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權，盡投降之能事。所有這一切，都清楚地說明了，清王朝在本質上是靠不住的，他們為自保而反外強，為自保而媚外強。在這里，自保是目的，對外強究竟是“反”還是“媚”，要圍繞自保這個軸心而變換。
但是。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國的目的，卻并不是為了封建帝國恒之長久，而是要按照資產階級的面貌使“東方服從于西方”。然而，西方殖民者從侵略的教訓中也得到啟發，僅用硬的一套辦法行不通的。于是，他們采取了又打又拉的辦法，“打”是為了讓清政府屈從，“拉”是為了讓其就范，總歸在一起，仍然是要把千年帝國納入到世界資本主義的體系之中。西方殖民者的意向與清王朝的利益尖銳地矛盾著、沖突著。但這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問題的另一方面是，西方殖民者從侵華的實踐中，感到控制中國使其屈從并非易事，需要依靠清政府的力量來達到他們的目的。于是當請政府為了鎮壓人民反抗，平息內亂，需要他們助一臂之力時，這些外強也就很快地與之握手言歡了。但是，策略和手段畢竟與本質不是一回事。從根本上說，西方殖民者并不是站在清朝封建社會的立場上，恰恰相反，它是站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立場堅決地否定封建主義中國的，它的目的，是要變中國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因而，外強與滿清在本質上便不相一致，兩者這種既相矛盾又相聯系的狀況在對待人民大眾的問題上卻獲得了一致：外強要征服中國，實質上即是對中國人民的征服，這使西方殖民者與中國人民對立了起來：清王朝為了轉嫁危機也必須將矛頭集中在他們歷來鎮壓的對象——人民身上。于是，西方侵略者的東來與中國政府的抵抗便表現為侵略者的占有與封建王朝的自保，進而結成反動聯盟。從而，人民大眾與西方殖民者和清王朝的矛盾同時激化起來。它的發展所導致的結果是：外部危機——由于外強入侵面臨民族危亡，作用于內部危機（階級矛盾激化），使內部危機——由土地占有對立及商品經濟發展等所展示的停滯與發展歷史危機——大大地加深了，看來，封建王朝自保的可能將被否定了；與此同時，由于外部危機的參加，從而使內部危機中滲入了由外部危機所導致的內容和成分——人們反清不僅是因為它壓迫和剝削人民，還因為它取媚于外強，將導致新的全民族的災難。于是雙重危機相互作用，織成更為復雜而深重的歷史局面：外部危機加深了內部危機，內部危機的嚴重化使得外部危機更加尖銳而突出起來。
上述內部危機與外部危機互為因果的結合在一起，使中國這個古老帝國面臨著總崩潰的極點——這是一個歷史轉變的契機：一方面是內部危機日趨嚴重的中國王朝，它必須發展，沖破封建主義的桎梏，去實現歷史性的突破：另方面是要亡掉中國的西方資本主義，它要把中國納入他們的體系之中。災難深重沉寂千年的中華帝國終于在這雙重不可解脫的危機之中，同時又在不能違抗的歷史指向中走上了近代的歷史道路。
二、過渡性社會形態畸形結構及其特征
中國在內外雙重危機下步入近代的事實中，個不容忽視的是，僅僅依靠內部危機是不能完成走向近代歷史突破的。在中國傳統封建主義范圍之內，這種危機只能導致封建主義的改朝換代，而不會增添什么新時代的內容。所以，外部危機就成為中國走向近代的更為直接的原因。很明顯，中國是在世界資產階級的干涉下，在西方資產階級的脅迫下步入近代的。這種狀況是中國近代社會的首要的基本的歷史條件。這一條件的基本內容是：中國社會沒有能夠從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中產生過渡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西方資產階級的干涉在本質上不過是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落后的封建主義生產方式的挑戰，而這個挑戰，致使中國國家主權喪失，領土被分割，利益受侵犯，人格蒙恥辱。因此這一浸泡在血泊之中的文明影響，受到落后國家的抗議和抵制是合理的。歷史的情況是，一方面，中國與列強對抗中必然要失敗，并從原來落后的生產方式逐漸接受當時先進的生產方式；另一方面，中國又不可能在外因的作用下很快地脫離傳統的生產方式，盡管封建主義已經無法對抗新潮流，要讓位于新的社會形態了，但完全的殖民社會性質決不會在中國確立。歷史在復雜的糾纏中進行著，使中國近代社會走上了一條畸形發展的道路。
這一畸形發展的結果，直接導致了中國社會的巨大脫節：
就是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的脫節。按照馬克思對人類歷史發展規律的研究，封建主義在發展中必然產生資本主義的萌芽和因素，這些萌芽和因素的進一步發展，便形成了封建主義的否定力量，而當這些否定力量發展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也就宣告了資本主義作為先進的生產方式必將從封建主義廢墟上站立起來，以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歷史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社會形態。但是在中國，情況卻不是這樣，由于中國封建主義本身所具有的自控能力使得資本主義在其內部很難成長，而近代中國大地上形成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則是西方輸入的結果。在中國，這種資本主義由于是外在強加的結果，因而與傳統的中國封建主義便不具有生成的聯結關系。這種非生成的聯結關系，不具備內在的否定性質，卻具有外在的對立性質。這種外在的對立性質使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相脫離，一方面由于自身內部缺乏決定性否定力量從而封建主義以其頑固性質與資本主義相抗衡，妄圖使中國歷史停滯在中世紀的基地上：另方面又因為資本主義在本土上缺少雄厚的基礎從而使其發展飄忽在封建主義煙霧之上。這種封建主義與資本主義并行而脫節的發展使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呈現出畸形態。這種畸形就是作為基礎的小農經濟與作為主體的壟斷資本的巨大脫節為其特征的。
作為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基礎的小農經濟生產方式以其頑強的生命力成為這一經濟形態的十分重要的內在因素，它是中國社會長期停滯的原因之一。所以。能否徹底改變這一狹隘生產方式是關于中國社會完成近代歷史突破的大課題。在近代中國的經濟形態里。形成了如此分離的兩種態勢：下面是汪洋大海般的小農分散，個體的經濟。它雖然分散、落后。但卻具有巨大的傳統力量。上面則是強大而集中的壟斷資本。它控制著中國經濟命脈，但卻帶上掠奪的性質。這表明，兩者的脫節不但表示了歷史的中斷性和邏輯上的矛盾性，而且還包含了強烈的政治意味，因此，兩者之間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激化起來。
這種畸形的另一特征就是城市與農村發展的脫節。由于小農經濟基礎與壟斷資本的巨大脫節，導致了作為小農經濟基礎的農村與作為壟斷資本的城市的分離。“這種分離，首先表現為隨著城市經濟商品化的發展，從而成為農村的一種對立力量。中國古代的歷史狀況是：城市與農村都維系在自然經濟這一古老的軌道之中，它們是直接聯系在一起的，又加之中國深厚的中央集權的專制傳統，所以，與歐洲有著獨立經濟意義的城市不同，中國城市一開始就成為政治與軍事的集中地，卻是經濟發展的贅疣。由于西方打開清帝國大門首先通過打開通商口岸，沿海、沿江的大城市便成為西方輸入其壟斷資本生產方式的前進基地。于是，在遼闊的農村，自然經濟仍然占統治地位。而這些城市卻走上了壟斷資本的生產方式的另一極。并且由于城市的商品化也日趨迅速地促使著農村經濟的分解，但這個現狀畢竟是由于第三者插入導致的結果而并非其自身歷史邏輯的必然，所以，城市與農村，顯示出關系的不協調。
資本主義各因素與固有的自然經濟各因素相互脫節著、對立著但又相互滲透著、影響著。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當時畢竟代表著先進的方向，所以這種格局總是朝著靠近資本主義的目標運動著，只是基于傳統封建主義的歷史力量，使這個資本主義的目標始終不能達到。這些使中國封建半亟民地的疇形結構內部諸因素都在自己的歷史進程中，發生著頗為獨特的變化；
首先，是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中國自然經濟的解體主要表現為小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經濟結構逐步被分解．鄭觀應說：“洋布。洋紗、洋花邊、洋襪，洋布”入中國，而女紅失業；煤油，洋燭、洋油燈入中國，而東南數省之柏樹棄為不材：洋鐵、洋針、洋釘入中國，而業冶者多無事投閑。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勝枚舉。所以然者，外國用機制，故工致而價廉，且成功亦易：中國用人工，故工笨而價費，且成功亦難，華人生計，皆為所奪矣”（鄭觀應《盛世危言》，卷七，紡織，第20頁。）。這一關于外資入侵招致中國傳統手工業衰落的分析當是可信的。伴隨著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和衰落，農業也表現為商業性的發展。傳統的自給自足農業的商品率大大提高，棉花、蠶桑、茶葉、粟及各種糧食作物開始與世界市場的供求關系發生密切聯系。自然經濟解體的直接結果是給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的產生發展提供了條件。而其中最重要的結果則是廉價勞動力市場的出現，成千上萬破產手工業者和離開土地的農民涌上勞動力市場尋找謀生出路，形成龐大的產業后備軍，成為資本主義工業所需廉價勞動力的主要來源，從而為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創造了條件。這種自然經濟生產方式內的分解和原是封建生產者與其生產方式的分離都猛烈地沖擊著封建自然經濟生產方式本身，促使其解體。但是，由于這種分解與分離的過程都是以洋貨傾銷和洋人入侵為背景的，所以必然受到人們的抗拒和傳統的抵觸，歷時百年的近代中國社會，這一過程始終沒能走完，作為基礎的自然經濟并沒有失去封建的性質。
其次，是民族資本主義雖有發展但卻備受波折，同樣走著時起時伏的艱難路徑。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一方面是受到西方資本主義的排擠，另方面是來自中國傳統封建主義的壓制。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在這雙重壓制下，其在近代發展過程中的艱辛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與此相呼應，中國傳統的封建主義也嚴重地阻塞、妨礙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最突出的表現在清朝政府對待民族工業的政策、法令和制度中。清朝當局不但不保護和扶持民族資本。卻反過來極力地壓制和限制它，“但有征商之政，而少護商之法”（《張季子九錄·政聞錄》卷一，第19頁。）。“商之視官，政猛如虎”（《奏復請講求商各析》。轉引自《戊戍變法資料》二冊，第899頁。）。民族廠礦的產品一進入流通領域，就逃不出了常關厘卡的枷鎖。鄒容曾揭露說：“外國之富商大賈，皆為議員執政權，而中國則貶之曰末務，卑之曰市井，賤之曰市儈，不得與士大夫伍”。這就說明，不僅清朝政府利用種種名目對民族資本實行勒索和限制，使它的生存發展十分困難。而且封建主義作為中國固有的歷史傳統，又那么頑固地保護著自然經濟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上層建筑，阻礙著中國資本主義的生長。
再次，是西方壟斷資本主義雖然在腐朽沒落的清王朝之軟弱抵制面前長駛直入，一方面促使中國自然經濟的解體，另方面阻礙排擠著民族資本的發展。但于西方對中國進行掠奪同時也給中國輸入了嶄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以也就引發了中國資本主義的成長壯大，并且具有中國的特點。就是說，當西方以其壟斷的資本方式作用中國之際，其結果卻發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變化。這一變化的結果表現為買辦資本與官僚資本兩重化發展，兩者既相矛盾又相勾連，在近代中國經濟形態里占主導地位。
西方壟斷資本家階級以其先進的生產方式入侵中國，通過在中國開辦工礦企業而直接利用中國原材料和廉價勞動力；通過貸款控制中國金融財政；通過控制海關、貿易和交通而扼制中國經濟命脈。壟斷資本主義國家以其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營方式在中國開辦企業，一方面給中國帶來了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另一方面又以其強大的競爭能力在中國經濟中居于壟斷地位從而限制了中國民族資本的發展。截止1936年，日、美、英、法四國壟斷中國發電量的百分之七十六，煤產量的百分之七十，鐵產量的百分之九十五，布產量的百分之六十四，卷煙產量的百分之五十八。1894年至1987年，外國投資中借款不超過十七億美元，但匯回本國利潤和借款本息達三十四億美元。西方壟斷資本以其先進生產方式裝備了買辦階級從而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使中國自身經濟利益面臨崩潰和災難，但卻提醒了中國政府，如果想不被吃掉，就得辦近代工業企業發展資本主義。于是，從洋務始，由封建官僚轉化而來的官僚資本在中國得到發展，從李鴻章創建官辦企業始，經北洋政府經營官辦銀行和工礦企業，到國民黨統治時期，官僚資本發展進到頂峰期。官僚資本約占中國全部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