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國使團首次赴日“訪倭王”。魏國與日本建立交往的動機之一，據說是為了牽制吳國，因其誤認為日本的地理位置“當在會稽、東冶之東”。（《魏志/倭人傳》）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中方對日本的情況有所誤識是自然的，因此，雖然日本名義上被納入了中國的冊封體制（彼時日本仍處于分裂狀態），但雙方交往并不算密切。到了南朝的劉宋時期，初步完成政治統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請求領百濟、新羅的大將軍稱號，這是日本對朝鮮半島表露野心的肇始，值得注意。劉宋對此的回應是拒絕，可顯然并無了解日本形勢變化的興趣。《梁書》中稱：“東夷之國，朝鮮為大。”這表明在中國的冊封體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鮮，而其試圖染指朝鮮半島的企圖是不被允許的。此后的幾百年間，中國人對日本的認識基本上屬于停滯狀態，史籍中雖保留了《倭人傳》的條目，內容卻不脫《魏志/倭人傳》之巢窠。
中日雙方的交往，在隋唐時期達到了第一個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唐朝使臣亦八次渡日。然而，王貞平在《漢唐中日關系史》中指出，中國歷代朝廷“從未區別對待五世紀之前的各倭部落和實現了政治統一之后的日本”。他表示，600年日使訪華，卻未像過去一樣向隋帝要求封號，“此舉是一個重要的外交信號：中日間的君臣關系已經動搖，日本已不再視自己為中國的屬國。”這標志著中日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不過，取代短命的隋王朝的唐王朝，在對日關系上的表現非常令人奇怪。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軍大敗日軍。經過此戰，日本對朝鮮半島的窺覷野心，和不甘心納入中國主導的冊封體制的桀驁都已顯露無遺，可唐廷卻并未深入追究。無論是《舊唐書》或《新唐書》，對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揮該役的劉仁軌傳內寥寥述及。相反，唐廷還給予交過手的“抗敵之國”的日本使團以很高的尊重。753年，日本來使因不滿地位低于新羅使臣，在唐廷發生爭長事件。盡管關于此事件的真實狀況有所爭議，但日本使臣在儀式上的排序的確位列諸多外國之前（西列第二，吐蕃之后）。唐玄宗曾稱日本為“君子國”，日本在唐人的記述中“人民豐樂，禮義敦行”，其采用“漢制”也多受褒揚。可事實上，日本此時已經大體確立了“日本中心論”的翻版“夷夏”觀念，在內部文書中，甚至有把“唐國”稱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鮮為“近藩”，唐為“遠藩”。不難想像，這種態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會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對此渾然未覺，非但不計前嫌，還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來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華壯大自身。
唐朝的“寬大”緣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虛榮心過剩導致只求日本來使營造“四夷賓服”的假象自滿呢？還是單純的馬虎粗疏，無暇也無意去了解日本的實際情況？依照史料分析，兩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種，都正如石曉軍《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書中所言，表明了“唐人對日本的漠視。”
唐朝曾數度派遣使臣赴日，但這些使臣們看來并未打探到有關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還有唐使離日前向天皇辭別說“臣等多幸，得謁天闕”的有辱國格的記載（779年，孫進興出使）。雖然我們可以懷疑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噓，但唐朝使臣沒有識破并揭露日本的帝國夢想是肯定的。這些使臣為何在回國后隱瞞了所見所聞，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遙遠的日本當做一個不怎么重要、純屬走形式可又有風險的差事，所以寧可“入鄉隨俗”，如王貞平所說的裴世清在見到天皇時“按日本習俗行禮似乎很不得當”，但不過是“靈活應變”；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對唐構成公開挑戰。如孫進興訪日，日方大臣也有人提出不要自稱天皇，雖受到廣泛反對，但天皇還是降座接受國書。日方的“華夷論”者為之慨嘆：“然遂降御座，嗚呼痛哉！”（關于唐使團訪日的記述，參見王貞平《漢唐中日關系史》）
王貞平還在書中細致分析了中日兩國往來的外交文書，提出日本在文書中利用日語的音讀訓讀區別，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地保持與唐國的對等，甚至高等地位。如“天皇”在文書中以日文訓讀法寫做“須明樂美御德”，掩蓋了“天皇”的真實含義。735年，唐著名宰相張九齡起草的給日本的國書開頭稱“敕日本國王主明樂美御德”，“敕”是對臣屬的用語，“主明樂美御德”則明顯是把它當作了“日本國王”的名字。同樣的語言，用兩種讀法表達，在直書“日出處天子”容易惹麻煩的形勢下，是一個稱得上狡猾的主意。但王貞平認為，歸根結底，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在于處理中日關系的隋唐官員“對日本文化一知半解，且誤信傳聞，以為中日同種同文”。他們以中國人的心態出發，只滿足于維護形式上的虛榮心，卻不知日本的真實信息已被忽視歪曲。
交往多了，馬腳難免會泄露出來。《舊唐書》就記稱日本來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實對”，可是，唐政府上下都沒有把這個“屬國”放在心上。這是中國人的日本觀的一個異常不智的開始。事實上，中國人的大意實在是過分了，就在這部完成于五代的《舊唐書》中，居然出現了《倭國傳》和《日本傳》并列的荒唐現象。兩篇文章的篇幅合起來不過數百字，對于倭國與日本究竟是什么關系也描述不清。
894年，宇多天皇詔令廢止遣唐使，唐朝亦久困于內憂外患，隨后的五代十國更是天下大亂，中日關系再次進入沉寂階段。直到宋代，兩國官方正式交往仍然不多。民間貿易和僧侶交流雖比以往有所發展，但單純追求利潤的沿海商賈與旨在傳播宗教思想的出家人，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國對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狀況。
元朝中日關系的特點是官方往來斷絕，民間商貿繼增，特別是隨著航海技術的提高和經濟的發展，形成了一些專以海上貿易牟利的商團，在兩國都有利益，儼然成了“中日合資跨國公司”。一旦受到任何威脅或阻礙，商團就可能蛻變成武裝勢力，這就是所謂“倭寇”的起源。
二
進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為了徹底打擊張士誠、方國珍等割據力量的殘余，實現一個農業帝國理想中的“長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時，朱元璋以驅逐胡虜，匡扶華夏自居，也決心重建以中國為軸心的“華夷”國際秩序。這兩點，堪稱對明代中日關系有決定性影響的基石。
和過去一樣，朱元璋為首的明廷在關于日本的知識方面，幾乎沒有多大進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國”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謹慎戒備的潛在對手。尤其費解的是，因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謀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訓》中亦指出日本“雖朝實詐”，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決意絕之”，即斷絕與日本的往來。有人認為朱元璋的處理方式是受到了忽必烈兩次征討日本均告慘敗的教訓影響，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頒布的詔書中說的極其詳盡明白。該詔書稱：“海外蠻夷之國，有為患中國者，不可不討；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輒自興兵。古人有言，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如隋煬帝妄興師旅，征討琉球，殺害夷人，焚其宮室，俘虜男女數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虛名，自弊中土，載諸史冊為后世譏。朕以諸蠻夷小國，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為中國患者，朕決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為中國患，不可不謹備之耳。”（《明太祖實錄》）
詔書表明，貧苦農民出身的朱元璋無疑不具備海權意識，對外向擴張的帝國政策持否定態度，其戰略思想是以防御性的“謹備”為主，重點放在北方內陸。基于這種立場，即使倭寇已經禍亂沿海，日本又并不規矩，他的對策也僅僅是強調“專以防海為務”。
洪武朝的中日關系斷絕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時期實現恢復。巧合的是，在熱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樂帝執政期間，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現變化，喜慕中國文化的足利義滿將軍當政。這位因動畫片《聰明的一休》而被不少中國人熟悉的將軍，對明帝國懷有罕見的恭敬，主動稱臣納貢。他還應成祖要求消滅本國的海盜，其使臣將獻給明帝國的二十名海盜頭目悉數蒸殺于寧波。不過，足利義滿的“親華”是個人性的特例，為期也非常短暫，他在永樂六年（1408年）去世后，其子足利義持政權在永樂六年（1411年）便停止了朝貢。而對于此際日本政局的變幻，從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來的戰國爭雄，明帝國可謂一無所知。明朝對于日本的了解，從永樂四年侍郎俞士吉出使日本，并在日本立下的“御制碑文”可見一斑。該文云：“日本有國鉅海東……語言文字皆順從，善俗殊異羯與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成祖封義滿為日本國王的舉動更顯示出中方完全不清楚日本的政體，對天皇與將軍的區別缺乏基本掌握。
宣德七年（1432年），足利義教恢復朝貢，但日本使團訪華引起的麻煩不斷，成為明朝外國來使中最特殊的現象，而明朝的對應，竟然尤甚于唐朝，幾乎是莫名其妙的無原則的寬疏縱容，乃至跡近怯懦。明朝對日本貢使的人數、貨物數量以及不得攜帶武器等均有規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團在臨清搶劫，毆傷地方官員，景泰帝卻以勿“失遠人心”為由放過了他們。（《明史/日本傳》）成化四年，日本使團成員在北京殺人，成化帝仍拒絕了官員的逮捕兇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賠償白銀十兩，以顯示天朝上國的寬宏大量。弘治九年，日本使團成員又在濟寧持刀殺人，明朝的處理辦法是將其上京人數削減到五十人。在此期間，日本使團還經常以漫天要價、以次充好等伎倆試圖占盡明朝的便宜，有時還以“失我國主之心”公開勒索、恫嚇。就性質而言，這一時期的日本使團入貢動機完全是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圖涉足，終于導致了寧波爭貢的惡性暴力事件的發生。
嘉靖二年，寧波爭貢事件之后，給事中張翀上疏稱日本“窺伺中土，得間則張其戎器，以劫殺為事；不得間則陳其方物，以朝貢為辭。劫殺則利民財，朝貢則利國賜，兼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應該說，張翀這里所說的正是日本所謂“朝貢”的真實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來始終秉持的對華政策基本特點，那就是“不以實對”兼“叛服不常”，特點背后的原則則是利用中方的弱點耍盡各種手段攫取利益。遺憾的是，張翀盡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決辦法也不過是“絕約閉關，永斷其朝貢之途”。（《明經世文編》）
像張翀這樣的官員應算作明眼人，可惜人寥聲微。明朝對日本的形勢仍舊沒有求知的興趣，但張翀所說的日本“窺伺中土”野心很快變成了現實。萬歷援朝戰爭是中日再一次交手，明廷對日本的無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書石星不知兩國的既往關系，也不清楚“關白”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興師侵略是為了獲得中國冊封。最貽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歷日本，認識豐臣秀吉的江湖騙子沈惟敬，結果此人“支吾中國，奉承日本”，鬧出了自購珍玩假冒豐臣秀吉致明廷國禮的丑劇。堂堂大明帝國，以口若懸河的騙子從事外交折沖，堪稱奇恥。
萬歷年間，明帝國實力已衰，“三大征”雖然都艱難獲勝，但消耗國力糜巨。在挫敗日軍侵朝之后，明朝認為日本“圖逞之志未嘗一日忘”，“與其過而信之，不如過而防之”（《明神宗實錄》）。明朝沒有窮追猛打，犁庭掃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戰爭“費餉六七百萬”，經濟負擔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這種進攻性戰略根本不符傳統農業帝國的性格。明帝國此際對日本的態度不過是通過使者帶話：“傳與家康，務要專心學好，不可陽與朝鮮講和，陰懷異圖”，天朝有水陸勁卒百余萬，“以待你國動靜”。（《朝鮮宣祖實錄》）
這般言語警告的作用當然是有限的，因為日本當時對華政策的追求已經不再是簡單的文化學習或經濟獲利，它開始試圖挑戰以明為核心的東亞政治體系，挑戰中國主導的華夷秩序。萬歷四十年（1612年），浙江總兵楊崇業上報，日本“以三千人入琉球，執中山王，遷其宗器”。（《明神宗實錄》）琉球與朝鮮一樣，同是中國華夷秩序下的藩屬，日本的侵略朝鮮、琉球顯然是欲去中國而代之。但是，中方的反應也僅僅是停留在“倭不可不備”的口頭表達層面上。究其原因，明朝高層盡管看到了日本對華夷秩序的現實威脅，但未曾認清日本的真正戰略理想，而僅僅把它當作了華夷秩序中一個不時犯混、不太聽話的邊緣性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