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為生產者價格指數，并于 2014 年增加了服務、建筑、政府購買、出口幾 項的價格、權重，演化為今天的 PPI。PPI 指數為月度數據，一般在統計月中左 右發布。PPI 包含 9 大類商品，共計 3400 多種產品，其中大類商品有燃料動力 類、有色金屬類、化工原料類、木材紙漿類、建材類、農副產品類、紡織原料 類及工控產品類商品。數據來源于 BLS 合作公司的調查反饋，涉及 500 多個行 業，3700 多項商品價格指數和約 800 項服務價格指數。
消費者價格指數 CPI 同樣是由 BLS 編制的指數，用來衡量城市消費者為固定 一籃子商品和服務每月支付的價格變化的指數。美國的 CPI 包含 8 個大類、200 多個類別，其中大類主要分為食品和飲料、住房、服裝、交通、醫療保健、娛 樂、教育和通訊以及其他商品和服務。CPI 的數據來源于全國 75 個城市地區以 及大約 2.3 萬家零售和服務機構，此外其租金數據來自大約 43000 個房東或租 戶。CPI 指數從 1914 年開始編制，一般在次月初 2-3 周內公布。
CPI 和 PPI 作為大眾熟知的通脹指標，有著如下區別：
1. CPI 主要反映下游生活領域的消費：CPI 衡量的是消費者在日常生活支出 中所經歷的通貨膨脹，而 PPI 則是衡量在早期的生產過程中的通貨膨脹。 CPI 主要反映了兩類群體的消費價格：所有的城市消費者、城市工薪階級和 職員，其中，前者約占總人口的 93%，后者約占總人口的 29%，基于此， CPI可細分為城鎮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U和城鎮工薪階層和職員的消費價 格指數 CPI-W。
2. CPI 貼近消費者，PPI 貼近生產者。因此，在統計口徑上，CPI 包含進口 不包括出口，而 PPI 包括出口不包括進口；而在個人消費的口徑上，CPI 中 只包含消費者直接支付的部分，而 PPI 包含消費者未支付的部分（如政府或 保險公司支付的醫療服務)；此外，PPI 除產成品價格外，包含原料和中間產 品價格。
3. PPI 的權重變化比 CPI 頻次要低：PPI 采用鏈式拉氏公式，其權重每 5 年 更新一次；CPI 采用固定權重的拉式指數，以基期數量為權重，衡量本期的 產成品相較于上期的價格變動，其權重每兩年調整一次。
二、美國特色的通脹指標：PCE 與核心 PCE
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BEA）自 1959 年公布個人消費支出平減指數 PCE， 這個指標衡量的范圍類似于 CPI，但各項商品的權重比 CPI 更為穩定。
如同核心 CPI 與 CPI 的對應關系，核心 PCE 是在 PCE 原基礎上剔除能源和食 品后的指標，由于食品、能源在一籃子物品中屬于價格波動最為顯著的，除去 周期因素也容易受到供應瓶頸、需求過旺而呈現暴漲暴跌，剔除掉二者后的核 心 PCE、核心 CPI 更能反映價格的周期趨勢。
三、PCE 和 CPI 面面觀
1. PCE 是美聯儲制定貨幣政策時的重要抓手
在下游的價格指標中，PCE 比 CPI 要更為重要，2000 年始美聯儲開始棄用 CPI 而啟用 PCE。在 2000 年 2 月 17 日格林斯潘向美國國會遞交的貨幣政策報告 （Humphrey-Hawkins Report）中，提到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以 PCE 為判定通脹的主要依據，主要存在兩個考慮：
（1）PCE 所包含的商品范圍更廣。一方面，CPI 只包含城市居民的消費支出， 而 PCE 除了額外包含農村居民和為消費者服務的非營利機構的消費支出外，還 包含基于家庭而進行的服務及產品購買，譬如：由政府和雇主資助的醫療保險 和醫療補助覆蓋的醫療費用，以及金融服務中尚未發生支付的應計支出都會計 入 PCE 中。
（2）PCE 的權重調整更為頻繁。PCE 中每項價格賦予的權重是基于更全面的 支出衡量標準，PCE 的權重要比 CPI 調整得更為及時，PCE 在每季度都會調整 一次權重，而 CPI 每兩年調整一籃子物品的權重。
量化來看，美國歷史上 CPI 同比平均會高出 PCE 同比 0.3%左右，主要是籃子 中產品及其權重差異素質。如果把 CPI 及 PCE 這幾個差異做一簡單分解的話， 會發現主要導致 CPI 高于 PCE 的因素是一籃子物品的權重效應，其他微小差別 來自范圍效應、公式效應以及其他效應。

圖：美國 CPI 一籃子商品的構成權重
2012 年 1 月的 FOMC 會議上，委員會聲明將執行 2%的通脹目標制——“2%的 目標值有助于通脹牢固錨定通脹預期，維持穩定的價格穩定、保持適度的長期 利率，加強聯儲促進最大化就業的能力”（FOMC, 2012）。2018 年 5 月加上了“對 稱”（symmetric），給予通脹率一定的浮動空間，到了新冠疫情后則提倡平均的 通脹目標（average inflation targeting）。
美聯儲之所以當時將 PCE 的目標值定在 2%，正是因為在 2013 年以前，PCE 的平均漲幅基本為年化 2%左右。隨著通脹的低波動，真實的 PCE 演化路徑開 始和目標制開始背離，因此在 2018 年，退下來的伯南克還有一些在任票委一起 呼吁改變通脹目標值，直到新冠疫情爆發后，美聯儲將“對稱通脹目標制”調整 為“平均通脹目標值”，才有了一個臺階下——可以看到 PCE 定基數開始向 2% 的既定目標路徑收斂，居高不下的通脹導致曾經的缺口在彌合消散。

圖：美國通脹目標值下通脹的趨勢與貨幣政策掛鉤
2. 美國市場軟指標對價格數據的雙軌驗證
所謂“軟指標”是指官方或權威機構統計的對未來通脹的預期，市場上的關于通 脹的軟指標可分為如下三組：官方指標（FOMC 會議上聯儲委員對未來通脹的 預期值）、市場指標（投資者“交易”出來的預期，如 TIPS 隱含通脹預期、通脹 互換）和調查指標（根據模型或者問卷調查得出的指標，密歇根大學通脹預期、 費城聯儲通脹預期、Blue chips 等）。
（1）官方指標：與實際通脹相互交織的 FOMC 點陣圖
美國通脹的官方預測即具有投票權的 FOMC 票委，在議息會議時對未來 2 年內， 各年通脹中樞的預測，最終形成點陣圖，中位數就是聯儲官方對通脹的預期。 聯儲官方的通脹預測每季度才更新一次，不具有連續性。我們對點陣圖中預測 數據進行回測，發現最近一期的預測值最為接近 PCE/核心 PCE 的實際值，驗 證了聯儲聲明中每次都會提到的“聯儲會緊盯數據，對貨幣政策及時進行調整”。
（2）通脹互換和通脹掛鉤債券（即 TIPS）
本身是投資者對沖通脹風險的兩種途徑，但這兩種途徑可以提供給我們市場對 未來通脹的預期，通過市場對未來通脹的預期，我們也可以去觀察或監測官方 給出的通脹目標是否令人信服。 TIPS 與名義利率之間的利差可稱之為收支平衡通脹率（Breakeven inflation rate， 簡稱“BEI”），其反映的正是市場對未來通脹的預期（名義利率和實際利率的利 差），每次 FOMC 會議上公布的“基于市場調查的通脹補償”（Market-based measure of inflation expectation）也是由此而來。
對于通脹互換合約來說，掉期買家會支付既定的固定利率（一般為為 10 年期美 債到期收益率與同期限 TIPS 收益率的利差）給掉期賣家，而為了得到固定利率， 交易對手會支付給買家實際 CPI 作為浮動利率。如果這筆交易達成，那么交易 中的固定利率（稱為“通脹互換利率”）即代表市場預期的通脹水平（實際上其 中也包含通脹溢價）。
遠期通脹率的預期方面，市場隱含指標的前瞻性并不理想。TIPS 隱含的 5 年/5 年遠期通脹和通脹互換隱含的 5 年/5 年遠期通脹率的前瞻效果不佳，其錨定的 時段是當下時刻五年后為起點，再延伸五年內的通脹預期。
從邏輯和經驗出發，可以用密歇根大學的調查指標來預測美國通脹。市場上的 調查指標不勝枚舉，代表性的有三個：密歇根大學通脹預期、國會預算辦公室 CBO 預測值、費城聯儲通脹預期。其中，CBO 雖然是官方預測，但著眼的時 間范圍過長，不適合在投資中實踐。密歇根大學和費城聯儲都是以問卷調查的 形式來進行的，發布頻率和使用場景更勝一籌。
密歇根大學通脹預期：從調查指標和 CPI 的相關性看，密歇根大學的通脹預 期在所有指標中對通脹的前瞻效果最好，無論是未來 1 年的預期指標還是 5 年遠期指標。
費城聯儲通脹預期：費城聯儲的通脹預期包括兩部分，每季度會通過問卷調查 （Survey of Professional Forecast, SPF）統計各機構的通脹預測，再結合市場指 標得到 ATSIX 通脹預期，預測時間范圍從未來 3 個月到 10 年。SPF 和 ATSIX 對通脹的預測效果不及密歇根大學通脹預期指標，當期或者最近一次的預測效 果最佳。ATSIX 涵蓋的時間范圍比 TIPS 更廣，后者只有五年以上的范圍，因此 我們在對美債收益率進行例行拆解時，也習慣選用 ATSIX 而非 TIPS 作為通脹 預期。
2021 年美國的 CPI 遠超市場預期，也是美聯儲始料未及的，即便是比較保守的 預測，CPI 的可能還將一路上行到明年一季度，隨后會轉為回落。而造成其回 落的因素很大程度上是基數效應，美國供應瓶頸的問題預計還將貫穿 2022 年。
（本文僅供參考，不代表我們的任何投資建議。如需使用相關信息，請參閱報告原文。）
以下是歷年的貿易順差數據（單位 億美元）
2004年 320
2005年 1，019
2006年 1，775
2007年 2，622
2008年 2，955
2009年 1，961
2010年 1，831
2011年 1，551
2012年 2，320
2013年 2，598
2014年 3，825
2015年4，822
2016年 5100
2017年起以人民幣口徑統計
2017年為2.87萬億元人民幣
2018年為2.33萬億元
2019年中國貿易順差2.92萬億元
2020年我國貿易順差3.7萬億元
拓展資料：貿易順差就是在一定的單位時間里（通常按年度計算），貿易的雙方互相買賣各種貨物，互相進口與出口，甲方的出口金額大過乙方的出口金額，或甲方的進口金額少于乙方的進口金額，其中的差額，對甲方來說，就叫作貿易順差，反之，對乙方來說，就叫作貿易逆差。一般就貿易雙方的利益來講，其中得到貿易順差的一方是占便宜的一方，而得到貿易逆差的一方則是吃虧的一方。可以這么看，貿易是為了賺錢。而貿易順差的一方，就是凈賺進了錢；而貿易逆差的一方，則是凈付出了錢。
貿易順差越多并不一定好，過高的貿易順差是一件危險的事情，意味著該國經濟的增長比過去幾年任何時候都更依賴于外部需求，對外依存度過高。巨額的貿易順差也帶來了膨脹，給本國貨幣帶來了更大的升值壓力。
自上個世紀90年代初以來，中國連續成為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并形成了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