、周瘦鵑、劉云若、還珠樓主，以及張愛玲的書，都印了不少，深為廣大讀者喜愛。這種“重印熱”至今未見冷卻，隨著一些作者的書成為公版書，甚至還有增溫的趨勢。
把張愛玲歸入通俗文學一脈，有人也許會不高興，不甘心讓她與張恨水之流為伍。但如果我們將20世紀通俗文學的歷史聯成一條線，就會發現，《海上花列傳》和張愛玲恰恰居于這條線的兩端。作家阿城有個觀點，他認為，中國現代文學的面貌和傳統，本來就是通俗的，鴛鴦蝴蝶派、禮拜六派，乃至張恨水的流行，可以作證；而“五四”以后的精英寫作反而是個“另類”，直到張愛玲才撥亂反正，重振通俗文學的主流傳統。海外著名學者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