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就義時，年僅28歲，正當英年。我母親與之同年，也算得才貌雙全，風華正茂。但是多少年過去了，母親終身沒有再婚。難道這是因為她受封建道德束縛，信守“一女不二嫁”的舊禮教嗎？不是的，絕不是！她從青年時代起就是反對封建婚姻、謀求婦女解放的先驅。對一些再婚的戰友和同事，她也絕無輕視和反感。惟一能解釋的原因是，她對我父親愛得太深了。父親的遺像始終擺在她的床頭或書房，她經常面對遺像，靜坐沉思，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一本載有詳細介紹李碩勛的書《紅旗飄飄》總是放在她的枕下，經常取出反復閱讀。在任何險惡的環境下，她像愛護自己的生命一樣愛護父親的遺書，所以遺書才能完好保存至今。直到她去世后，我和朱琳將遺書的原件送交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保管陳列。
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我的母親趙君陶已病魔纏身，她希望有生之年再到西湖一次，那里畢竟是她和父親初識之地。她終于如愿以償，在療養院度過了一個夏天。在我的母親彌留之際，我和她所疼愛的兒媳朱琳均不在她的身旁，這是我們引為終身的憾事。當時我的妹妹李瓊和我的子女們、親友們守候在她的身旁。她在臨終的昏迷中偶爾蘇醒過來就問“兒子怎么還沒有來？”她最后的話是：“是我把他們拉扯大的”，“不容易啊”，又以微弱的聲音說，“要防‘狗’，要防‘狗’啊”，就溘然去世了。我明白她的意思，“狗”就是指特務和叛徒。她是在告誡我，不要忘記過去“狗”的危害，也要警惕可能產生的新“狗”。1960年，吳玉章同志，我父親的這位老師和戰友在悼念李碩勛烈士的詩中寫道：“遺骨瓊州何處覓，喜看紅日照天涯。”母親多次囑咐我和朱琳，身后把她的骨灰撒在瓊州海峽。我們完成了她的夙愿，她的骨灰終于被安放在海口李碩勛烈士紀念亭內。
我始終感謝母親對我的養育之恩。她是一位不尋常的母親，首先，她是黨的忠誠戰士；其次，她又是一位慈祥而嚴格要求子女的母親。她為了撫養我們兄妹，真可謂含辛茹苦，飽經磨難。父親犧牲以后，她帶著才三歲的我和遺腹妹妹從上海回到成都。在那白色恐怖的年代，她既要隨時防止特務的迫害，又要攜兒帶女自謀生計。我幼年時代是在成都二舅趙世雙家度過的。我們的經濟條件并不寬裕，有時還相當困難，但我的母親仍把我送到當時成都最好的成都實驗小學讀書，使我受到良好的啟蒙教育。受環境所迫，母親經常更換執教的地方和學校。我的童年與母親時而在一起，時而分離，不斷承受母子分離的痛苦，但我也因此得到鍛煉。從小學四年級起就在學校住讀，自幼養成獨立生活、應付各種環境的能力。
我要感謝母親在幾個關鍵時刻對我的幫助。1941年，在我13歲的時候，她就毅然決定把我送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學習，使我受到黨的教育，像父母一樣，成為一名共產黨員。
我要感謝母親讓我受到高等教育。在建國前夕，黨中央決定派遣一批青年到蘇聯學習經濟建設的專業知識。我原來不想去，而她極力主張我去。為此，我們母子之間發生了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沖突。她批評我目光短淺，有自滿情緒。最后，我聽從她的勸告，服從組織決定，到蘇聯學習了水力發電專業。
我和母親生活在兩地，平常只有書信來往，偶爾我到北京出差，才有見面敘談的機會。1960年初冬，我突然接到母親的電報，要我速到青島某療養所去見她。這是很不尋常的事，因為母親從來沒有要求我專門去看望她、陪伴她。我和朱琳甚至想到她的身體遇到什么不測。當時朱琳已懷上我們的第二個孩子，行動不方便，我就獨自一人乘火車從吉林市趕赴青島。我找到她的住所，母子再次相逢。經過一番長談我才知道，在1959年后黨內反右傾的斗爭中她受到了批評，指責她不支持在化工學院大辦鋼鐵，搞“興無滅資”和“拔白旗”。運動過去了，她只受到批評，沒有給什么處分。我們母子可謂“同病相憐”，我也在反右傾斗爭中受了批判。也許母親聽到了什么風聲，才急忙找我來了解情況，以她豐富的黨內斗爭經驗，告誡我要以寬廣的胸懷來正確對待同志們的批評，勉勵我既要堅持真理，又要接受教訓。她的談話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和勇氣，使我滿懷信心地走上新的工作崗位。
我的母親是學教育的，她熱愛教育事業，矢志不渝。在大革命時代，她從事婦女工作，也曾在工人夜校教過書。父親犧牲后，她回到四川，就選擇以教育為職業，既謀生計，又繼續為黨工作。從1933年至1938年，在短短的六年中，她換了幾所學校執教。就我所能記憶起的，她先后在成都、金堂、簡陽、五通橋教過書。最近又查到，她還在合川、雅安教過書。她到哪里，就給哪里帶來一股清風。學生們都為趙老師淵博的學識，高尚的品德，循循善誘的教學方法而折服。她到哪里，哪里就播下革命的火種，教育出一批又一批具有進步思想的學生，有的學生還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37年，李一氓同志奉命到四川做統戰工作。從此，趙世蘭和趙君陶接上了黨的組織關系，使她們度過了生平最困難的時期。她們的工作更有了明確的方向和具體任務。
1939年初，南方局決定趙君陶在保育院工作。抗戰時期的保育總會是在共產黨和民主人士推動下，為收容抗戰難童成立的組織，下屬若干保育院。鄧穎超同志推薦她到重慶第三保育院任院長。趙君陶在第三保育院工作長達6年零9個月之久，直到抗戰勝利。她和她的同事共撫養了800多名因戰爭而流離失所、在死亡線上掙扎的、年歲不齊的兒童，使他們恢復了健康，受到良好的教育，完成了學業，走向了社會。孩子們都親切地稱她為趙媽媽。鄧穎超是趙君陶的直接領導人，對她在第三保育院的工作給予高度的評價，親筆寫下：“在抗日烽火中以偉大慈母般的愛培育下一代”。由于趙君陶機智靈活，又有豐富的地下工作經驗，第三保育院中共黨組織始終沒有被特務發現和破壞，還為黨輸送了一批新黨員。她在第三保育院工作時，結合實際情況實行了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辦學方法，提倡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院里經費十分困難，她就發動師生自己動手搞生產自救，克服種種困難，使孩子們得以生存下來，得到健康成長。在愛國進步人士眼里，第三保育院是“國統區的延安小學”。
解放戰爭時期，她到了哈爾濱。她是1926年入黨的老黨員，熟知她的蔡暢同志曾告訴我，組織上本來準備分配她在東北婦聯或政府擔任重要職務，但她熱愛教育事業，執意要到中學教書。后來如愿以償，趙君陶擔任了哈爾濱第四中學的校長。如今四中頗負盛名，成為該市的重點中學，為黨和國家培養出許多棟梁之才。趙君陶的銅像安放在校園之中，以寄托師生們對她的思念。
建國以后，趙君陶繼續從事教育工作。她對工農出身的干部有著深厚的感情。在中南教育部工作時期，她首先創辦了工農速成中學，繼而在天津創辦南開大學工農速成中學。來到北京后，又參加了北京化工學院的創辦工作。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她擔任過兩屆全國政協委員，也都是在教育界別。她每次開會，都積極參加討論，為中國教育事業的改革和發展提了不少中肯的建議。
我的母親趙君陶的一生是平凡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從事教育事業的一生。她沒有做過什么轟轟烈烈的大事，也沒有特別的功績。她淡泊名利，從不計較個人的得失。但是，她一生卻為黨和國家培養出一批又一批有用的人才。在她身后，她的學生和同事寫了許多思念她的文章，頌揚她的高尚品德，高風亮節，以及她誠懇待人的感人肺腑的事跡。
今天，我和朱琳懷著深厚之情來紀念我的父親和母親，愿他們的革命意志、高尚情操和敬業精神，能給人們以啟迪，鼓舞人們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生命不息，奮斗不止。
這兩篇都可稱為經典！特別是朱德同志的，廣為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