產工藝水平較低，成品油和相關產品環保標準和質量相對較低，加之原油綜合生產成本高，導致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性不強。
（5）不大熟悉國際環境。石油作為戰略資源，在世界經濟和政治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不僅是大國利益的交匯點，而且常常與國際環境和產油國國內政治經濟環境緊密相連。中國石油企業“走出去”不過十多年，缺乏一支外語好、既懂經營業務又熟悉國際法律的高素質的跨國經營管理人才隊伍。而且各公司對大國爭奪石油的格局及其影響、產油國政治局勢的走勢、各國法律的特征和運用、地方文化與風俗關系等都還缺乏足夠的認識和處理技巧。
外部環境
中國石油企業跨國經營的機會（O）
（1）全球石油資源量和可采儲量呈現增加趨勢。在目前高油價條件下，有不少人對世界石油的基礎和前景持悲觀看法。應該看到，自從石油工業誕生百余年以來，石油資源即將耗竭的論斷一直不絕于耳。但是，這些言過其實的論斷總是不斷被歷史事實所否定。其實，對世界最終可采的石油資源量的評估總是在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而不斷修改、調整和提高。這表明，中國石油公司跨國經營是有一定的資源基礎的。
（2）中國加入WTO后石油企業國際化經營提供了機遇和有利條件。入世不僅有利于中國石油企業在WTO多邊貿易機制內享受國民待遇，而且還能夠在更大范圍內和更深程度上參與國際經濟合作與競爭，更便捷地引進國外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發揮后發優勢，促進企業技術更新、裝備改造和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石油經濟全球化和石油貿易自由化的發展，使得各國石油安全問題日益成為一種“集體安全”，為中國石油企業參與國際合作提供了一定條件。
（3）中國與大多數產油國保持著良好的政治關系。在和平與發展仍然是世界主題的今天，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增強，和平外交政策受到世界各國普遍贊揚。中國在和平共處原則的基礎上與世界上大多數產油國都建立了良好外交關系。特別是與中東、北非、中亞和俄羅斯等“世界石油供應心臟”地區的政治經濟關系不斷發展，從而為中國石油企業開展國際化經營創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
（4）中國經濟外交和能源外交初見成效。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和巨大而穩定國內市場，為中國發展與產油國之間的“大經貿”關系和開展經濟外交創造了的有利條件。近年來，中國通過石油外交為中國石油企業跨國經營營造了良好的國際氛圍。由于世界石油資源的不平衡分布，許多石油資源國出于對本國經濟發展的考慮，都競相實行對外開放，每年有數百個石油勘探開發的招標和雙向談判機會。這就為中國的能源外交和石油企業跨國經營提供了有利的外在條件。
（5）油氣勘探理論和技術不斷取得突破。地震技術的發展使深海石油開采、復雜地形地貌等地區石油勘探開采成為現實。同時，基于計算機技術、機器人技術和電訊技術的自動鉆井系統、智能完井系統、油氣人工舉升技術、井下油水分離技術以及油田開發中的地震可視化技術等不斷取得新的突破。所有這些，都為中國石油企業實施跨國經營構建了較高的技術平臺。
中國石油企業跨國經營面臨的威脅（T）
（1）同業對全球油氣資源控制權的競爭更加激烈。目前，美國及歐洲石油巨頭幾乎壟斷了全球4/5的優質石油資源，中國企業要想進入它們的“勢力范圍”并不容易。中國處在亞太新的能源消費增長中心，與周邊石油消費大國（美國、日本、印度、韓國等）的競爭和沖突將不可避免。中國石油企業其在國際市場的油氣拓展的有利空間可能被不斷擠壓。
（2）中國石油企業跨國經營的地緣政治壓力和風險較大。中國在海外的石油投資和石油進口主要集中于中東、北非、尼日利亞、委內瑞拉等政治局勢不穩定的地區和國家。目前中國進口的石油一半以上來自中東，由于該地區民族和宗教矛盾尖銳、領土紛爭較多，政局最為動蕩不定。而且由于伊拉克戰爭后美英等國對中東局勢的影響，中國石油企業進入該地區或從該地區進口石油，不僅要處理較為微妙的大國利益關系，而且會承擔較大的政治風險。
（3）石油霸權主義的威脅與海上運輸生命線的安全隱患。過去，石油資源一直是大國爭霸的重要對象，現在大國勢力仍然在博弈全球優質油氣資源。特別是美國，其能源戰略目標就是利用其軍事、經濟的優勢建立一個多重結構的全球石油霸權體系。為此，美國不僅壟斷了大量的石油資源，而且控制了許多具有戰略意義的海上石油通道，例如霍爾木茲海峽、馬六甲海峽等，以便對其他國家進行制約。而中國60％的進口石油對馬六甲海峽等海上路徑的依賴十分嚴重，這勢必對中國海外石油運輸安全造成不利影響。
（4）“中國石油威脅論”不斷抬頭。近年來，美國等國家有意忽視伊拉克戰爭引起的油氣地緣政治動蕩、美歐大石油壟斷資本減少投資和限制產量等因素對世界油價波動的根本性影響，卻不斷散布“中國石油威脅論”，說什么中國石油過度進口造成了世界油價上漲、中國能源需求量的不斷增加已構成對美國、日本等能源安全的威脅和挑戰、中國可能采取軍事手段維護石油安全，從而威脅地區穩定與安全等。近年來，中國石油企業海外拓展屢遭干擾、排擠的多個事例，證明“石油威脅論”制約了中國石油企業的國際化經營。
（5）全球石油供應安全風險依然存在。石油作為戰略商品，具有經濟和政治雙重屬性。全球石油供應鏈和價格形成機制除了受市場經濟規律影響外，往往受國際政治因素的制約，以致于石油價格在某種情況下常常表現為所謂的“政治價格”。1973年以來的30年間，世界石油價格的多次暴漲由政治事件引起的。2004 年油價持續走高的事實表明，一旦主要國際石油市場出現“風吹草低”，全球石油價格暴漲或供應鏈暫時中斷的風險就可能出現。
戰略對策
基于上述SWOT分析，中國石油企業國際化經營的發展戰略的選擇應是企業自身的優勢（S）和弱勢（W）、外部環境所包含的機會（O）和威脅（T）的相互匹配而成跨國經營SWOT戰略矩陣：SO戰略、WO戰略、ST戰略和WT戰略，并提出十個戰略對策要點（見下表）。
綜上所述，中國三大石油公司實施國際化經驗的戰略目標應該是：依托國家力量和政府能源外交，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以實現國家石油安全為己任，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核心，以油氣勘探開發和經營為龍頭，以低風險競爭或競爭下的合作為紐帶，在全球范圍內優化資源配置，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盡早建成具有國際競爭力和中國特色的現代跨國石油公司。
國際摩擦時代"中國經濟外交
只螞蟻闖入瓷器店，必然無聲無息。而一頭公牛闖進來，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這是中國經濟進入21世紀后面對國際社會的寫照。
從2003年的中國對外商品出口頻頻被“反傾銷”立案、中國企業“走出去”后出現一些始料未及的摩擦(如中國在南美及韓國的工廠遭遇“罷工”)，到今年“粵商南非遇刺事件”以及9月28日爆發的“西班牙燒鞋事件”。中國商人的非商業風險在這個時代似乎急劇增長。其背后的原因是中國崛起與國際社會發生的碰撞，正使中國進入“國際摩擦時代”。
必須從戰略和歷史的角度，從大國興起的角度來看中國所遭遇的“國際經濟摩擦”。事實上，對于中國的興起，美國人比我們看得遠。早在上個世紀，在中國世貿談判時，就有一位美國智囊向克林頓進言：必須允許中國加入世貿，讓中國獨處世貿組織之外極其危險。究其原因是，中國將成為經濟大國。從歷史的角度看，20世紀最重要的事件不是蘇聯成立和蘇東解體，不是二次世界大戰，而是中國的崛起，由此將改變世界的秩序。
中國的經濟規模正迅速上升。雖然我們在經濟總量上還是中等身材，但從經濟的增量以及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角度看，中國儼然已成“超級大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日益擴大。2002年，我國的GDP總量為1.25萬億美元，不足全球份額的4%，按當年匯率計只是美國GDP總量的八分之一、日本的四分之一，但在全球GDP新增份額中中國的貢獻率卻達到17.5%，僅次于美國。
而據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顯示，從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間，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GDP(以購買力平價衡量)增長的貢獻率年均為14%，僅次于美國的20.7%。中國的國際貿易在這20年間保持了5%的年增長率，貿易增長對世界貿易的貢獻率是4.7%，僅次于美國的14.4%和日本的6.9%。在制造業方面，2002年中國制造業出口雖只占全球總值的5%，但增長率卻占了全球增長的29%。此外，中國在糧食、石油等大宗產品以及初級工業制造品的進出口增長的貢獻率上都占據了重要位置。
世界銀行副行長戈賓德-南尼卡公開表示：中國經濟是快速增長的經濟，對全球經濟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我們可以大膽預言，作為經濟增量“超級大國”的中國，依其相當于世界平均增長率2.4倍的增長潛能，中國經濟總量將在近年內超過法國，近幾年內超過英國和德國，20年后在經濟總量趕上日本，成為世界老二。
中國崛起必經之階段就是國際經濟摩擦，而且會體現為典型的“大國摩擦”。筆者將中國崛起劃分為包括國際摩擦時代在內的三個階段：一是20世紀最后20年，中國作為大國崛起的準備期，國際經濟摩擦處于隱性的階段；二是中國作為大國快速崛起、國際經濟摩擦日益顯性的時期，大概也將經歷20余年的時間；三是中國作為新的大國被接納、達致新的國際均衡的時期，這大概會是20余年后的事情了。眼下，中國正進入至少長達20年的國際經濟摩擦期。中國目前所面臨的國際經濟摩擦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戰術性的，而是戰略性的。在這種時候，外交的作用越來越重要，而它也正在悄然變化：從純粹的政治外交、關系外交發展成經濟外交。“經濟外交”不僅折射在西班牙燒鞋之類的事件上，在國際能源的獲得、能源與原料運輸線的保障等更具戰略性的問題上，尤其如此。
這意味著，中國經濟的外擴將日益導致中國外交資源、政治資源和軍事資源的外擴。筆者曾與小布什政府專門負責對華商務的美國商務副代表巴澤爾在搜狐有一席難忘的對話。期間，有網友問巴澤爾，美國為什么喜歡干預國際事務。巴澤爾的回答是，美國并不是一個喜歡多管他人閑事的國家。事實上，美國在很長一段時期，長期奉行的是“孤立主義”，喜歡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然而，當美國經濟日益發展，美國公民進入世界各地進行貿易和投資時，美國政府便責無旁貸地需要擔負起保護本國公民合法與正當利益、保護其產權在世界各國不受侵犯的任務。
巴澤爾的話有辯解的意味，但也有一定的真實性。從他的話我聯想到：有一天中國經濟強大起來，中國商人走向全世界時，中國政府的“保護產權”、保護本國公民利益的責任也將驅使中國的外交進入全新的“經濟外交”時代，而中國的軍事、政治也將因此引起變化。中國號稱要和平崛起，但和平崛起與其說是戰略，不如說是目標。要做到和平崛起，其實需要以實力為后盾，以外交為長袖，在許多方面實施變革，而如何通過包括官方外交和民間外交在內的外交手段，盡可能多地保障本國經濟利益，將日益成為外交的首要任務。
在此期間，中國的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