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2)減少、規范非關稅措施，包括進口外匯體制的改革，實行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大量取消配額許可證和進口控制措施，配額的分配也轉向公開招標和規范化分配制度。(3)依據gatt/wto的規則對中國的涉外法律體系進行完善，其中包括建立了大量的技術法規、反傾銷條例等。
在出口促進方面的改革包括：(1)繼續執行出口退稅政策；(2)成立中國進出口銀行，扶持企業的對外出口；(3)采取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4)成立各類商會和協會，并積極組織和參與國際性貿易博覽會和展覽會等；(5)大力發展出口援助等。
在這個階段，中國政府干預對外貿易的目的盡管與改革開放前不同，但是依然受到古典重商主義觀念的影響，奉行“順差就是成績，順差就是目的”的“順差至上”的重商主義思想，不遺余力地從事賠本出口創匯。這種觀點應該說沒有脫離中國的傳統經濟思想——“未雨綢繆”、“防患于未然”等保守的觀念。但是，長期的越來越大的貿易順差雖然給中國帶來了某種程度的“放心”，也為中國“創造”了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
這10年中，中國參與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的基本指導理論實際上就是比較優勢理論，而且從靜態比較優勢理論開始向動態比較優勢理論轉移。根據靜態比較優勢理論，或者說是外生比較優勢，中國是勞動力豐裕的國家，有數字表明，中國勞動力的年均工資大約為1371美元，是美國勞動力年均工資的2.2%。所以中國大力發展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并鼓勵出口勞動力密集型產品。自1996年開始中國的機電產品出口取代了傳統的紡織品成為最主要的出口產品，表面上看中國已經走出了勞動力密集型產品的出口這個圈子。但是，因為90年代全球經濟增長，以及經濟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的全球生產鏈的轉移，使得中國成為全球生產中的一環，跨國公司進入中國主要進行的資源配置就是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這里所說的廉價勞動力不等同于簡單勞動力，它包括跨國公司廉價地在中國雇傭高級技術人員和知識人員。這一點表現在兩點上：一是中國的出口貿易方式主要是以加工貿易、代工貿易為主，二是三資企業出口比重逐年在上升。
四、入世后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走向（2001年以后）
2001年12月中國正式成為世界貿易組織成員，為履行入世的承諾，以及適應新的國際經濟環境，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出現了大幅度的調整。對外貿易政策目標已經成為：促進對外貿易發展，構造有利于經濟均衡發展的產業結構，實現產業的持續升級，推動中國經濟在適度內外均衡基礎之上高速發展。由中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國別結構以及所處的國內外政治經濟關系，決定著對外貿易政策的取向。
自1996年開始，機電產品的出口就已經占據中國對外貿易商品結構的第一位，但主要的出口方式是加工貿易或代工貿易，而且三資企業在進出口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上升，再加上出口產品的附加值仍然不高，所以對外貿易政策的選擇應傾向于出口商品結構的優化，或者中國國內產業結構優化。
中國主要的貿易對象是美國、日本、歐盟、東盟和韓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也主要來自這些國家或地區，因此，中國對外貿易政策必須根據這些國家或地區的政治經濟情勢的變動而有所變動。例如，在美國、日本以及歐盟對中國的匯率制度提出質疑和責難之時，為了保持國民經濟的穩定健康發展，可能從其他的對外貿易措施上進行協調。
另外，針對國際社會中區域集團化的傾向，中國在近年也開始逐漸通過雙邊和多邊磋商參與到區域經濟一體化組織之中，為中國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發展創造良好的周邊環境和國家環境。例如中國與東盟國家簽訂自由貿易區意向協定，積極開展湄公河流域經濟合作等等。
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固然能夠給中國經濟發展和中國企業的成長帶來相當大的好處，但是獲得好處的同時必須付出一定的代價——也就是中國對世界貿易組織及其成員的承諾。從現有的資料和兩年的發展來看，中國議定書中有三方面的內容將對中國產生相當大的影響：第一是特別產品保障措施條款，印度和美國已經對中國使用過此條款；第二，在進行反傾銷調查等程序時，在中國入世15年內wto成員依然可以將中國等同于非市場經濟國家看待；第三，入世后8年內每年對中國的貿易政策進行審議。
這些都意味著中國對外貿易政策會出現大幅度調整。例如農產品貿易方面的政策，中國入世議定書中規定“中國應該執行中國貨物減讓和承諾表的規定，以及本‘議定書’中具體談到的農產品的那些規定。在這方面，中國不得保持或采取對農產品的任何出口補貼。中國應按‘過渡期內審議機制’規定將農業部門的國有企業（不論是國家級還是地方級）與農業部門用作經辦國家壟斷貿易的其他企業之間，或者上述各企業相互之間的財務或其他轉移，做出通知。”從這些條款可以看出，中國農產品的出口補貼政策已經無法使用，根據wto農業協定，中國對農業的扶持政策只能從國內支持上出發，或者說只能采取“綠箱措施”和“黃箱措施”。對于農產品的進口，中國已經約定關稅稅率和關稅配額，但是，根據wto的若干例外條款——如國家安全例外、環境例外和國際收支例外等，可以采取一些臨時性的限制措施，但前提是符合wto的例外規定。
各國制定對外貿易政策時主要考慮國內的政治經濟狀況，國際經濟環境以及各主要貿易對象國的政治經濟狀況，和本國參加的國際或區域性經濟組織的要求。對于中國來說，國家安全、可持續發展應該是考慮對外貿易政策的重要因素。由于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中國已經成為“世界工廠”，納入了全球生產鏈、資本鏈、產品鏈的環節，中國依靠傳統的勞動力比較優勢已經不能維持長久的優勢，因為勞動力比較優勢極容易為它國取代，或被機器節約。從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的經驗出發，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指導理論應該從傳統的外生比較優勢理論轉移到內生比較優勢，從靜態比較優勢轉移到動態比較優勢。
簡而言之就是：首先，認識到比較優勢不是天生的，而是可以通過后天的培養形成的，所以政府可以采取各種措施來扶持比較優勢產業的形成；其次，比較優勢不是靜止的，而是不斷發生變化的，在整個的生命周期中，產品和技術會從知識密集型轉移到資本密集型再到勞動力密集型，所以一國在某種產品和技術的生產上是不可能永遠具備比較優勢的。這就意味著，每個國家都必須在產品和技術的創新與模仿上做文章，而且根據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可以知道，要素越是高級、專業，其帶來的競爭優勢或比較優勢就越持久，企業自身管理和競爭情況也可以帶來強大的競爭優勢。因此，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的選擇就應該圍繞培養更持久的競爭優勢或比較優勢，換句話說，就是斟酌采取某些戰略性貿易政策。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日本、歐盟等發達國家開始從自由貿易或貿易自由化傾向逐漸轉向“公平貿易”政策的實行。所謂“公平貿易”主要是指為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必要時采取反傾銷、反補貼或保障措施等一系列的貿易救濟措施以恢復市場的可競爭性。wto的規則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了美日歐的這些做法，因此，中國在入世之后的對外貿易政策必須加強這方面政策措施的改進與完善，防止本國產業和企業或產品在遭受類似的損害之時無法可依，在遭遇貿易對象國的指責時無以回應，當然首要的還是《反壟斷法》出臺。
綜合來說，中國對外貿易政策的趨向應該是依據wto的基本原則以及例外條款，以國內經濟發展要求為基礎，在兼顧區域經濟發展的利益上進行完善，傾向于采取開放型的公平與保護并存的貿易政策。
論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要途徑和措施
（一）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目前，我國需求結構中投資率偏高、消費率較低。2006年居民消費率降到36%，成為歷史上的最低點。投資與消費比例失衡，使得居民生活不能隨著經濟快速增長而同步提高，導致國內市場規模受限，生產能力相對過剩。消費率的持續下降，還對擴大內需造成嚴重制約，使得經濟增長對出口的依賴程度不斷提高。而外貿順差過大和國際收支盈余過多，還會造成國內資金流動性過剩，反過來又助長了投資的高增長。因此，無論是著眼于改善民生，還是著眼于產業結構調整和國際收支平衡，都要堅持擴大國內需求，鼓勵合理消費，把經濟發展建立在開拓國內市場的基礎上，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要完善收入分配政策，持續增加城鄉居民收入。這就要求我們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著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要調整和健全消費政策，通過加快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穩定居民消費預期；通過改善消費環境，增強居民消費信心，促進居民擴大即期消費。要拓寬服務性消費領域，不斷開拓城鄉消費市場，繼續拓展住房、汽車、通信、旅游、文化和健身等熱點消費。同時，要適度控制投資規模，優化投資結構，提高投資效益，合理降低投資率。要轉變外貿增長方式，調整進出口結構，促進對外貿易和國際收支基本平衡，使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協調發揮拉動增長的作用。
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促進城鎮化健康發展，既是擴大國內需求的迫切要求，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途徑。目前，農民仍然是我國人口的主體，農村是國內市場的潛力所在。保持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必須更加重視解決“三農”問題，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大力開拓農村市場特別是農村消費市場。要統籌城鄉發展，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同時，要走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有序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這是提高農民收入和擴大內需的重要舉措。
（二）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近些年來，我國第一、二、三產業都有了很大發展，但仍存在農業基礎薄弱、工業素質不高、服務業發展滯后等問題。2002年―2006年，全國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44.8%上升到48.7%。目前，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只有39.5%，服務業從業人員占全部就業人口的比重只有32.2%，不僅大大低于發達國家，也明顯低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對此，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決。
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要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促進信息化與工業化融合，鞏固第一產業，做大第三產業，提升第二產業，發展現代產業體系。首先，要加快發展現代農業。鞏固、完善、加強支農惠農政策，逐步做到用現代物質條件裝備農業，用現代科學技術改造農業，用現代經營形式推進農業，用培養新型農民發展農業，提高農業水利化、機械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土地產出率、資源利用率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農業效益和競爭力，走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其次，要不失時機地發展現代服務業。堅持市場化、產業化、社會化方向，在繼續發展商貿服務、社區服務、旅游文化、住宅產業等生活性服務業的同時，加快發展綜合運輸、現代物流、金融保險、信息服務、科技服務、商務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提高服務業比重和水平，盡快把服務業發展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產業。再次，要大力發展先進制造業。依托重大項目，集中組織攻關，加快振興裝備制造業；培育產業集群，積極發展信息、生物、新材料、現代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工程、環保產業等高新技術產業；抓住結構調整的契機，加快淘汰鋼鐵、有色、化工、建材、煤炭、電力等行業的落后生產能力，用高新技術改造提升傳統產業，促進工業由大變強。
區域結構是產業結構的空間分布。在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力度的同時，必須優化國土開發格局。要繼續實施區域發展總體戰略，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全面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大力促進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