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車，不可能不對外發動侵略戰爭。這便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必然性。

第二個問題：日本侵略中國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國？

這首先與明治維新有關，可以說，明治維新是近代日本歷史命運的根本轉折點。

日本早在明治維新之前就開始了對外侵略擴張，但基本沒有達到侵略企圖，根本原因就在于當時日本的國力不足以支撐其對外擴張，可謂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維新之后，日本的對外擴張幾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維新后的經濟發展為其對外擴張提供了物質基礎。

僅以武器裝備為例，到全面侵華戰爭前夕，日本已能夠批量生產當時所有的先進重型武器，如坦克、裝甲車、大口徑火炮、作戰飛機、戰列艦、巡洋艦、航空母艦和軍用通信設備，其性能也與英美制武器相當，而當時的中國只能生產步兵輕武器和小口徑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賴進口。

所以，明治維新是日本之幸，而為中國之禍。鄰國一次成功的改革，卻給自己國家的命運帶來莫大的影響，這是許多中國人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這個血的事實提醒我們，必須放眼看世界，必須密切關注國際事務。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強化了日本的國力，也強化了日本侵華的能力

在推動和有利于日本侵華的種種因素當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軍國主義、法西斯主義和經濟發展之外，值得一提的還有一些體現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東西，如團結、認真敬業、善于創造性摹仿和有危機意識等。日本因為強大起來才可能發動一場全面侵華戰爭，而日本的強大是與這些民族特性分不開的。

1．不搞內哄

日本人并非沒有內部矛盾，但他們不大搞內哄，他們對自己的同胞很愛惜，誰動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偽軍的高級將領不小心傷了一個日軍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抗日戰爭期間，我們策反偽軍十分容易，而策反日軍部隊從整體上無一成功。日本軍隊從未發生過內戰，而中國軍隊內部磨擦不斷。抗戰時，我們曾提出一個著名的口號：“團結起來，一致對外!”但是，正義一方的中國人沒有完全做到，非正義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毛澤東的《論持久戰》是一部了不起的戰略著作，經過抗日戰爭實踐的檢驗，基本的預測都實現了，惟獨有一樣沒有實現，即：“中國抗戰的勝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還將有待于國際的援助和日本國內的變化”。所謂“日本國內的變化”即指日本反戰力量的增長。但是，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日本的反戰力量仍極為有限，幾乎沒有構成一種力量。

那么，日本人為什么比較團結?

原因有三個：一是對天皇的忠誠，二是民族優越論，三是矛頭對外。先說日本國民對天皇的忠誠。在以等級制為基本結構的日本社會中，天皇站在最頂端，這與中國古代的帝制是一樣的。但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皇位頻繁更姓，總計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開創天皇制之后，天皇從未改姓，可謂萬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實際的統治者，而只是一個象征。天皇的隔絕塵世，一來不妨礙重臣掌握實權，控制朝政，二來無實權就不會犯什么大的錯誤，也不會成為社會矛盾的焦點，這樣有利于維護天皇制的長久性和國民對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統綿延不絕，皇恩浩蕩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統一與永存的超凡脫俗的象征。對天皇的效忠就是對日本國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個日本國民義不容辭的義務和責任。這就使得日本有一個凝聚國

民的核心和集中統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優越論。日本人自古以來就把自己視為“天照大神”的子孫，視為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優越感使日本人強化了對本民族的認同和對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時也強化了日本人對其他民族的蔑視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頭對外。日本是一個島國，面積很小，資源貧乏，很多需求從日本國內無法解決，而必須通過貿易或戰爭的手段從國外解決，所以它的矛頭是對外的，貿易是對外貿易，戰爭是侵略戰爭。無論是解決資源、市場問題，還是擴張領土，日本都是把矛頭指向他國，尤其是中國。矛頭對外，可以緩和內部矛盾，所以日本人從整體上比較團結。

2．認真敬業

日本人的認真和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國人可與之媲美。而這兩個國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強國，其產品質量的信譽在世界上也是數一數二的。

日本學者研究鄭和下西洋那條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鉚釘；一位專門研究李大釗的日本女學者能把李大釗在日本時住在什么地方，在那個飯館吃飯，到哪里散步等等說得一清二楚，這讓中國研究李大釗的專家們瞠目結舌；還有日本學者專門研究唐朝皇帝死后，太子守靈的禮儀，這個問題如果讓中國的學者來解釋不知是否有人說得清楚。日本學者的論文與中國學者的論文反差很大，我們講究篇章布局，講究觀點的提煉和總的結論性評價；而日本人重視細節，重視資料，寫得極為細致。中國人讀了日本人的論文感覺過于繁瑣，日本人看了中國人的論文則感覺大而空，不扎實。

日本人之所以認真，恐怕與它小有關，家小業小，土地少資源少，事事必須精打細算；也可能與日本的對外擴張有關，你一個小國去打人家大國，總得精心準備吧。也可能與日本的私有制有關，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認真自己吃虧。

認真作風與生活的所有內容都有關系。認真的民族肯定是一個敬業的民族，認真的好處不僅能夠保證產品的質量和辦事的準確無誤，更有助于在國民中樹立科學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學到手，進而后來居上，肯定與認真有關。因為科學是精細的東西，來不得半點馬虎。

3．創造性摹仿

一個人或者一個民族，要進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結果卻大不相同。在漫長的古代社會，中國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進國家，中國人也一直習慣于以老大自居。直到鴉片戰爭爆發，國門被英國的艦炮轟開，中國人才發現自己已經樣樣落后了。于是，清廷的有識之士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宗旨下發起了洋務運動，企圖“師夷之長技以制夷”。但是，由于長期的封建專制統治，禁錮了中國人的想象力、主動性和創造性，加上體制方面的大鍋飯等原因養成的惰性，我們學習西方先進的東西，往往只摹仿不創新，落后了再引進。

日本人的摹仿，與中國人形成了鮮明的反差。他們跟著英國人學習造船的技術，最終達到甚至超過了老師，建起世界一流的“聯合艦隊”；他們向德國人學習照相機的制造技術，最終成為世界第一照相機強國；他們跟著西方學習汽車的制造技術，最終使日本汽車大舉占領西方市場；他們向中國人學習陶瓷、造紙、染料、豆腐和景泰藍等傳統產品的制作技術，最終把我們甩在了后面。

可見，日本人的摹仿與我們不同，這可以叫作創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夠實現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認真、較真，對引進的和學來的東西仔細揣摸，把它吃透，這樣超越和創新就有了基礎；第二個原因是日本人對于強者的態度，你的技術厲害，我佩服，我學習，我引進，但最終我要超過你。這表明了日本人對于強者的不服輸的精神。

4．有危機意識

危機意識可以視為日本島國心態的一部分。日本人因為自己的國家面積太小，資源貧乏，所以形成了特別強的危機意識，稍有風吹草動，就大呼小叫，如臨大敵。在中國人看來，簡直神經過敏，小題大作。但實際上危機意識并不是一件壞事。它使日本人總是處在一種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狀態，這樣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錯誤。相形之下，中國人的盲目樂觀和麻木不仁與此形成鮮明對照。

第三個問題：從中國方面來看，日本為什么侵略中國?

先從客觀上看，日本為什么將對外擴張目標指向中國?

日本對外擴張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遠東的國際形勢所決定的。中國、朝鮮與日本隔海相望，距離很近，同時因與歐美相距遙遠，故尚未完全被歐美列強所控制。這幾個因素都有利于日本。日本可以將軍事力量全部集中于遠東，全力展開對亞洲大陸尤其是中國的爭奪。

這是中國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觀因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們距惡魔太近。

但是，這不是一個主要的因素，我們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們自身。

從中國的主觀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中國國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認為中國不堪一擊

中國綜合國力落后，表現在各個方面，政治腐敗，經濟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覺醒。從軍事方面看，中國軍隊在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中所暴露的落后，實際上經歷過明清兩代長期的量的積累，最終形成了質的落差；并且，這種落后不是某一個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綜合性的，表現在武器裝備，軍事訓練，戰略戰術，組織指揮能力，官兵的軍事修養、文化視野與自信心等各個方面。

日本軍閥是最看重實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實力對比上的顯著優勢極大地助長了他們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華戰爭具備的切實的可行性。有的日本軍閥甚至吹噓：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艦、1個師團，用1個星期就可以滅掉中國。其氣焰之囂張可見一斑。

其次，中國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軍閥覺得中國軟弱可欺

日本在實力上的優勢使日本具備了侵華的物質條件，而中國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點更使日本軍閥感覺中國軟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華民族待人以和為貴，遇事處中庸之道，這種文化背景下的中國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極懦弱，重文輕武，性格內向。

那么這種民族性格因何而來呢?

首先來源于中國幾千年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因為經濟基礎是所有社會生活和文化觀念的決定因素。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遷，崇尚和平。小農經濟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護著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處游移擴張。“男耕女織”，“牛郎織女”，“三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這便是幾千年來中國人最典型的生活圖景。

小農經濟的守土性決定了中國軍事的防御性。中國的軍事理論和軍事設施從體系上說完全是防御性的。萬里長城是中國防御文化的軍事產物，這個雄偉的軍事設施所體現的不是進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雖然中國不乏聞名于世的軍事家和勇武善戰的將軍，但他們基本上都是在自衛戰爭中涌現的。中國武術囊括十八般武藝，精彩絕倫，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進攻而是防身。歐美騎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戰為榮，以征戰為樂，就怕戰爭不大，惟恐征程不遠。他們描寫戰爭的文學作品，充滿了對戰爭的謳歌和對勇武的贊頌。而中國古代描寫戰爭的詩詞基本上說的都是征戰之苦，而不是征戰之樂。打開唐詩宋詞，這類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參的一首七律是這樣寫的：將軍角弓不得控，都護鐵衣冷難著。瀚海闌干千尺冰，愁云慘淡萬里凝。這種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國人一種普遍的心態：這個仗不得不打，但實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將軍凍得拉不住弓，都護凍得睡不著覺，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慘淡，這個仗什么時候才能結束啊!

中國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經濟基礎，中國人的和平意識幾乎是滲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難理解中國古代描寫戰爭的詩詞何以總是那樣愁悵凄苦，而沒有一點沖天豪氣，由此也不難理解為什么歷史上強大而統一的中國王朝尤其是漢人王朝，從未產生過對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安土重遷、崇尚和平本非壞事，但事情總有它的反面：安土重遷難免不思進取，崇尚和平難免重文輕武，久而久之，中華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膽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諳于世故，武將怯于疆場。魯迅說：“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吊客。”這句話真是一針見血。

封建的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是鑄造中國人民族性格的另一個重要因素

眾所周知，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體制是極為龐大的、專橫的和高壓性的，懦弱順從、缺乏血性就成了這種體制下的臣民們的必然性格。因為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體系是極為龐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