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游過了四季，荷花依然香，等你宛在水中央”。這句非常好啊，“宛在水中央”來自《詩經》：“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三千年前的詩，不也那么成功地融化進現在的歌詞里了嗎？
中國青年報：有數據顯示，我國2009年版權的進出口比為3.4：1，演藝產品的進出口收入比為10：1。可見，和對外貿易的“出超”相比，我們在文化貿易這個門類則處于嚴重的“入超”狀態，非常弱勢。在您看來，我們應該如何增強民族文化的創新力和競爭力？
趙士林：咱們拿美國做例子。現在美國的形象很多是靠文化樹起來的。美國雖然沒有文化部，但它的文化了不得。現在美國電影的產出量盡管只占世界的7%，但放映量卻占世界的50%。最有意思的現象——伊朗人最反美，最反美的伊朗人卻大喝可口可樂。從經濟角度解讀，文化產業在美國已經成為支柱產業了。再比如新媒體，包括電影和出版物，給美國帶去的產值，僅次于他們的軍工，成了第二大支柱產業。
從政治角度解讀，我們都知道，美國早就率先提出“軟實力”的競爭。不僅僅是美國，如今很多國家都強調要“文化立國、文化興國”。日本和韓國，在上世紀下半葉就提出了這樣的概念。英國前首相布萊爾，還親自擔任英國創意工作領導小組的組長。
與之相比，中國的文化領域現在遠遠落后了。我在一次會議上曾說，中國應該提出“文化立國”，將“文化立國”或“文化興國”作為國家發展戰略。
談到“文化立國”，又有很多問題需要正視。
例如我們講“文化走出去”，可怎么走出去？你想走出去，外國人得喜歡、要接受，你才能走出去。《功夫熊貓》等大片為什么中國人這么喜歡？很重要的一點是，人家的大片“講人性”。什么意思？就是他們講述全人類普遍共鳴、普遍接受的故事和理念。所以，民族文化怎樣才能振興？你得符合世界潮流，你得講人性化，要去意識形態化。可笑的是，《功夫熊貓2》在中國放映，居然有北大的教授攻擊人家是“文化侵略”，號召抵制。這種狹隘民族主義的沒有出息的言行，好像是愛國，實際上是誤國。它使我想起在巴黎搗毀麥當勞餐廳的法國農民。全球化時代，這樣做完全是對抗世界潮流。麥當勞旁邊就是馬蘭拉面，愛吃什么完全靠消費者自由選擇。有出息的做法是你的電影也能走出去創造高票房，而不是抵制人家。你抵制人家，人家也抵制你，那不就倒退到三百年前了嗎？
再如我們講文化要跨越式發展，如何實現？目前的文化管理體制就是一個大障礙。就如同十四個部門管食品安全，結果管得中國人一肚子地溝油，文化管理也是政出多門，互相扯皮，機構臃腫，效率低下。去年甚至發生了兩個主管文化的部委為了一個網絡游戲的管轄權公開發生沖突的現象。
總之，從行政管理到價值取向到審美趣味，我們真的要本著改革開放的精神解放再解放，更新再更新，才能跟得上時代，才能真正實現“文化立國”。文化領域現在的突出問題是，打著宗教旗號搞迷信，打著國學旗號搞復古，打著紅色旗號搞極左，打著愛國旗號搞封閉，總之，打著文化旗號搞倒退。如我在別處所說：從改革往后退，公然叫囂回到文革；從五四往后退，公然反科學、反民主；甚至從孔子往后退，公然鼓噪蒙昧主義。如此倒退，何談“文化立國”？
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特點
作者：tina
人類文化交流是歷史發展的必然。因為世界上每個民族、社會都不是彼此孤立存在的，自古以來，他們便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在文化上自然也是如此，自從人類產生了文化，就有了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每個民族、社會的文化都有互相交流、互相吸收的現象。并且隨著歷史的演進，交流的地域愈來愈寬廣，交往愈來愈密切，相互影響也愈來愈大。所以說，文化交流是推動文化發展、進步的主要動力之一。中西文化交流也不例外。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十分悠久。它最早可追溯到中國漢代張騫通西域、甘英與大秦（古羅馬帝國）的接觸，唐代貞觀年間基督教的別支—景教傳入中國，宋元時期我國四大發明通過阿拉伯人傳入歐洲，為西方進入資本主義時代提供了物質和技術基礎；元代意大利人馬可·波羅撰寫的《馬可·波羅游記》第一次向歐洲人介紹了中國，引起了西方對中國文明的關注；新航路的發現，不僅促進了東西方的政治、經濟關系，而且導致了近代中西文化的直接交流。近幾百年里，曾經發生過兩次中西文化交流的高潮，其中第一次發生在16世紀末至18世紀中期，即明代中葉到清朝初年，天主教傳教士東來，為古老中國帶來了強勁的“西風”；同時，中國儒學傳入歐洲，對于啟蒙運動的產生和發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第二次文化交流的高潮，發生在19世紀中葉，近代西方列強以血與火的方式強行進入中國，西方的思想文化再次東漸，主要是通過中國知識分子進行傳播；中國先進知識分子面對山河破碎，痛定思痛，尋找濟世良方，他們大批出洋留學，自覺地學習西方文化，同時也大力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新中國成立后，由于兩大陣營的對峙和西方對社會主義中國的封鎖，中西文化交流一度陷于中斷；隨著冷戰的結束和新科技革命帶來的交通、通訊的無比便利，人類進入了相互依存進一步深化的“地球村”時代，經濟全球化浪潮席卷了全世界幾乎每一個曾經不為人知的角落，使封閉自守變得不再可能；同時中國實施了改革開放政策，以便承接全球化的挑戰。主動開放的內部因素、全球化的外部壓力和科技革命的助推，促成了當代中西文化交流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呈現出新的特點。
關于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特點，天津理工學院人文學院王克嬰在《近代與當代中西文化交流與沖突比較研究》一文中指出，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相比較，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同之處有5點，分別是方式不同、心態差異、范圍和程度不同、內容不同、結果不同。[1]（P28~32）作者對他的總結基本同意。在本文中，作者試從時代背景、交流主體、傳播媒介、內容、深度和廣度等七方面分析一下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新特點。
一、當代中西文化交流是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展開的。
當代中西文化交流進入了全球化的新時代。從國際范圍看，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隨著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經濟全球化進入了新階段。在我國，經過15年“黑頭發談成白頭發”的艱苦談判，2001年，隨著多哈會議一聲落棰，中國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開始了與世界經濟同步的進程。從中外文化交流史看，中國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大規模整合從古至今有四次：第一次是漢唐時期佛教文化的傳入，第二次是明清時期西方耶酥會傳教士帶來的西方文化，第三次是“五四”時期對馬克思主義及以民主、科學為主要內容的西方文化的引進，第四次是改革開放以來進行的西方科學和文化規模不斷擴大的輸出，進入了中西文化整合的新階段。[2]（P178）有的學者從意識形態沖突的角度認為，這個時代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冷戰“歷史的終結”（福山），是西方制度和意識形態一統天下的時代；有的學者從人類文明發展演進的角度認為，這個時代是“文明的沖突”時代（亨廷頓）；也有學者認為，關于全球化所帶來的新的生活和思想方式，以及它們所創造出來的國際性文化新格局，可以概括為兩個對立的矛盾過程：一方面是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被同化，并趨于削弱和消失；另一方面，是文化的交流、互補、綜合，以及新的多樣化的出現。[3]（P75）所以，與我國經濟力求順應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同時，我國的文化卻在這個過程中一方面保持面向全球各國的開放、交往和互相借鑒態勢，另一方面又努力保持和伸張自身的獨特個性。也就是說，當全球經濟尋求一體化的時候，而全球文化卻力圖保持、開發或走向多元化。[3]（P322）所以說，當代中西文化交流進入了經濟全球化、政治格局多極化和文化多元發展的新時代，是在這個新時代的背景下展開的。
二、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由新的主體來擔當
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國主體是中國人，是“此人”而非“彼人”。從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看，中國主體也經歷了幾度變遷，盛唐的開闊胸襟和海納百川，明末清初對“西學”的積極引進和狂妄自大相伴隨，近代的閉關自守、積貧積弱和主體性的喪失，改革開放之前對西方對整個世界的無知無畏和對涉及“社--資”爭論的噤若寒蟬。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進入了生產力高度發展、對外全方位開放、文化百家爭鳴的時期，造就了當代中西文化交流嶄新的中國主體。所謂“新主體”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是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主體是獨立自主的。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綜合國力大大增強，國際聲威不斷提高。一洗近代百年恥辱，一洗先前封閉的蒙昧狀態。中國人民作為獨立自主的文化交流主體，正在世界文化舞臺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二是當代中西文化交流主體的文化教育水平不斷提高，主體文化融合意識增強。改革開放以來，“英語熱”、“出國留學熱”持續升溫，方興未艾，就是中國人學習外來文化的愿望和文化交流主動性大大增強的有力證明。可見，國人文化交流實力日趨提高，中國文化走向世界大有希望。三是當代中西文化交流主體的心態越來越平和與理性。當代中西文化交流是在和平的、逐步的、我們主動開放的方式下進行的，西方文化的進入也是漸進的、經過篩選的和比較溫和的。[1]（P5）所以，國人能夠保持一種健康、平和的良好心態，能夠理性地認識中西方文化各自的優點和不足。
三、當代中西文化交流運用新的媒介
文化交流媒介是文化交流重要工具和手段。在當代中西文化交流中，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文化交流媒介的質量大大提高。從中西文化交流史來看，文化交流媒介的變遷經歷了從族群遷徙、戰爭到傳教士，從商貿、書信往來、圖書電影譯介到衛星電視、互聯網。總的來講，速度是由慢到快，范圍是由小到大，程度是由淺入深。從目前的現狀來看，全球傳播的主要媒介依然是廣播、電視、報刊等大眾傳媒，但與此同時，具有跨國傳播功能的媒介，如國際電話、傳真、電腦以及互聯網上電子郵件、數據庫等各種信息收集、處理和傳播的手段和工具，也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4]（P113）有學者認為，單從媒體傳播手段來看，已經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報刊、廣播、電視，現在“第四媒體”—互聯網在我們的生活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5]有學者認為，互聯網使人類歷史正在進入全球傳播時代和大眾傳媒社會，當下大眾傳媒正以驚人的速度廣泛介入社會各個領域并與其發生強烈互動。[6]（P268）在全球化進程中，互聯網大有躋身傳統傳播媒介之上的勢頭，成為當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嶄新途徑和媒介。據統計，截止2005年6月，我國上網人數超過1億人。互聯網上文化交流的發展，一方面摧毀了中西地理上的疆界，國別上的壁壘，距離消失了，時空同步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信息能夠迅速地、瞬間地傳播、接受和互動。另一方面，互聯網把其他不同媒體的傳播手段，如廣播、電影、電視等，整合為一體，為中西乃至全球文化信息資源的共享提供了最大的可能。目前互聯網作為當代中西文化交流最便捷的新媒介之一，正在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四、當代中西文化交流呈現新的內容
當代中西文化交流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在我國全面對外開放的政策感召下，在全球通訊、交通、網絡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出現了與以往不同的面貌和內容。主要表現在：第一，政治機制上的借鑒創新，表現在以中西反腐倡廉的合作為標志，中西文化交流向制度、機制合作方向發展的破冰之旅。2002年11月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與中國監察部“中國廉政監察建設”合作項目簽字，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援助、中國監察部具體組織實施，旨在總結我國廉政建設的經驗，借鑒國外開展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探討推進政府廉政勤政的有效對策。[2]（P188）第二，經濟活動的跨國經營管理。西方國家跨國公司在19世紀80年代進入我國，10年左右的時間，我國已取代美國成為全球最大外商直接投資接受國。根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04年底，中國累計批準的外商投資企業達49萬家，累計使用外資5450億元。跨國公司給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