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阿瑟的統治表現出令人吃驚的順從。至少在表面上，日本人接受了改造他們生活方式的改革措施。” 【注釋】Julius W.Pratt, Vincent P. De Santis, Joseph M.Siracusa, A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N.J.：Prentice�Hall, Inc,Englewood, 1980), p.426.【注尾】
正是日、德兩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的不同遭遇，為日、德兩國在國家重建中的不同命運埋下了伏筆。在德國，舊有的納粹殘余被徹底掃除，一套模仿美國聯邦體制的政治制度被建立起來，美國式的民主完全取代了第三帝國的中央集權。與此相應，原納粹德國所宣揚的威權主義和種族主義被徹底拋棄，和平主義與民主主義開始成為德國社會的主流價值觀。而在日本，天皇被保留下來，繼續在日本的政治體制中發揮作用。同時，在對日本的國家重建中，美國還必須時常依靠日本舊有的公務員隊伍，文化和種族上的巨大差異使美國人很難徹底拋開舊有體制單獨進行國家重建。有歷史學家談到美國占領當局在占領初期對日本改造的局限性：改造日本“在于破壞日本舊的統治結構，使日本各勢力集團按照美國的意愿重新組合，……在懲辦戰犯和整肅的過程中有些界限也混亂不清，……真正受到清洗的人數只占應該受到清洗人總數的1%還不到。”【注釋】宋成有、李寒梅等著：《戰后日本外交史，1945-1994》，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56頁。【注尾】對日本改造后期，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和朝鮮半島局勢的緊張，將歐洲穩定作為國家戰略核心利益的美國政府開始越來越倚重日本舊有的一些政治軍事力量，而對日本所進行的從一開始就很不徹底的國家重建和改造就更難以進行下去。1947年底以后，“美國對日政策的變化迅即反映在日美關系的一切方面。在政治上，盟軍總部釋放了大量戰犯，陸續解除了對右翼分子和政客的整肅，并默認他們重返政界，大力支持以吉田茂為首的保守政權，限制各種進步的群眾活動……”【注釋】方連慶、劉金質、王炳元主編：《戰后國際關系史，1945-1995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1月版，上冊，第39頁。【注尾】在這種情況下，日本許多舊有的政治機制不僅沒有消失，反而在很大程度上成為鞏固日美軍事同盟的重要紐帶。
三、德、日兩國不同的政治文化背景對德美、日美同盟的影響
一般來講，每一個作為完整政治體系的國家都有屬于自己的獨特政治文化。美國比較政治學家阿爾蒙德認為：“政治文化是一個民族在特定時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態度、信仰和情感。”【注釋】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頁。【注尾】政治文化一般包括一整套的政治認同（political identity）、政治價值（political value）和政治準則（political norms）。從社會學角度來看，一個政治體系的政治文化能夠對該體系中的成員進行一定程度的社會化，也就是使該體系的成員認同一個較為一致的價值觀和目標，對整個體系所處的政治環境做出較為一致的判斷，并在此基礎上使整個體系的成員能夠形成具有某些共通性的政治性格。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一個完整政治體系的國家的全體成員或大多數國民在面臨特定的外部環境時，往往會做出具有本民族政治文化特征的政治抉擇。
長期以來，日本民族特殊的歷史文化氛圍養成了日本民族崇拜強者的政治性格。在古代，日本民族通過向中國的學習來發展自己，并且利用古代東亞國際格局中特殊的朝貢體系來實現自己的國家利益。在近現代，日本先是向英國學習先進的海軍知識，并通過與當時的海上霸主英國結成英日同盟擊敗了其在東北亞的競爭對手沙皇俄國，一度成為遠東的頭號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半個多世紀里，日本基本上選擇了一條緊隨美國戰車的道路。美國無疑是當今世界的最強者。日本民族對權威者的崇拜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德國國內普遍而牢固樹立起的民主主義、和平主義理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日本政府今天對美國單邊主義霸權的亦步亦趨是與其政治文化傳統緊密相關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德國，納粹的種族滅絕的罪行被系統地揭露出來。面對著希特勒在歐洲制造的慘劇，整個德國民族進行了深刻地反省。美國占領當局通過對第三帝國的批判，逐漸在普通德國民眾的心目中樹立起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的理念。這種對和平主義和民主主義理念的珍視是與德國人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納粹及其所造成的戰爭罪行的深惡痛絕息息相關的。有德國學者這樣記述那段經歷，“戰爭結束后，對德國人舊有的道德自豪感的摧毀具有最重要的意義。納粹政府令人發指的罪行使得許多人從內心深處不愿意再堅持以前（所固有）的民族的和愛國主義的價值觀。德國人對往昔的自豪感被摧毀了。對于德國年輕人來說，他們本民族的神話在納粹謊言的糾纏下和集中營的陣陣臭氣中破產了……對這些罪行的記憶摧毀了通常用來構成民族自豪感的那些基礎……” 【注釋】Harald Muller and Thomas Risse�Kappen, “Origin of Enstrangement:the Peace Movement and the Changed Image of America in the West Germa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87(Vol.12, No.1), p.73.【注尾】為了與納粹政府劃清界限，同時也是出于對本民族所犯罪責的巨大羞恥感，德國人民很快就接受了美國占領當局所宣揚的民主、人權理念，并對戰爭所帶來的災難深惡痛絕。正是對納粹德國一系列罪行的深刻反省，才使和平主義、民主主義這兩個理念成為當代德國政治文化的重要特色。也許可以說，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深重負罪感及對強權戰爭的深惡痛絕是導致當今許多德國人強烈反對霸權主義和單邊主義的重要原因之一。對此，有德國學者認為，“為了恢復（在納粹統治中受到損毀的）道德基點，和平主義運動為德國分配了一個獨特的任務：發起和促進和平。而這個任務恰恰是對德國在最近一百年里所扮演的國際角色的徹底變更。……不道德的過去促使德國采取了全新的政策，并使德國努力扮演一個特殊的角色：和平的堅定維護者……”【注釋】Harald Muller and Thomas Risse�Kappen, “Origin of Enstrangement,” p.86.【注尾】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今天德國人所崇尚的、用以反對美國單邊主義的和平主義與人權主義理念，正是美國占領軍在改造納粹德國時所竭力向德國人民灌輸的東西。德國人今天所崇尚的人權、民主與和平理念既源于德國社會對納粹罪責的深深反省，也源于美國對德國社會的成功重建。在冷戰時期，前蘇聯被視為對和平、人權、民主的主要威脅，從而在德國社會形成反對蘇聯的廣泛共識，而這種共識也最終成為冷戰時期德美同盟的堅實基礎。但當現在的美國政府采取一種近乎蠻橫、以軍事力量為主要支柱的單邊主義政策時，德國社會中那種早已根深蒂固的和平主義理念就成為促使德國政府轉而反對美國單邊霸權的重要力量。也許可以說，新保守主義中重視軍事實力的單邊主義傾向從本質上就是與德國人對戰爭的厭惡和對國際關系中民主主義的追求背道而馳的，而這些倍受德國人珍視的價值觀恰恰都來源于戰后美國人對德國成功的國家重建。在這種情況下，戰后美國政府在歐洲所樹立起的民主國家樣板，最終成為反對布什單邊主義霸權政策的重要力量。
四、兩國各自的國內政治生態對日美、德美同盟的影響
現今德國國內的政治基礎主要來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對德國的重建。具體來講，今天德國國內政治生活的基礎主要來源于1949年正式生效的“基本法”。這部由美英法等占
所謂單邊主義是指舉足輕重的特定大國，不考慮大多數國家和民眾的愿望，單獨或帶頭
演變過程
自由貿易政策是指國家對進出口貿易不加干預，任其自由競爭。自由貿易政策有單邊、雙邊、諸邊和多邊多種。自由貿易政策實施表現為關稅的降低和應稅商品的減少、非關稅壁壘等的減少與取消。自由貿易政策隨資本主義建立而出現，隨資本主義發展而演變。時強時弱，沒有絕對意義上的自由貿易政策。在國家存在和不平衡規律作用下，自由貿易政策成為主流政策時期短于保護貿易政策時期。但自由貿易政策有利于資本擴張本性的追求。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資本國際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自由貿易政策成為主流，但不穩定。
19世紀產業革命以后，英國經濟競爭力大大增強。為了擴大市場，追求高額利潤，形成以英國為中心的國際分工，確立單方面的自由貿易政策，并通過各種渠道推行，甚至通過戰爭，強加給戰敗的國家。
在20世紀初期，隨著英國經濟競爭力的下降和大危機的降臨，自由貿易政策被超保護貿易政策取代。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美國成為經濟強國。為了對外擴張，美國從二次戰前的貿易保護主義轉向自由貿易政策，并推動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的建立，推行貿易自由化，把單邊的自由貿易政策演變為多邊的自由貿易政策。隨著資本國際化和經濟全球化的發展，1995年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取代1948年生效的關稅與貿易總協定，使多邊的自由貿易政策得到加強。
世界貿易組織所推行的自由貿易政策與GATT推行的自由貿易政策相比，有些重大變化。第一，推行自由貿易政策機制從貿易協定變成國際組織，帶有永久性和制度性。第二，自由貿易政策囊括的領域從貨物擴大到投資和服務業，并就此達成將近30個貿易協定與協議。第三，自由貿易政策對成員的約束性大大提高，其主要表現是成員要無保留地接受多邊貿易協定與協議，且對本國有關法規要予以對應；加強爭端解決機制，對違規的成員予以“報復”或“懲罰”；加強對成員的政策審議等。第四，推行的自由貿易政策帶有階段性，在一定程度上允許成員存在正當的貿易保護。如發展中國家成員自由化程度可以低于發達國家成員，加強知識產權制度，允許采取救濟措施，存在可選擇加入的諸邊貿易協議。第五，鼓勵世界貿易組織成員進行“開放、公平和無扭曲的競爭”。所謂開放是指世界貿易組織成員按照承諾的協定與協議履行義務和享受權利；所謂公平是指貿易對象應在市場經濟體制基礎上，通過供求正當競爭形成的真實成本進行貿易；所謂無扭曲是指貿易主體不借助壟斷和特權等行為進行貿易活動。第六，世界貿易成員之間的自由貿易政策的實施是通過談判，在互惠互利基礎上達成各種貿易協議，并付諸實施。
世界貿易組織的建立為世界范圍內自由貿易政策的實施構建了組織基礎和法律基礎。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地區性的貿易自由化組織。如貿易優惠安排、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共同市場、經濟同盟等。成員內部通過關稅削減和非關稅壁壘等的減少，實現貿易逐步自由化，但其內部貿易自由化領域、層次有所不同。其自由化程度可以高于對外自由化程度，但對外的自由化程度不能低于在世界貿易組織中承諾的自由化程度，并要接受世界貿易組織審查。
世界貿易組織推動的自由貿易政策不是純粹的自由貿易政策：第一，在經濟全球化下，自由貿易政策成為世界貿易政策主流，但允許存在正當的貿易保護。第二，貿易自由化發展不平衡。就貿易領域來說，貨物貿易自由化程度高于服務貿易；工業部門的自由化程度高于農業；出口貿易自由化程度高于進口貿易自由化。就成員來說，發達國家貿易自由化程度高于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高級階段的地區經濟貿易集團內部自由化程度高于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內部的貿易自由化。第三，自由貿易政策不時受到干擾。在不平衡發展規律作用下，世界經濟、各國經濟都處于不平衡發展中。當經濟高漲時，自由貿易政策比較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