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字”能與“外資流入”共同優化國際分工和美國投資環境
美國經常賬戶出現逆差已有30年左右的歷史。雖然這意味著美國在世界市場上一直是個成功的借貸者，但卻并不意味著國際資本總是流向美國。事實上，資本總是在雙向流動。但從20世紀90年代直到21世紀最初幾年的情況看，外國在美國的凈資產的規模的確已經急劇擴張。隨著貿易赤字的增大，“外國人在美國所擁有的資產(foreign owned assets in the U. S.)”和“美國人在國外擁有的資產(U.S.owned assets abroad)”都在擴大。前者從1991年的21000億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97000億美元；后者從1991年的20000億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69000億美元。就凈資產而言，1991年大約為6500億美元，而到2003年已經增長到26000億美元。
相對而言，外國投資者更愿意購買美國的金融資產(特別是美國政府的債券)，而美國投資者很少購買外國的政府債券，卻寧愿進行國外直接投資或者購買私人債券或提供金融服務。可以推知，美國金融資產的確具有某種比較優勢。而這種比較優勢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貿易赤字的擴大”。正如“IT產業全球化”也離不開這個條件一樣。
人們擔心這種優勢會發生逆轉，即有朝一日，外國投資者對美國的資產不再感興趣，這時美國的巨額貿易赤字勢必難以為繼。此問題的關鍵在于，美國的市場機制是否優于別國。也就是說，這種比較優勢是否為內生的。由前文可知，美國經濟不管在其擴張期還是衰退調整期，“貿易赤字”和“外資流入”二者數額都比較大且趨于擴大。這說明美國的比較優勢的確是結構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正是這種比較優勢，才導致美國貿易赤字的收縮經濟的屬性發生逆轉。
2.“貿易赤字”能與“美元匯率”共同催迫微觀結構調整
在傳統的國際經濟模型中，匯率是由商品服務的進出口來決定的。對窮國來說，進口多于出口，就得從國外借款來彌補缺口。而當經常賬戶赤字太大，本國貨幣就會貶值，從而刺激出口和減少進口，直到經常賬戶再次達到平衡。但在經濟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新型世界經濟中，匯率卻不再取決于商品服務的進出口，而是取決于資本流動。資本流動往往先于貿易流動，從而導致“(貨幣)資產市場模型”取代“貿易平衡模型”。這就意味著，只要資本持續流入美國，美元就會升值，而不再要先看是否存在著貿易赤字。
美國貿易赤字的擴大曾長期伴隨著外資大量流入，并已導致美元升值。盡管升值幅度和滯后期不斷變動，但企業最終還是會將匯率變動傳遞到價格之上，從而使進口品價格下跌和進口成本下降，進而刺激進口和擴大貿易赤字。對美國消費者來說，大約50%的消費品都是進口的(汽車除外)。而對美國企業來說，則會因此面臨巨大的進口替代壓力。既要面對美元升值的負面影響，也要面對降低成本和低價銷售的市場壓力。不過，美國的“政策組合”已經成功地將這個雙重壓力利導到優化產業結構之上。
制造業顯然是美國面臨國際競爭壓力較大的部門，國內市場的30%都被進口品占領，產品的25%需要銷往海外。因此，在開展國際貿易和參與國際競爭時，努力開拓國際市場的欲望使得出口商在提高價格時異常地小心，美國出口品價格也一直保持在低位，直到1999年美元小幅貶值特別是2002-2005年開始聽任美元走貶之時，美國制造業的壓力才略微減輕。長期看，匯率變化和商業周期所帶來的影響總是短暫的，而國際競爭因素所帶來的好處卻會一直持續下去。
3.“貿易赤字”能與“匯率走勢”共同維持宏觀經濟增長態勢
從宏觀層面看，貿易赤字和美元走勢更是配合默契。1997年東亞金融風暴之后，泰國、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和新加坡的貨幣相對于美元貶值了4-7成。1997年8月至1998年12月，美國從日本進口的產品以美元計價的價格下降了4.7%，從亞洲“四小龍”進口的產品的價格下降了10.8%，從其他國家進口產品的價格降幅更大。在這種情況下，擴大貿易逆差、用升值的美元大量地吞進亞洲廉價的資產和產品，顯然是美國配置全球資源的大好時機和成功的實驗。于是，貿易赤字從1997年的1980億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4524億美元，每年遞增1000多億美元。從東亞地區進口的廉價品大幅度增加，有力地降低了美國消費品價格，緩解了美國的通貨膨脹，支撐新經濟繼續走強。而貿易赤字國際融資的結果又是外國人在美國的金融資產的增長。這無異于既給美國優惠價格，又為美國經濟輸血。
2002年美國經濟走出“準衰退”時，用貿易加權的美元匯率出現貶值。近幾年，美國當局顯然在聽任美元走低。這表明“貿易赤字”和“美元走勢”之間又開啟了一輪新的配合。這個機制顯然涉及面更寬、更復雜，至少會考慮反恐戰爭、國際油價、中國崛起及人民幣低估等更加跨時間和跨空間的新因素。此外，新一輪政策組合中還包含美國、中國、歐洲的政治、經濟等因素。
五、貿易赤字對新經濟周期擴張的成功配合何時告終
在當今的世界經濟中，雙向貿易的很大一個組成部分是由于全球跨國公司的內部貿易。正是由于這個新條件，貨物貿易才會促進資本流動。這里的關鍵是如何把握兩種雙向流動的差額。可見，在經濟全球化、信息化的新情況下，把握“貿易赤字”和“資本流向”，對于美國經濟來說已經具有重大的戰略價值。
分析美國貿易赤字的構成可以發現，造成貿易赤字的全部責任都在于“貨物貿易”，因為“服務貿易”在1991-2004年期間一直是順差。其中，1996-1999年，順差連年高居于800億美元以上。貨物貿易赤字自從1998年沖破2000億美元大關之后，6年來更是急劇上升，到2004年已經高達6655億美元。
; 可以推論，在新條件下，“貨物貿易赤字”已經成為“服務貿易順差”的一個前提。沒有貨物貿易的逆差，就沒有跨國公司配置全球資源的新模式，而沒有新的全球生產模式，就沒有技術服務的大量出口，從而也就沒有巨額的技術服務貿易順差。
還可以推論，在走向全球性知識經濟的進程中，“創意”、“設計”、“標準”、“管理模式”等無形資產的國際流動規模勢必會進一步增加。出口國首先是那些主要的知識經濟產品的原產地。當“知識品”能夠享受全球規模經濟時，世界財富的分配勢必進一步向先行國傾斜。而這種傾斜的一個前期跡象，很可能就是我們這里所研究的，像美國這樣的巨額的、似乎值得同情的“(貨物)貿易赤字”。
隨著知識經濟全球化的進程，美國的“(貨物)貿易赤字”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應該不會消失，甚至有可能進一步擴大。美國總統布什曾強調，投資環境更加重要。解決貿易赤字的最佳途徑只能是讓美國成為全世界最理想的投資場所。這也許同本文所見略同，即美國的比較優勢是結構性的，而結構優勢是長遠的。當今美國的知識經濟應該說還只是粗具規模，而全球知識經濟的建成也許更加遙遠。誠然，隨著世界經濟結構的優化，隨著美國經濟的進一步走強，美國“貿易赤字”的結構和規模終會發生大的變動，多年來的上升態勢也總歸會有盡頭。但應該指出的是，目前討論“拐點”在何年恐怕還為時尚早，至少是缺乏樣本和數據。
可以推測的是，美國的“(技術)服務貿易順差”勢必進一步擴大。在越過很長一段“潛伏期”后，有可能進入“爆發式增長期”。屆時美國的(技術)服務貿易順差有可能沖銷貨物貿易赤字并逐步變得綽綽有余，從而使幾十年來的貿易赤字得以消除。就美國的貨物貿易赤字而言，應該說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還不大可能(顯著地)下降。換言之，當今“肢體國家”供養“頭腦國家”的國際貿易格局恐怕一時還難以改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