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它還出口黃金、銀錢以及后來的茶葉。這些出口商品反過來使中國成為世界白銀的“終極秘窖”。世界白銀流向中國，以平衡中國幾乎永遠保持著的出口順差。[3]
除了貿易順差之外，世界白銀流入中國的另一個原因是，中國的金銀比價一直低于外國金銀市場的比價，歐洲國家白銀的低價和中國的白銀高價帶來了套匯獲利的機會。16、17世紀間，中國社會內部產生的對白銀的巨大需求，推高了銀價。受利益驅使，日本、歐洲白銀被大量運往中國。從1550年到1645年明朝滅亡前的百年間，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大約有14，000噸之多，是這一期間中國自產白銀總量的近10倍。[30]
歷史總有驚人相似的一幕。改革開放以來，發展加工制造業和對外貿易，中國積極融入世界經濟，極大地促進了經濟增長。與晚明時期類似，出現了持續的巨量貿易順差，外匯儲備過多，人民幣升值壓力加大，出現了嚴重的人民幣套匯現象。晚明一直到19世紀初，中國對外貿易長期順差，白銀大量流入，這與當時中國的經濟實力相匹配的，當時中國是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人均產出和收入與西歐相比并不遜色。在銀本位制下，白銀大量流入滿足了國內貨幣需求，一定程度上擴大了市場，促進了商業發展和農業、手工業的專業化生產，江南等地早期的工業化也藉此得到了發展。但遺憾的是，晚明政府從打擊海上敵對勢力等政治需要出發，對海外貿易嚴格限制，海外貿易遠未能發揮其對市場開拓、專業化生產和資本形成的推動作用，使得晚明中國與工業革命失之交臂。
與晚明抑制外貿發展的做法相反，改革開放以來政府大力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發展對外貿易，實行“獎出限入”的傾斜政策，通過各種手段發展出口，對進口實行一定限制。這些傾斜政策加上勞動工資偏低，社會保障不健全，環保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等，都降低了出口企業成本，增強其價格競爭力。近年來，除傳統的加工貿易外，高能耗、高污染資本密集型制造業發展過快，化工、機械、汽車等行業出口迅速擴大，我國貿易順差過快增長。更加糟糕的是，當前的巨額順差是在人均收入很低的情況下出現的，這在中外歷史上非常罕見。類似地，美國在1874年以后的90多年間，德國從1880年代到“一戰”前夕以及1952年至今，日本從1981年到最近，對外貿易均長期順差。這些國家在上述階段經濟較快增長、人均收入水平較高，儲蓄相對投資過剩并不奇怪。當前我國人均收入水平低，資本對勞動力的比率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資本相對稀缺。此時消費和投資需求理應較大，更可能出現儲蓄對投資的不足也即貿易逆差。而且晚明海外貿易順差導致白銀流入，在銀本位制下直接增加了貨幣供給，促進資本形成和經濟發展，且不存在外匯風險問題。目前我國外貿持續順差，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扭曲導致的。當前外貿順差過大加大通脹和資產價格波動壓力，我國外匯資產面臨較大的匯率風險。
從根本上說，晚明和當代中國對外貿易共同問題是，政府對經濟活動干預過多，影響了市場作用的充分發揮。歷史教訓提醒我們，不能簡單地評判持續的貿易順差的優劣，關鍵是貿易順差與經濟發展水平、經濟結構等因素是否相適應。我國當前應當調整傾斜外貿政策，減少經濟對外貿的依賴，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增強內需，否則就沒有理由對中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持樂觀態度。
明朝在國家政策層面上是不支持海上貿易的，實施的是"海禁政策"。
明朝初期國力強盛永樂皇帝開始注重對外交往，派鄭和多次下南洋，加強了明朝與南亞諸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且對外交往為施恩性不計經濟利益，近交朝鮮日本加強對朝鮮的控制。明朝中期以后大明國力逐漸衰退，對外交流開始減少，仍與朝鮮保持良好的交往關系，與日本矛盾逐漸突出（帶有反侵略），并逐漸采取了閉關鎖國的國策 。
明朝后期與晚清時期的對外貿易有何不同
不同點：明朝中后期是自愿對外貿易，主要是宣揚國威，朝貢貿易。晚清時期是被迫對外貿易，處于逆差器。
特點：明朝以前中華文明始終處于世界領先地位，隋唐時代完成了“中華文化圈”的總體格局，中國成為周邊及至亞洲地區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明以前的中外關系，以互通使節、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為主。明以前的諸朝政府基本采取了對外開放政策。
（1）主要考查學生準確解讀材料，獲取有效信息的能力，調動、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進行歸納概括的能力．從“使許多原本用以種植糧食作物的耕地改種桑樹、棉花等經濟作物”“商人擁有雄厚的資本”“徽州商人”可知明朝中后期商品經濟發展的表現；
（2）主要考查學生準確解讀材料，獲取有效信息的能力，調動、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從“明朝政府開放海禁，在漳州府的月港設督餉館，私人海上貿易取得某種程度的合法地位”可知明朝海外貿易“一度活躍”的原因；
（3）主要考查學生調動、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綜合分析問題的能力．解答的關鍵是從積極作用入手，結合白銀成為主要流通貨幣；促進了商品經濟發展（商業繁榮）；加強了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系進行作答．
故答案為：
（1）表現：經濟作物大量種植；農產品商品化程度加深；商人資本雄厚；商幫（徽商、晉商）活躍．
（2）原因：中國商人主動參與海外貿易；政府開放（放松）海禁；設立專門管理機構．
背景：新航路開辟；殖民者掠奪美洲白銀（貴金屬）；中國手工業品在海外受歡迎；外國無合適商品與中國交換，不得不用白銀支付．
（3）作用：白銀成為主要流通貨幣；促進了商品經濟發展（商業繁榮）；加強了中國與世界的經濟聯系．
自明朝中期起，商品經濟呈現出空前繁榮的局面，進入了繼西漢、宋朝之后的第三個高峰。除明清之際因戰亂一度受到破壞外，這一高峰基本上持續到了清朝。如上文所述，由于農民多種經營現象的推廣，很多地方的農業染上了商業色彩，農產品主要面向市場而并非自己消費，同時糧食商品化的趨勢也日益明顯。商業性農業的發展增加了全國各地區的商業聯系，也引起了明代黑漆嵌螺鈿山水人物圖盤明代白玉螭龍杯農業各部門及其與手工業相關部門之間的連鎖反應和相互依賴。許多重要商品的貿易，已不再局限于地方局部范圍內的狹小市場，而是被長途販運到很遠的地方銷售，乃至行銷全國。奢侈品在商品總量中仍占一定比例，但人民日常生活用品仍然占據了市場流通總額的大部分，尤以糧食、棉花、棉布、生絲、絲織品、鹽、茶七類物品為商品中的大宗。
在國內貿易發展的基礎上，海外貿易的需求日益強烈。明朝中期，有關禁海、開海的斗爭由地方達到中央，私人海外貿易與倭寇合流，成為影響沿海社會穩定的重大問題，這種情況為前所未有。隆慶年間開放海禁之后，大批中國商品以東南亞為跳板流入歐洲和美洲，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影響了歐洲工業技術的革新，為西方資本主義的興起做出了貢獻。與海外貿易的發展相聯系，白銀貨幣化成為明朝后期乃至清朝引人矚目的現象。明初以銅錢、紙鈔為法定貨幣，白銀在禁止流通之列。但紙鈔因政府未能控制投放量而導致信用下降，漸至名存實亡，銅錢則因幣材缺乏，鑄幣量難以滿足流通的需要。明朝中期，朝廷被迫弛用銀之禁，而通過海外貿易大量流入中國的白銀恰好彌補了國內銀礦不足的缺陷。張居正推行“一條鞭法”時，即規定賦稅折銀征收，說明民間使用白銀已比較普遍。大額交易通用白銀，政府財政也以白銀為計算單位。白銀作為貨幣，具有不變質、易分割、價值高等優點，其貨幣化本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在商業資本日益膨脹的趨勢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商人集團，其中尤以南方的徽商和北方的西商最為著名。徽商出于安徽南部的徽州府（治今安徽歙縣），其地屬山區，人多而耕地少，居民遂多出外經營工商業謀生。當地物產豐富，木器、漆器、茶、文具之類特產都馳名全國，為商業資本的積累提供了物質條件。全國經濟最發達地區蘇、浙鄰近徽州，交通便利，成為其絕好的商業市場。在上述諸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徽商實力勃興，明代錢幣長江中下游地區至有“無徽不成鎮”之諺。部分徽商還把經營方向發展到海外，嘉靖倭患的著名首領許棟、王直、徐海等都是徽商出身。久之經商成為徽州普遍的風氣，“其俗男子受室后，尊者即督令行賈，無贏折皆不得速歸，久者數十年，近亦逾紀”（見方苞《望溪先生文集》卷13《王彥孝妻金氏墓碣》）。他們的商業活動以販鹽為主，亦兼營糧、棉、絲、茶等多種貿易，很多人通過與官府的合作演變為豪富特權商人。西商主要是指山西和陜西商人，他們在明朝通過經營邊防軍需物資起家，積累了大量資本，勢力經久不衰。此外其他地方還有很多較小規模的商人集團，其經商活動大都帶有地域性、宗族性的共同特點。
宋朝時開始出現的地方性鎮市、集市（草市），在明中葉以后有了更大的發展，幾乎遍及全國，對各地自然經濟起到了一定的調劑作用。一部分地理位置較好的鎮市，明代都市綢緞店人口逐漸聚集，越來越多地吸引外地商業資本，逐漸發展為專業性市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地區工商業中心的性質。這類市鎮以江南地區最為普遍，如以棉織業為主的松江朱涇鎮、以絲織業為主的蘇州盛澤鎮、湖州南潯鎮，都是人煙繁庶，名聞全國。到明朝末年，四所規模巨大的專業性市鎮——廣東佛山鎮、江西景德鎮、湖北漢口鎮、河南朱仙鎮合稱“天下四大鎮”，儼然已成為新興的商業城市。它們與作為州縣治所的傳統城市不同，行政級別低下，機構設置簡單，完全是因為經濟發展而崛起的工商業中心。即使是傳統的政治型城市，如北京、南京、杭州、廣州之類，由于城市經濟的繁榮，其本身的經濟職能也在明顯強化。由城市到市鎮，再到星羅棋布的鄉村集市，構成了一個個較大的地區貿易網絡。
與商品經濟的繁榮相聯系，明朝中葉以下的社會風氣也出現了顯著變化。在明朝后期一些人看來，嘉靖前后明顯是兩個不同的時代。成書于神宗萬歷時期的《歙志風土論》在這方面的論述頗具代表性。其中贊譽明孝宗弘治年間“家居人足，居則有室，佃則有田”，為“一時之三代”。至武宗正德末、世宗嘉靖初“則稍異矣，出賈既多，土田不重，操貲交捷，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毀，東家已富，西家自貧。高下失均，錙銖共競，互相凌奪，各自張皇”。至嘉靖末、穆宗隆慶初“則尤異矣，末富居多，本富盡少，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起者獨雄，落者辟易”。到萬歷時“則迥異矣，富者百人而一，貧者十人而九，貧者不能敵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錢神卓地，貪婪罔極，骨肉相殘”（見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第9冊《鳳寧徽備錄》）。這一類對明朝后期百年之間社會風氣變化的敘述，在其他一些地區的方志里也頗不乏見。歸納而言，變化主要表現在農業人口“棄本逐末”，工商業競爭激烈，金錢崇拜和追求奢侈高消費之風盛行，逾越禮制現象日趨普遍，傳統倫理道德觀念受到猛烈沖擊等方面。這些變化趨勢清朝前期在政府干預下一度有所遏制，但社會風氣畢竟已不能回到明朝前期的“三代”階段。相反只要政府控制稍有放松，這些趨向即有繼續發展的態勢。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明中期以下商品經濟的發展，的確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明朝中后期對外貿易特點
走私海外貿易發展興盛
明代中后期走私海外貿易發展興盛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社會經濟的發展形
成的對外貿易擴張，為走私海外貿易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明代中葉以后
,
社會經濟有了
很大程度的發展，社會分工水平進一步細化
,
民營手工業生產水平顯著提高，規模較大的手
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