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380文（《萬歷杭州府志》），足見當時商業之繁華。但京杭大運河改道下塘后，臨平鎮作為宋元時代的大鎮，其貿易集散的地位被迅速繁榮的塘棲鎮所取代。
清代，臨平四鄉手工繅絲鼎盛，幾乎家家置有絲車，繭之細白者繅絲，次者成綿。至雍正時（1723—1735年），臨平有輕綢機不下二三百張（《北新關志》）。乾隆年間，詩人翟灝《臨平雜詠》，有：“兩槳迎來販客多”的寫實。（《無不宜齋未定稿》卷一）道光十三年（1833年）以后，出現資本主義經濟萌芽，徽杭大賈，竟相貿絲、設坊、開典。實力較厚、雇工較多的“方泳隆南貨店”、“廣興當”以及“利亨坊”“元升油坊”相繼開張。來臨平出售土絲者，除四鄉農民外，遠至海寧西部及桐鄉、德清等縣，再于此銷往上海、福建、江西和杭州等地。
“光緒甲午以后，工廠之創建、商會之成立、蠶絲之改良，鄉鎮風氣因而升通。”（《杭縣志稿》卷13）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商辦蘇杭鐵路杭州至長安段建成，在臨平設站，民國以后杭塘公路道經臨平鎮，又成了陸上交通之樞紐，鎮南一帶商店隨之大增，客商往來，頗為熱鬧。民國初年始有近代工業。1924年，興記電廠開業，商業也日漸繁盛。全鎮已有大小商號200余家。
抗日戰爭爆發，臨平遭受日軍飛機轟炸，損失慘重。淪陷期間，日軍毀臨平上塘河南岸石坎、拆永康橋石階，壘其軍營。街市凋蔽，里弄蒼涼，經濟蕭條，每況愈下，唯米市獨旺。其貨源，水路從廣德、泗安運來安徽米；陸路從鐵路運來江西米，日流動量達千余石（每石150市斤）。其銷路多數運往杭州，部份在當地供應。米行從原有3家，驟增至12家。
早在抗戰爆發前，日商掠奪我經濟資源的勢力已滲入臨平，臨平四鄉因盛產絡麻，戰前相當數量由上海的日商“仁和洋行”委托臨平買辦李宏良收購，以船運經大運河運至上海，再轉往日本。臨平淪陷以后，日商引入高產絡麻品種，廣泛種植，產量逐年上升。原為糧麻商的漢奸區長陳農蓀（兼臨平維持會會長）為代理人總攬其事，在杭州設立“吉田洋行”，在臨平設立“日華麻業株式會社”， 由它統一低價收購，還專設“日通”公司負責陸上包運，“利濟”公司負責水路包運，不許私運，否則予以嚴懲。導致土麻布的編織停頓，麻布行紛紛倒閉。據統計，淪陷期間臨平每年損失絲16000擔，生姜25000擔，麻布4170擔，絡麻與甘蔗尚未計入。（《杭縣志稿》卷11）。
抗戰勝利后，為清理商務，于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辦理商業登記，臨平全鎮有24個行業、360家商戶。其中：綢布業13家，南北貨業26家，廣貨業10家，酒醬業22家、國藥業9家、菜飯業13家、茶店業33家、照相業3家、旅館業5家、豬肉業22家、卷煙業17家、洗染業6家、面點業26家、羊肉業12家、炒貨業16家、紙業9家、雜貨業24家、土絲業9家、布麻業32家、糧食業37家、瓷席業8家、西藥業5家、木行2家、香燭業10家。（《杭縣志稿》）
從1955年8月起，杭縣以臨平為試點，首先對百貨、新藥、文具紙張三個行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1956年進入高潮，2月21日，全鎮44個行業453家中有386家私商要求改造。次日召開千人大會，當眾宣布：直接過渡28家、公私合營51家、代購代銷137家、合作商店154家、合作小組21家、暫緩改造62家，完成了臨平鎮私營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臨平自古“鄉腳”甚遠，東自許村，南至翁家埠、喬司，西迄小林、星橋，北及五杭、博陸，方圓20余里內的農民，凡購置主要商品和投售大宗農副產品時，均聚市臨平。臨平的商業中心東至桂芳橋，西至西茅橋，北至庚申橋。清咸豐末年，太平天國戰亂對臨平商業造成了相當的影響，街坊縮至上塘河以北，西至廣嚴寺，東至梅潭堰，北至北廟弄、水車河一線之南，其外均較荒涼。至清光緒二年（1876年）永康橋重建后，店屋稍向西展延。民國初期，杭塘公路建成，中山橋與西陽橋隨之修建，上塘河以南始有電廠、天主堂、耶穌堂等建筑，鎮貌稍有改觀。民國時期臨平的商業店鋪大部集中在上塘河以北，陡門口為中心地段，包括東自東大街的桂芳橋，西至西大街的中山橋，即舊稱“大街上”一段；北大街自陡門口北上至庚申橋、北廟橋一帶，商鋪林立。
臨平自古物產豐富，仁和吳瓚《武林紀事》云：“杭城東園人家，四時種菜販賣，遠至臨平長安，俱用船載而去。”（《東城雜記》卷下）臨平的商業老字號，興盛于清末、民國時期。聚樂園、翟恒泰、百年匯昌等一批百年名店和知名老字號早已成為臨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聚樂園菜館
原名“天然飯店”，原址在臨平東大街，開設于清朝光緒初年。創始人周永順，是安徽省績溪縣臨溪鄉湖里村人，由于失業至臨平，在徽幫同鄉資助下，籌建此店。民國六年（1917年）原店被焚，遂遷至陡門口重新開業，為忌用“燃”音，后改稱“聚樂園”，店面座北朝南，正屋二樓二底，
聚樂園菜館經營正宗的“徽邦”菜系,其菜肴具有色澤紅亮、芡大油重的特點。日常所供應的菜式有上百個品種之多，比較出名的有：紅燒劃水、爛糊鱔絲、三蝦豆腐等。尤以紅燒劃水最負盛名——用作原料的草魚，提前數日已放養于上塘河竹籠中隨水蕩漾，以解魚腥泥土味，草魚必活殺現燒，肉質鮮嫩，色澤金紅，糯中帶韌，香氣四溢，令人食欲大增。其經營的面類有蝦仁面、蝦爆鱔、三鮮面、片兒川等50余個品種。
民國時期，每當初春超山賞梅時節，滬杭來臨平的游客，常常在此喝酒用膳。著名作家郁達夫先生曾光顧此店，他在有名的《臨平登山記》一文中有記載。
1955年12月私營商業改造時，9家菜飯館聯合在陡門口聚樂園原址成立“公私合營和平食堂”，1963年改名“臨平菜館”。1975年遷至北大街15號。1985年10月，復原名為“聚樂園菜館”。
泳隆南北貨棧
原名“方永隆”，創始于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4月。在臨平東大街282號，原店面為三樓三底，座北朝南，木結構，排門板。后因重遭火災，在民國二十三（1934年）將門面改為封火磚墻，石庫墻門。 經商有道，貨真價廉，故生意十分興隆。光緒初年曾一度在杭州湖墅和杭縣瓶窯兩地開設“方源隆”和“方瑞隆”分店。直至光緒店主方汝亭，易名為“泳隆”。泳隆經營南北貨、干果、茶食、腌臘，自制糕點。主要產品有方云片（又叫斗方片、滿桃片）、白麻片、云片糕、麻酥糖、寸金糖、麻片糖、核桃酥、椒桃片等十幾種。最負盛名的數方永隆云片糕，其特點，一尺糕為三百片，薄如紙、甜如蜜，能折能卷，點火能燃，創制人是王為三老師傅。方永隆云片糕質量之佳，而使泳隆名聲四揚。 1956年公私合營，店號不變。1958年，歸臨平供銷社；1963年劃歸國營商業，更名為“國營臨平煙糖二店”。
翟恒泰官醬園
址設臨平鎮北大街。于清咸豐十年（1860年）自彭家埠分設至臨平鎮，園址初設陡門口。工場設在北大街，下設翟恒泰、西恒泰、南恒泰、北恒泰4個門市部。清光緒十六年（1890年）開始釀制黃酒、制醬油。民國四年（1915年），翟恒泰開始造醬及其醬制品。由于經濟實力充足，產品質量優異，經營有方，信譽頗高，翟恒泰發展成為臨平一帶最大的醬園。解放前夕擁有資產5.2億舊幣。翟恒泰以生產經營黃酒、醬油、米醋、醬菜為主，其釀制的醬油（泰油）、玫瑰醋、雙插瓜（二瓜）和土黃酒素負盛名。尤以泰油為最，其生產的土黃酒，均取自流入木橋浜的臨平山水之源釀制，而確保香醇可口，同樣深得百姓歡迎。
1956年公私合營，零售部門，劃入臨平供銷社。1965年改名為“地方國營臨平釀造廠”。1983年更名為“杭州市臨平酒廠”，1997年破產。
百年匯昌
創始于清朝嘉慶五年（1800年）。清道光年間，匯昌的所產蜜餞被道光皇帝選為貢品，從此匯昌名聲鵲起，生意愈做愈大。清朝末年，已經成為清朝皇宮（內務府）的“指定供應商”。匯昌批零兼營、擁有蠟燭、蜜餞、茶食、藕粉四個作坊，除經銷蠟燭外，還經營蜜餞、茶食、炒貨、南北果品、海產品等二百多種商品。傳統產品有：青梅、白梅、糖藕、櫻脯、糖佛手、甜青果、蜜香元、紅綠絲、麻酥糖、水桃酥、云片糕、松子糖、寸金糖、藕粉、彩蛋、龍鳳花燭等百余種。到抗戰勝利后，匯昌已擁有18000元資金、近百名職工、94間棧房，發展成為食品行業中規模最大的一家，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注冊資本達1.5億元。
百年匯昌在余杭現代商業史創作了許多個“第一”——在民國時期，匯昌是第一個在商店里使用日光燈照明的；是第一個在商店里使用玻璃柜臺陳列商品的；匯昌還是第一個在使用玻璃瓶密封盛放糖水青梅的蜜餞制造商。
1920年代，匯昌的股東陸亦梅先生與著名金石大師吳昌碩及其子吳東邁先生為友，吳昌碩先生多次來到匯昌南北貨棧，品嘗匯昌的蜜餞、糕點等特色食品。2003年，杭州百年匯昌食品有限公司重新成立。2006年，“百年匯昌”18類商標被國家商標局批準。2009年，“百年匯昌”被杭州市政府命名為首批“杭州老字號”。 2010年，被浙江省政府命名“浙江老字號”。“百年匯昌”傳承的糖色制作技藝申報《杭州市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
東方客棧
原名東湖客棧，位于臨平鎮西大街（現臨平大酒店址），開設于民國四年（1915年），二層三開間廳屋加兩廂，共有房間28間。后改名為東方旅館。1956年，臨平鎮上四家私營旅館，合并組建 “公私合營東湖旅館”。總部仍設在西大街，在臨平火車站旁設分部，后又在東大街和北大街各設一個分部。1979年因建縣政府招待所需要，總部遷至火車站分部，并進行擴建，將東湖旅館易名為“車站旅館”，后又更名為“紅樓旅館”，至今仍在原址經營。
匯昌順紙張店
開設于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業主為張勇炎，資本為4988萬元，有三名師傅和十名學徒。店設在臨平鎮北大街，為雙開間店面，另在前橫弄有三間紙張倉庫，該店主營帳冊和紙張，兼營文具，特點亦為前店后坊型。其銷售之各種帳冊，從木版水印、裁切、整合、裝訂，全部一條龍手工操作。因其調料勻稱，印成的帳頁線條清晰分明，色彩無濃淡；水印時，正反，左右“鼻頭”合攏后對襯劃一；成冊后外形整齊美觀，冊內無缺頁。因質量上乘名聲廣傳，銷量甚大，不僅在臨平鎮上旺銷，而且熱銷海寧、桐鄉等周邊地區，同時批發供貨給各零售店。1956年對私改造：印刷生產劃入臨平印刷廠；零售劃入商業系統的百貨部門。
南宋時期鄉村集市的演變及其對農村經濟的影響（轉載）
兩宋時期,鄉村集市在各地廣泛興起,持續發展,不僅直接推動了農村市場體系的發育成長,而且對小農家庭的生產和生活也產生多方面的影響。有關宋代鄉村集市發展的一般情況,學術界大多是在探討市鎮和區域經濟時附帶涉及。①本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就南宋時期鄉村集市的市場形態、活動特點及其與農村經濟的關系等問題作一番專門考察和分析。
一、集市類型與形態的變化
應該說,期日集市并不是宋代才出現,但它作為農村集市貿易的一種基本形態,是在南宋時期才全面確立起來的。從活動類型來看,具體又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日常性的定期集聚交易,屬于最常見的期日集市。由于各地在自然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上存在著很大差異,市集的周期也有長有短。其中,周期短的一般為間隔兩日或一日。南宋中期,有人在談到江浙一帶的集市情況時說:“荊吳俗,有取寅、申、巳、亥日集于市,故謂亥市。”②生活于兩宋之交的葉廷珪也提到,江南東路池州一帶的鄉村,“聚落至有期日墟集處,謂之子午會。”③按照干支記日法推算,所謂亥市和子午會,都是每隔兩日一集,只是在市日的具體安排上有所不同:前者是逢寅、巳、申、亥日市集,后者是逢子、卯、午、酉日市集。另據吳處厚《青箱雜記》卷三載,蜀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