牌等環節，中方得到的只是份額很少的加工費。
在我國出口商品的價格中，還沒有全部覆蓋成本，特別是有些外部成本還沒有內部化，這主要包括社保體系的改革還不到位，最低工資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環境保護和安全生產的支出嚴重低于應該達到的水平，企業研發投入比較低，如果實現外部成本內部化，將使中國的出口產品成本相應增加。
出現的巨額貿易順差必須辯證地看待，必須把中國放在全球化和產業轉移的高度來看待這一問題。中國作為勞動力和資源相對便宜的國家，吸引了跨國公司持續的投資，外商直接投資(FDI)成為中國出口的主要源動力。而與此同時，今年貿易順差出現空前的增長，折射出我國內需不足。內需不足并不是由于投資太弱，而是儲蓄太高，消費需求嚴重不足。消費需求不足是我國醫療、教育等多項改革不到位，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加上證券市場長期低迷，使老百姓不敢消費。因此，巨額貿易順差的出現應該是多方面的綜合反映。而就對外貿易領域來說，當務之急是加快出口增長方式的轉變步伐，而實現出口增長方式的轉變，應建立更加合理的政府業績考核體系，對外貿和內貿的待遇要統一。毫無疑問，簡單的數量增長已經不再是中國各行業出口追求的目標，提高產業的核心競爭力，提高產品質量和附加值，實現出口由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已經成為當務之急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 (WTO)差不多已經有十年了。當初，中國是進口“全球秩序”：中國吸收了業已存在的、主要是由美國設計的政策、規則和制度。中國當時表現得更像是一個中小型經濟體，只能去適應國際貿易條款。如今，中國已經與美國和歐盟比肩，躋身世界三大巨頭之列。中國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世界頭號商品出口國。金融危機過后，中國還對全球經濟的增長作出了最大的貢獻。
為了與中國不斷擴大的經濟規模相匹配，北京希望對國際價格施加影響，并決定國際規則。然而，這就需要北京對其考慮經濟政策的方式做出重大改變，而到目前為止北京抵制做出這種改變。這就為中國和世界其他國家創造了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并對那些希望中國在全球經濟事務中發揮建設性作用的其他國家領導人產生影響。
全球貿易問題最好地揭示了中國的政策轉變，也反映出中國的政策困境。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一個令人矚目的成就。加入世貿組織以規則為基礎的體系和爭端解決程序消除了多個方面的緊張關系，并為中國迅速融入全球經濟鋪平了道路。北京還通過談判達成了雙邊或地區性的自由貿易協定，比如與東盟的自貿協定。
中國領導人對自由化問題一直持更加謹慎的態度。在旨在進一步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多哈回合談判上，中國也一直是一個超級被動并且不起眼的參與者。被動等待是中國的默認立場，等著其他重要的參與者提出建議。此外，中國對自由貿易協定的政策力度往往也相當不夠。比如，韓國與美國和歐盟的白貿協定包括主要貿易伙伴之間的貿易完全自由化，而北京與東盟的協定只取消了關稅；這種程度的協定很難解決貨物和服務貿易、投資以及公共采購過程中存在的壁壘。中國其他的自貿協定，比如與巴基斯坦簽署的協定，甚至沒有取消絕大部分關稅。
“不愿單邊開放市場”
與此同時，大約從2006年開始，中國具有歷史意義的向世界經濟開放的步伐一直停滯不前。除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所作的承諾之外，中國幾乎沒有采取什么單邊的自由化措施。反對自由化的利益集團——某些部委、監管機構和復蘇的國有企業——已經變得更加強大。盡管可能是由于中國的影響力不斷增強，中國并不愿單邊開放市場，一直在努力爭取到相互的讓步。
北京自由化進程的停滯不前也與更大力度的工業政策干預有關系，這種干預旨在推動大約由50家國有企業組成的“核心”的發展。這些企業主要屬于
“戰略性”制造業和以資源為基礎的部門，此外還有幾家主導著金融體系的國有銀行。中國應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方式——．套動力超強的財政和貨幣刺激計劃——扶持了公共部門和政府的實力，卻讓私人部門為此付出代價，后者得到的補貼要少得多。北京時常求助于“指令加控制”機制的這種做法，比如利用限價措施來抗擊通貨膨脹，增加了市場改革的難度。
保護主義的貿易政策和計劃經濟式的工業政策在幾個點上匯合到了一起。出口限制——最突出的就是對稀土的出口限制——有所增強。稅收獎勵、補貼和限價措施以及對投資決定的行政“引導”，都被用于幫助國內產品抵御進口產品。中國特有的標準，比如有關第三代手機的標準，為外國企業創造出高昂的成本。中國消除服務業壁壘的速度假如不是零的話，也是非常緩慢的，特別是在金融業和電信服務業。
在有國有企業經營的一系列部門，比如鋼鐵、石化、煤炭、生物燃料、新聞網站、視聽和互聯網服務部門，針對外國投資的限制有所收緊。差別性的政府采購打著推動“自主創新”的旗號偏袒國內公司。外國企業受到的合資和技術轉讓的要求導致本土企業在高速鐵路、電力汽車和可再生能源部門拔得頭籌。最終， “投資民族主義”延伸到中國的“走出去”戰略中：尤其是以資源為基礎的國有企業，它們正在利用國有銀行提供的廉價資本大量買入外國資產。
應推進“超WTO”改革
問題在于，中國的這種政策組合與其全球經濟領導地位是不協調的，中國目前幾乎別無選擇，只能成為全球領導者。北京不能指望其貿易伙伴無止境地接受中國出口商品的大量涌入，而中國并不向它們的商品開放市場。因此，遏制工業政策中存在的激進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所帶來的副作用是符合中國自身利益的。而且，中國應當繼續推進 “超WTO”改革，不僅僅局限于當初加入世貿時所做的承諾。中國可以進一步降低已經實施的進口稅，尤其是對工業產品所征收的進口稅。中國應當取消對原材料和農業初級產品的出口控制。
上述意愿中的絕大部分并不在北京的政治議程之上。領導人并不想調整工業政策以及繼續推進超出WTO承諾的改革。后者不僅僅意味著放開產品市場，還意味著要改革受到高度控制的生產要素市場（比如土地和資本）和能源市場（比如石油、水資源和電力）。這些市場在國內經濟和政治中處于核心位置。這種改革在短期內是不大可能發生的。
情況并不一定會像乍看之下的那么嚴酷。早期的自由化進程已經使中國深深地融入全球供給鏈，因此中國無法承受改革的大步倒退。而隨著北京力圖保持經濟穩步持續的繁榮，北京也越來越無法承受停滯不前所要付出的代價。然而，在找到擺脫這種僵局的方法之前，中國擔任全球領導者的能力將受到限制。這樣的事實要求中國領導人表現出一絲謙遜，否則他們在世界舞臺上將被認為越來越武斷；而希望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貿組織和20國集團中發揮更重要的領導作用的外國領導人也要現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