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整的釘住匯率制度”。處理“大蕭條”及至戰后到70年代前期，美國的宏觀經濟管理幾十年里采用了凱恩斯主義，政府的財政政策和干預經濟的能力較強，美國爬上了世界經濟的霸主地位。戰后至50年代，美國GDP幾乎占世界的一半，美國強大的經濟實力保持了美元與黃金的掛鉤。但是，這個匯率體系到了60年代后期的時候，美國就感到受不了了，到1970年、71年的時候，因為它沒有那么多黃金來兌現。而且隨著它打了幾場戰爭，美國的國際收支赤字、財政赤字急劇增加，黃金儲備急劇下降，爆發了兩次美元危機。到了70年代初，整個國家黃金儲備只有110-120億美元，無法承受其他國家的匯兌。當時的美國總統尼克松，終于在1971年8月黃金儲備只剩102億美元的時候，宣布廢除美元兌黃金的義務，布雷頓森林體系正式解體。這個體系一解體，也就意味著美國可以不受制約地發行美元貨幣了。原來美國發行貨幣要受“35美元=1盎司黃金”的制約，那意味著沒有黃金就發行不了貨幣。沒有這個約束，美元成了可以自由印制的鈔票了。美國利用鈔票發行權，不斷濫發貨幣，導致美元不斷貶值。所以美元的泛濫從那時候就開始了。1985年到2000年，美國的實體經濟只增長了50%，而它的貨幣發行增長了三倍，也就是說比實體經濟多了六倍。
戰后的美國，1948年還有一本著名的著作，薩繆爾遜的《經濟學》誕生了。薩繆爾遜的《經濟學》被稱之為后凱恩斯主義，應該說是凱恩斯的忠實繼承者，同時也發展了凱恩斯主義。戰后凱恩斯經濟學、凱恩斯國家干預經濟的理論一直統治著西方，在西方經濟學中占主流理論，或者叫占上風。但是這個經濟理論，剛才王兆星同志也涉及了，到了70年代中后期的時候，它就受到了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挑戰。在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后，世界經濟也發生了一些重大的變化，隨著政府監管的削弱、創新能力的增強，監管和創新的關系一定是這樣的，監管多了，創新可能就少了；監管弱了，經濟的活躍程度就增加了、創新可能也增加了。
在70年代中后期之后，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逐步地走到前臺，貨幣主義的經濟理論，包括一位很著名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這樣一些理論逐漸成為主導美國經濟的理論。包括到危機爆發前的格林斯潘，他就是一個堅定的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維護者、捍衛者，強調政府或者監管部門不要過多地干預經濟本身、監管金融自身的運作。所以，如果說要找源頭的話，剛才兆星同志發言的時候講，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的關系沒處理好，這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一點不錯，它不是全部原因，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找原因的話，我認為第一位的原因，是理論上先出了問題，理論上走得過于偏了。從后凱恩斯主義轉變到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占了上風以后，社會所崇尚、所遵循的，包括政府所遵循的，都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大家都知道，格林斯潘從1987年8月做美聯儲主席，歷經四任美國總統，換成伯南克（研究大蕭條的專家，他有一本著名的專著《大蕭條》）的時候，已是2006年初。在格林斯潘任內的18年半時間里，他一直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所以應當講，今年9月15日之后，金融危機進入第二波，美國的一些報紙、雜志、評論家開始攻擊，或者說把格林斯潘從天上摔到地下，那也是有一定原因的。當然，把所有的責任都放在他一個人身上也是不公平的，他要承擔他自己的那一部分責任。這18年半，與他的貨幣政策、與他的監管當然是有關聯的。
第二個原因，美國的生產和消費方式，也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和消費方式脫節。大家都知道，美國人從來是超前消費、借錢消費、過度消費，它到目前為止所謂國民儲蓄率是負的，小布什上臺的時候還有8%。它沒有錢的時候就到世界各國去借，這種生產和消費方式、儲蓄和消費完全背離，這是造成它這次金融危機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大家都知道信用卡，80年代在美國，信用卡消費是非常嚴格管制的，我們中國留學生那時候剛剛邁出國門，到西方、到美國去留學，想申請一個信用卡是難上加難。你們是發展中國家，又是社會主義國家，普遍認為你們學生比較貧困，擔心你們有沒有償還能力，有沒有這種信用。四五年書讀下來，一個信用卡辦不下來，這從側面反映金融監管還是比較強的。到了90年代初，在美國的中國學生再去辦信用卡的時候，不是說辦不下來，一張信用卡至少辦一兩年。90年代初我在香港工作，我辦一張信用卡，那時候我是公務員，我在那兒工作，也得要花兩個月，那是要審查你的信用。到了新世紀2000年、2001年以后，在美國辦信用卡就沒有那么麻煩了，中國學生一住進學校，馬上大小銀行的業務員、推銷者都跑到你的宿舍，主動地上門服務。去了以后，不到一個禮拜給你辦成了，鼓勵你消費。到了危機爆發前的06年、07年，07年2月份金融危機已經露出馬腳了，07年7、8月份掀起了第一波，在危機爆發之前，在美國的一些大城市、大機場，中國的旅行團一下飛機，這些銀行的業務員、推銷者們就圍上去了，為我們的旅行團辦信用卡。旅行團呆一二十天，回國了，你對他的信用就調查了、就了解了嗎？如此之泛濫。所以美國的信用卡危機，我不希望它爆發，但是否能避免？這里，是為了說明它的過度消費，我舉了一個例子而已。當然，我們中國的信用卡在這些年也有比較大的發展，最近我們也在加強這方面的工作，我相信銀行界的朋友們比我了解得更清楚。
第三個原因，恐怕就是金融監管和金融創新的關系問題了。兆星同志說了不少，我就不細說了。那些次貸，被那些所謂的信用評級機構給它評級，那些信用評級機構，是讓你花了錢才給評級的，你要評多少他就可能給你評多少級，3A級，最高級。我看這些信用評級機構是為虎作倀。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今年5月26日表示，已開始調查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三大信用評級機構，要求它們提供評級方法，解釋結構金融產品評級糾錯的方法和程序，及其采取的糾錯措施。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監管當局把他們找去。現在是“救火”，還顧不上懲治這些機構里的違法違規者。該怎么處罰是后話。包括那些投行、基金公司，現在五大投行要么破產倒閉，要么被政府接管，要么改換門臉，過去都是“馳騁”華爾街的。華爾街就500米長，幾十萬人在那兒折騰。所以，我講金融創新、金融衍生產品搞過度了、過頭了，里面摻著一些金融高管的私利。沒有個人撈取的好處，他會去吹那樣大的泡沫？成千上萬種說不清、道不明的金融衍生產品，一層套一層，各種各樣的包裝，然后讓那些不知情的各國投資者去買。所謂次貸，是住房次級抵押貸款，實際上根本沒有什么抵押，也不要什么首付，甚至就一個電話，都不用簽合同，你就買到房子了，你自己住，還可以再倒賣，買房子一旦還不了貸款，泡沫勢必就要破裂。這些人甚至還有一套理論，叫民主資本主義，包括一些政府的高官也在鼓吹“居者有其屋”。沒有購買能力的人買了房子，最后償還不了貸款，難道這些金融家、銀行家心里沒有數？格林斯潘在美國國會10月23日的聽證會上，有限度地承認自己有一些缺失，他說他相信那些銀行家們有自律的意識。在座的各位銀行家，如果監管當局監管不到位的時候，要有自律意識啊。他還說危機的發生證明他某些經濟觀念有誤，這一點讓他“震驚”。他坦言對危機未來有這樣大的程度缺乏估計等等，我覺得這未免有點浮皮潦草了。美國的金融監管當局監管不力是事實。全世界金融衍生產品的總值是多少呢？據不完全統計是550萬億美元，美國就上百萬億美元，美國GDP才13.81萬億美元，相比一下是什么概念？
第四個原因，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嚴重脫節。虛擬經濟那么大的規模，美國的實體經濟部門只占GDP的18%，這些年一直是在萎縮的。汽車三大巨頭出問題，到現在也談不下來救治方案。昨天140億美元的救助方案，又被參議院給否決了，布什政府還在想其他的辦法來救助，所以美國股市昨天略微收了一點紅盤，增長了百分之零點幾。前天美國股市大跌。應當講，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應該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關系，不能過度膨脹，泡沫不能吹得過大。當然我們和美國的情況完全不同，我們是虛擬經濟或者說金融創新、金融改革才剛剛起步。我們是一個金融發展不足的問題，我們不是過度的問題，我們是應當如何在健全金融管理制度、加強金融監管、培養金融人才的同時，大力發展金融事業。就是在今天的論壇上，我們所講的業務拓展與風險控制是重點。我們的證券，包括債券，我們各大商業銀行的發展、服務中小企業的金融發展、以及農村金融的發展，我們很多的金融業務，都還沒有充分展開。所以，我們的金融，在某種程度上還不能完全反映實體經濟的需要，所以我們要吸取它的經驗教訓，處理好金融監管和金融創新的關系，加強金融創新、發展金融事業，這是毫無疑義的。金融危機動搖不了我們的信念，改革開放仍然是我們戰勝金融危機的巨大動力。我們和美國的國情、和它的發展階段是完全不同的，不要因噎廢食，簡單加以類比。
應當講，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我們的信心源于哪兒呢？為什么我演講的標題要說“機遇與挑戰”呢？實際上，機遇與挑戰并存，處理得好，一定是機遇大于挑戰，我們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挑戰，我們也有前所未有的機遇。為什么這樣講？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到現在，再過幾天12月18日中央要召開紀念十一屆三中全會、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隆重大會，這30年，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從中走過來的。我們現在有30年改革開放奠定的強大物質基礎，還有著廣闊的市場增長空間。剛才我說了我們的GDP增速，我們在這30年里有幾個非常值得驕傲的數字。我們有連續超過兩位數增長的兩個五年，這是世界上史無前例的。曾經在六七十年代，有過日本、新加坡、香港、臺灣這樣一些地方，有一次連續五年超過兩位數的增長。我們是兩次，1992年到1996年，2003年到2007年，連續五年超過兩位數的增長。改革開放以來，到去年是29年，年平均增長9.82%，今年是30年。達到30年高增長的，過去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韓國。我想，中國在未來仍會繼續保持比較高的增長，是會有希望超過它的。韓國30年、日本只有20年持續保持比較高的增長速度，而我們29年平均年增長9.82%的又是最高的，它們是百分之八點幾，接近9％。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第二代中國共產黨人，敏銳地抓住了新一輪經濟全球化的機遇，及時結束文革動亂，撥亂反正，成功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偉大的政治家、戰略家鄧小平同志，高瞻遠矚，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動搖，及時打開了國門，改革開放，進行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正是在這個時候，從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90年代，一直延續到今天的第三輪經濟全球化在全球興起。由以美國為主導的發達國家，經濟創新活力增強，到80年代中后期IT技術的突破、國際互聯網90年代中期以后的廣泛應用，再加上90年代世界上搞市場經濟的國家增多，所以推動了第三輪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勢頭。這里，我簡單地講一講第一輪和第二輪的經濟全球化。中國這些機遇都喪失了，也根本就不可能去把握。第一輪經濟全球化，應當說始于1760年英國的工業革命，到馬克思寫《共產黨宣言》的時候，也就是1840年英國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第一次鴉片戰爭的那個時候。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里面已經寫了很多經濟全球化的情況。英國那時完成了工業化，而中國雖然在1820年到1830年的時候，GDP還是全球第一位，1820年占到全球的32%，1830年占到29%，但大而不強，在“康乾盛世”的落日余輝中沾沾自喜、閉關自守，根本沒有先進的科學技術、沒有先進的工業，是一個農業國家，而且政治腐敗。所以英國人的“堅船利炮”打進來之后，這個看上去的“龐然大物”倒下了。第二輪的經濟全球化，發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資本主義由自由競爭向壟斷過渡的期間，也就是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寫《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這部重要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