銷售，所置回國貨物，亦令各行商公同照時定價代買”即是說要復設公行。兩年后，經清政府批準，公行正式恢復，從此一直延續到1842年《南京條約》簽訂前，再也沒有解散過。 鴉片戰爭前廣州官府特許經營對外貿易的商行。也叫公行、洋行、洋貨行、外洋行。相傳其名起于明代，這種說法，是從《粵海關志》抄襲篡改《澳門紀略》的杜撰之詞，屬訛傳。號為“十三行”，卻非固定為13 家。清代嚴格實行閉關鎖國政策，規定對外貿易僅限于廣州一口，十三行業務十分發達。為了壟斷對外貿易，廣州16 家洋行于1720 年12 月（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成立“公行”，但遭到外國商人反對。次年被兩廣總督廢止。1760 年（乾隆二十五年）洋商潘振成等九家向粵海關請求成立公行，該行具有亦官亦商的職能。1770 年公行裁撤，眾商皆分行各辦。直到1782年公行制度才最后確立下來。公行對官府負有承保和繳納外洋船貨稅餉、規禮、傳達官府政令、代遞外商公文、管理外洋商船人員等義務，在清政府與外商交涉中起中間人作用。另一方面，它享有對外貿易特權，所有進出口商貨都要經它買賣。初為牙行性質，后也自營買賣。自1820 年（嘉慶二十五年）伶丁洋面鴉片及各項商貨走私貿易興起之后，多數行家營業虧損，資金欠缺，負債很多，常有倒歇。《南京條約》規定開放五口通商，廢止十三行獨攬中國對外貿易的特權。從此，十三行遂日趨沒落。
洋貨十三行在創建時，廣東官府規定它是經營進口洋貨和出口土貨(包括廣貨、瓊貨)的中介貿易商行。最初指定洋貨十三行經營的貿易對象，實際包括外洋、本港和海南三部分內容。
為了整頓洋行制度，進一步加強對外商的直接管理，清廷于乾隆帝十年從廣州二十多家行商中選擇殷實者五家為保商，建立保商制度。保商的責任是承保外國商船到廣州貿易和納稅等事，承銷進口洋貨，采辦出口絲茶，為外商提供倉庫住房，代雇通商工役。保商對于承保的外國商船貨物因享有優先的權利，在其他分銷貨物的行商交不出進口貨稅時，必須先行墊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稟報的事，責令保商通事代為轉遞，并負責約束外商不法行為。盡管外商對保商制度表示不滿,但清廷一直加以維護。行商和外商利益一致時，就互相勾結；利益矛盾時，就互相欺騙敲詐，釀成種種糾紛。有的行商在封建官府和外商之間投機取巧，獲利致富；但大多數行商則在封建官府和外商夾擊下，招致破產。
乾隆帝十八年(1753)，業務曾一分為二，專營外洋各國來廣州貿易的叫外洋行，經營出海貿易的稱為海南行。自二十五年起，外洋行不再兼辦本港貿易的事務，另由幾家行商專營暹羅（今泰王國）貢使及其商民貿易稅餉事宜,稱為本港行;而海南行又改稱虔潮行，經營包括廣東潮州及南安府商民往來買賣稅務。這時來到廣州海口商船漸多，貿易發展，各行口商人資本稍厚者經辦外洋貨稅，其次者辦本港船只貨稅，又次者辦福潮船只貨稅。六十年，本港行因其中個別商人倒賬破產而被官府革除，其業務劃歸外洋行，每年推舉兩家來輪流辦理。
嘉慶帝五年(1800)以后，在廣州經營貿易的商行，按業務范圍劃分只有外洋行和福潮行。前者仍稱洋貨行或十三行。 專設經理廣州外貿稅餉事務的洋貨十三行，是清廷實行嚴格管理外貿政策措施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的在于防止中外商民自由交往。它由封建官府勢力“招商承充”并加以扶植，成為對外貿易的代理人，具有官商的社會身份，也是清代重要的商人資本集團。
廣州十三行建立有同業商人行會組織，即所謂“洋行會館”（公行）。公行議定行規，表面是為約束不法行為，扶持對外貿易，實際上卻增加了不少禁約。它對貨物實施公行壟斷，以便按照行會的利益自行調整價格。英商為打破公行壟斷，通常用收買個別行商、賄賂官府的手段，使公行難以持久，如乾隆帝二十五年廣州公行正式奉準成立,到三十六年即被解散。此外，公行存在期間，在行商之間及行商和散商之間，又為爭奪商業利潤互相傾軋，外商得以乘機在進出口貨價和交易量上利用矛盾，遂造成公行的虧損和債務；公行制度下的行商，因對行欠債務負有連帶責任，故不斷出現倒閉。乾隆帝四十七年公行再度恢復，并開始設立利用行傭積累起來的公所基金，用以清償行商的拖欠、罰款等，以維護公行的穩定。重建后的公行，延續了近六十年。 鴉片戰爭以后，《南京條約》規定，廢除中國對外貿易中的公行制度，允許英國商人在各口岸任意與華商交易。道光帝二十三年七月初一 (1843年7月27日)，廣州開放通商，一些十三行行商仍舊營業。他們曾經對新定的自由通商進行種種抵制,力圖保住昔日的獨占地位,但未能如愿。咸豐帝六年(1856)，十三行毀于廣州西關大火。 清朝以后我國實行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
影響：對外國的侵略起到了一定的自衛作用。但是中國看不到世界的發展變化，逐漸在世界上落伍了。
原因：封建自給自足的經濟占統治地位；自明朝中后期始，中國遭受外國侵略；封建統治出現危機。 根據經營商業的項目，明清時期的廣東商人可分為牙商、鹽商、鐵商、米商、糖商、絲綢商、陶瓷商、煙草商、典當商、布商、藥商等，其中以牙商最為著名。
所謂牙商，本來是指在城市和鄉村的市場中為買賣雙方說合交易，并從中抽取傭金的居間商人，亦稱牙人。明清時，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牙商人數大大增加，形成了一個專門的行當，稱為牙行。清代著名的廣東十三行，就是指經營進出口貿易的十三家牙行商人。除了做生意之外，十三行還要與來華洋商打交道，從貨物買賣到日常起居，事無巨細，都必須通過十三行。不過，這里的牙行數目并不固定，時有增減。 翻開中國貿易史，太平路曾經是呼風喚雨，點石成金的龍口地。十三行的潘、伍、盧、葉四大行商，其家產總和比當時的國庫收入還要多，是貨真價實的“富可敵國”。廣州不僅對海外商人有巨大的吸引力，對國內商人也有巨大的吸引力，仿佛這片土地特別適合經商。十三行的行商，不少就是從福建移居來的。他們在家鄉不過是碌碌庸流而已，但一到廣東便如飛龍在天、魚躍大海，成就了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廣州，永遠是天下英雄創業的最好平臺。
不過，當時卻誰也不認為這是“英雄創業”，反倒覺得臉上無光，既怕朝廷追究，也怕累及后人，所以和洋商打交道的十三行商人，都不愿意別人知道自己的真實名字，不是改名換姓，就是沿用父親的名字，或者兄弟幾人共用一個名字，像梁綸樞改名梁承禧，伍秉鑒在史書上也有好幾個名字。
葉上林祖籍豫章城虔州南安府，經營義成行，與潘有度、盧觀恒、伍秉鑒號稱“廣州四大富豪”。在泮塘筑有葉家別墅花園，是唯一成功退休的洋行行主。
伍秉鑒祖籍虔州南安府，自從經營怡和行后，憑著長袖善舞的經商天才，第二年怡和行便位居行商第三，五年后躍居第二，再過兩年雄踞總商地位，真是如日中天，不可一世，創造了一個驚世駭俗的金錢神話。
伍秉鑒擁資超過2800萬銀元，不但在國內擁有數量驚人的地產、房產、茶山、店鋪和千萬家財，還在美國投資鐵路、證券交易和保險業務，同時還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最大債權人。有一位美國商人欠了他7.2萬元銀票，滯留廣州無法回國。伍秉鑒聽說后，滿不在乎地把欠條撕碎，說賬已結清了，你高興什么時候走就什么時候走。2001年，《華爾街日報》發行專輯，統計上個一千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個人，伍秉鑒名列其中。
這些億萬富翁之所以在歷史上留下重墨濃彩的一筆，并非他們個人有什么特別值得頌揚的美德善行，而是因為他們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在多種文化價值的沖突與糾纏之間，得以自成段落，儼然一派。清咸豐六年（1856）一場大火，把十三行付之一炬，結束了它長達一百多年壟斷中國對外貿易的顯赫歷史。世事變幻無常，見幾家貧了又富，見幾家富了還貧。 潘振承——十三行行商首領
1.伍秉鑒的怡和行，商名浩官，
2.盧繼光的廣利行，商名茂官，
3.潘紹光的同孚行，商名正官，
4.謝有仁的東興行，商名鰲官，
5.梁亟禧的天寶行，商名經官，
6.嚴啟昌的興泰行，商名孫青，
7.潘文濤的中和行，商名明官，
8.馬佐良的順泰行，商名秀官，
9.潘文海的仁和行，商名海官，
10.吳天垣的同順行，商名爽官
11.易元昌的學泰行，商名昆官，
12.羅福泰的東昌行，商名林官，
13.容有光的安昌行，商名達官。 潘啟又叫潘振承，字遜賢，號文巖，于清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生在福建漳州棲柵社（今漳州臺商投資區角美鎮白礁村潘厝社），于乾隆五十二年（1788年）卒在廣州，后被葬在故里文圃山下（今漳州臺商投資區角美鎮燦坤工業園區）。
其父潘鄉是一個地道的農民，家庭較為貧苦。潘啟是潘鄉五個兒子中的老大，也是廣州十三行的商總（即行商首領）、十八世紀世界首富。 廣東擁有優越的人文地理環境，商品性農業發展蓬勃，明清時期，朝廷對廣東實行開放的對外貿易政策，廣東商人從此崛起，并稱雄海內外商界。
此外，廣東商幫的形成，還與廣東悠久的商業傳統，和濃烈的商品意識有密切的聯系。自秦漢以來，廣東就一直是對外貿易的重鎮。千年的商業沉積，孕育了廣東人強烈的經商意識，促使了廣東商人在明清時期的發展。明清時期的廣東商人辛勤的經營，為中國古代商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伍秉鑒是福建人，生于廣州。他的父親伍國瑩曾是十三行總商潘啟官的賬房先生。伍秉鑒所創立的怡和行，以及積累的巨額財富一直是個謎。
清代的怡和行具有很大的生意，嘉慶年間他接辦其兄伍秉鈞的行務，進而為十三行首席行商。
后來清朝政府改革行商制度，他與盧文錦同任總商，進而成為總商之首。
伍秉鑒到1834年時，宣稱有資產2600萬元，富甲天下。
西方學者稱其為“世界上最大的商業資財，天下第一大富翁”，可以說是一個跨國大財團，在西方商界享有相當高的知名度。
清朝初年，繼續延用明朝的海禁政策，安海這個出入口被封起來了。這就是伍家離開安海的背景。伍秉鑒的家族是一個有濃厚商業意識的家族，他的祖輩曾經在康熙年間就移居廣州謀生。
其實，當年伍家最有商業頭腦的是伍秉鈞，他偏偏比較短命，伍家最終選擇了伍秉鑒成為“怡和行”新的掌門人。
事實上，很多人并沒有看好伍秉鑒，有人甚至斷言，怡和行會敗在伍秉鑒身上。
那么，為什么后來伍秉鑒成為了世界首富呢？主要還是這么四個方面的原因。
其一、吝嗇，可能是伍秉鑒的“專利”，為了省錢他居然給妻子買假首飾，但伍秉鑒卻曾經給他的美國義子約翰·福布斯50萬銀元，幫助他創立了旗昌洋行。類似于這樣的慷慨之舉，在外商中廣為流傳。
外國有個“高老頭”，中國有個伍秉鑒，這兩個商人雖然國籍不同，語言不同，但在吝惜財物方面卻是那樣酷似，就像是一個模子倒出來的。
從牙商發展到行商的伍秉鑒，經常從國內長途販運批發商手中購買大批生絲，托付給由他選準的外商，運到加爾各答去銷售，又從那里購買大批英國貨運回廣州，從中牟取利潤，終于積累了巨額的商業資本，變成了暴發戶。
看來，伍秉鑒確實很會做生意，但是，吝嗇才是伍秉鑒的“專利”。
有人形容吝嗇時，常說：一分錢掰作兩半用。伍秉鑒的吝嗇不是這樣的。為什么要把一分錢掰作兩半用呢?
有一個故事很有意思。
某天，伍秉鑒的妻子李慧蘭，發現她身上的首飾和匣子里的首飾都不翼而飛，便趕忙跑去準備告訴夫君。
伍秉鑒這時從外面回來了，給她帶回來一些不知從哪買的假首飾。
而那些真首飾，則早被他收撿起來，也不知派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