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冶金、化工和機電等重化工業為主。我們應繼續抓住機遇，迅速提升國內產業結構，規范外資管理，引導外資流向，發揮其在推動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的積極作用（楊益，2008）。最后，政府也可利用自身的社會資源優勢，直接參與技術研發，在全國范圍內集中力量建立一批國家級大型高新技術研發中心，著力突破發達國家限制對我國出口，制約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鍵技術。總之，只有在高效安全的經濟運行基礎上才能相應建立起各種層次人才協調有序的、大容量且有自我調節能力的、能經受各種危機考驗的國民就業體系。當前，中國正在向中等發達社會過渡，尤其要積極開發各類新興產業，如發展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社區服務業和文化產業、旅游業、買粉絲服務業、互聯網產業和新能源等產業，以有效拓寬就業領域（2002年美國僅版權產業增加值已占到GDP總額的12％，從業人數為1150萬，占全部從業人員的8.4％）。因此，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搶占經濟科技制高點，是決定國家的未來就業狀況的主因之一。一切新興產業領域的開拓無不需要高端人才的支持，國際競爭的核心是人才競爭。激勵機制是鼓勵人才資源發揮才能取得成就的機制，是人才規劃的關鍵。我國對于人才評價與回報機制研究薄弱，制度建設滯后。加強人才戰略的規劃無疑是今后社會發展與保障就業的重中之重。此外，就業與失業統計體系的不完善，信息失真與傳遞不暢通也是影響就業的原因，鼓勵建立與完善專業化的就業介紹公司，也是增加就業的途徑。

二、大企業與中小企業的互補型組合是解決就業問題的最佳模式

在中國的企業發展模式上，是強調體制和政策上鼓勵企業做大做強，還是選擇中小企業為經濟發展主干模式？這既是涉及到經濟發展重大戰略的問題，也是解決社會就業問題的基本考量之一。綜合國內外的經濟社會發展經驗，中國在企業發展戰略上應采取重點扶持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型企業，并以此為骨干，建立由高往低、配套高效的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協調發展的立體型模式。在這樣合理的企業發展模式基礎上，才能相應形成高層次人才和中層人才，以及普通勞動力合理安置，穩定而充分的就業格局。

三、通過鞏固和改進外貿出口擴大就業

在當前國際經濟危機影響中國外貿出口之時，有些人過于驚慌地認為，應將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因從以外貿出口拉動為主，人為轉移到以內需拉動為主。殊不知依據當今國際經濟的總體格局，擴大外需是增強經濟活力，增加就業機會的有效途徑。作為世界加工廠，中國目前外貿出口與就業職位供應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陳德銘2008年4月出席廣交會開幕式時，便提出警告：“中國外貿每變動一個百分點，將影響內地18萬至20萬人的就業。”據測算，每出口1億美

元商品可創造1.5萬個就業崗位。因此，要有效解決就業問題，除了積極擴大內需以增加職位供應外，為中同外貿出口注入新的活力，同樣具有迫切性。外貿出口長期以來一直是拉動中國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動力之一。從加入WTO至2007年，中國外貿以年均28.5％的速度增長。2007年占中國國內生產總值比重上升為66.8％，外貿出口的大幅放緩，會嚴重影響就業，也會影響它所連接的基礎產業。中國外貿還面臨傳統競爭優勢逐步減弱等壓力。為此，中國政府首先要引導企業優化進出口結構，以保持外貿穩定增長。推動貿易本身轉型升級才是中國外貿的根本出路。這也是制定相關政策的指南，如通過政策和資金鼓勵企業深入高端營銷環節，提高經營能力，收購或合作經營品牌，開拓新興市場等。目前，政府重點鼓勵企業“走出去”重組國際資源，這是以中國公司為主導，服務于本國公司戰略的一種跨國整合模式，有利于中國公司開拓國際市場，優化出口產業結構，獲取國外經濟資源，拓寬技術來源渠道，突破貿易壁壘；也有利于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中國的大型公司。政府要鼓勵和支持具有潛在優勢企業逐步擴大對外投資，建立海外生產體系、營銷網絡和拓展融資渠道，促進其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專業化、集約化和規模化跨國經營。要使外貿出口成為我國就業的保證，中國出口企業必須在整體上擺脫跨國公司的控制，開辟自己的銷售渠道。這些努力需要巨大投資，政府應予以必要扶持。中國政府近年來積極利用外交資源開拓國際市場，一方面應繼續加強與國外的自由化貿易程度，擴大與傳統貿易伙伴如美日歐、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的貿易量；同時也要利用不少國家為擴大對外經貿實施讓稅政策的機會，大力拓展原先與我貿易量不大的國家的經貿往來。在出口產品供給方面，政府應支持幫助企業從國外購買先進技術和品牌，這是改善設計、提高商品的品牌知名度的捷徑。

經濟發展的最終目的是讓利于民生。中國不可能長期維持以廉價勞動力為優勢的出口。伴隨著要素成本（國際市場原材料從長期看呈上漲趨勢）和生產結構變化，我國出口結構已經獲得相當程度優化。2008年上半年，我國機電產品出口3887.8億美元，比2007年同期增長25.3％，高新技術產品出口1961.7億美元，同比增長21.8％。這表明，雖然紡織、鋼鐵等傳統制造業產品的出口出現下降，但技術含量較高的產業產品出口增長穩定，成為外貿出口增長的主要拉動力。中國企業的適應調節能力最終表現為產業、產品之間資源配置效率和新興部門內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從長遠角度看，中國外貿出口是拉動需求的有效手段，是擴大就業的重要保證。同時，可發展各類對外勞務輸出，努力開拓國際勞務市場。

四、合理的投資、消費比例才能最大程度地創造就業機會

面對百年一遇的經濟危機帶來的嚴峻就業形勢，有人認為，鼓勵消費可以擴大就業。這個觀點是十分片面的，發達國家已有前車之鑒。美國、西歐，包括日本的不少發達國家，長期維持了很高的社會消費水平（含政府主導的社會福利體系支出），結果導致國家負債累累。鈕文新《美國在技術層面上已經破產》一文引用美國某基金會總裁大衛·沃克爾的話說：“如果把美國政府對國民的社保欠賬等所有的隱形債務統統加在一起，2007年，美國的實際債務總額高達53萬億美元”（鈕文新，2008）。因此，美國的經濟模式是本國、也是世界經濟的一個陷阱。過量債務，導致償還困難，到一定階段會出現“債務危機”或“破產”或匯率急劇下跌。美國在舉借外債過程中，目前已遭遇“國家信譽危機”。中國如果片面強調擴大消費內需拉動就業，仿效欠債發 展方式，將會陷入國家破產等一系列社會動蕩之中。中國長期推行以投資促增長、以增長促就業的發展主導型經濟運行模式，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2008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超過17萬億元，2009年達到20萬億元左右。據國家發改委測算，4萬億元投資每年能拉動經濟增長約1個百分點，相應拉動就業。不少經濟專家認為，舍棄政府主導型投資，不利于拉動需求，保障就業，同時積蓄社會經濟發展后勁。蕭條時期加大國家投入更是必不可少，當然也要盡量吸收民資、港臺和外資投入。對于有近十億勞動人口的中國，保增長才能保企業，保企業就是保就業。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認為，1個百分點的失業率的下降與3個百分點的額外產出增長率相聯系，并被許多經驗研究所證實在美國曾長期存在，這種關系被稱作奧肯定律。在中國，GDP增速與失業率下降的線性關系盡管較美國模糊，但2000年以來，每1％的GDP增長仍可拉動80萬-100萬人就業。中國GDP額外產出增長主要靠投資拉動，投資既能有效擴大內需，直接關系到就業率，又能發展基礎建設，增強經濟發展的后勁。2008年下半年，中國政府宣布啟動4萬億元擴大內需投資計劃，僅鐵路投資，2009年就能增加600萬個就業崗位。2007年中國人均GDP約2500美元，而國民收入的人均數不足人均GDP值的50％，其目的也是為發展積累資金。在投資和消費關系問題上，要有長遠眼光，保證有充足的投資促進經濟健康發展，拉動就業。此外，在經濟健康運行，有充分償還能力基礎上，可適度發行一定量的國債。1998——2002年，我國共發行長期建設國債6600億元。國債投資每年拉動經濟增長1.5至2個百分點，累計創造就業崗位750萬個。政府從就業壓力角度也必須確定GDP增長底線（如確定2009年為8％）。

在中國，大幅度提高消費水平能否有效地擴大內需也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凱恩斯主張富人進行奢侈性消費，認為這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動因。現在國內也有不少人認為中國從富到貧各個階層都大幅度擴大消費是拉動就業的必選辦法。但事實上，中國面臨的失業與凱恩斯所研究的失業有很大差別。1929——1933年大蕭條，美、英、法國也有近千萬人失業，其成因正如凱恩斯所認為，這種失業主要是由于需求不足引起的。只要有足夠需求，將已有的生產能力充分利用，失業問題就會自動解決。而中同經濟從整體上仍未達到相對發達的狀態。中國的失業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由就業崗位總量絕對少于勞動總量引起的失業，這種失業人口約在1.5億人；另一部分才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某些行業生產能力過剩和人員失業，而這部分人員數量遠遠不及前者。在當今中國，前者是一個長期的根本性問題，后者是經濟周期波動中出現的暫時現象。中國解決就業問題的根本辦法只能是調整產業結構，提升經濟的質，擴大經濟的量，沒有簡易的捷徑可走。

五、教育是發展經濟、解決就業問題的先導和基礎性保證因素之一

在國際經濟危機大背景下的中國就業現狀，有兩個現象是值得人們思考的：一是2008年下半年，不少勞動密集型外貿企業裁減部分普通體力工人，而研發型人才依然受歡迎；二是近幾年統計信息顯示，京滬渝高職生就業率已開始超過本科生，特別是汽車、電子、計算機、維修和工程等技術含量比較高的一線技術崗位。教育對人才培養的得當與否與規模適度與否，直接關系到勞動者就業質量與國民經濟的良性發展。

有一些專家尖銳指出，中國目前導致就業供大于求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因為忽視人的發展和對人力資本投資不足。產業結構的升級和產業分工的展開，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本作基礎。中國由于人力資本不足，導致產業升級這一擴大就業空間的宏觀手段和產業分工這一拓展就業空間的微觀手段均難以有效地發揮作用，從而導致就業需求不足。二十世紀末，知識經濟勃然興起，這是對人力資源理論的最佳證明。知識（實質是不斷提高的科研人員的綜合素質）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已超過其他生產要素的總和。在知識經濟中，決定企業競爭力和利潤率的首要因素，不是有形資產的大小，而是其中高新技術的含量，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的創新能力，知識產權的狀況。普遍提高國民的人口素質，不僅可以增加新的創造發明，對于提高普通勞動者的生產技能，也是一個彌補我們正在減少的人口紅利的非常好的辦法。通過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勞動者素質，提高勞動者的工作技能，其發揮出來的新的人口紅利的作用，將會更大，將會是持久的動力和源泉。所以，我們不但要辦普通高中、普通大學，還要更好地辦職業技校，要提高生產一線工人的操作技能，提高工人技術水平。對那些從農村、從土地轉移出來的勞動力，增加技術培訓的力度（張松濤，2008）。特別是人力資源理論創立以來，人們已充分認識到現代教育是充分合理高效就業的基礎性條件。我國正在成為世界制造業重要基地，技術工人需求量巨大。中國發展職業技術教育的前景十分廣闊。政府的教育部門應努力將前沿技術、技能體現在職業教育和培訓的具體環節中。

為適應現代經濟與教育發展特點，教育部門應加大力度，鼓勵終身教育，這是人類進入信息社會、知識經濟時代的必然要求。現代科技發展十分迅猛，知識總量的倍增周期已從過去的10年縮短到3—5年。由于高技術及其產業的突破與加速發展，使一部分傳統產業不斷消失，一些新興產業相繼產生，伴隨著這一生產變革的相關職業也在不斷變動中。據統計，美國員工一生變動職業或工作12次，歐盟8次，發展中國家3m4次。經濟生活的轉型催生了教育觀念的轉變，即教育過程的終身性、教育對象的全民性、教育制度的開放性和教育空間的社會性（尤其在網絡時代）。各級政府應大力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