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險，這就是蜀身毒道。而此時此道還不是官道，僅為民間商道。漢武帝意欲通過同大宛、康居、月氏、身毒和安息直接交往，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以期徹底孤立匈奴，便欣然采納了張騫的建議，幾次派人到滇國，希冀打通通往大夏的通道。漢使到達滇池區域十多年間，一直未能打通前往身毒國的道路，受到滇國周圍部族的抵抗。在元封二年漢武帝派出兵力強行開道，大將郭昌于“元封二年（前109 ），發巴蜀兵擊滅勞浸、靡莫，以兵臨滇”，迫使滇王“舉國降……于是以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令復率其民。漢武帝苦心打通“身毒道”，歷經挫折后，終于獲得成功。從此結束了云南割據一方的歷史，納入中央王朝版圖，也正式打通了通往緬甸、印度的通道，南方絲綢之路由此進入史冊，就此拉開絲綢之路的文明進程。
中國于1950年代從古滇墓葬遺址中出土的文物中，發現部份來自西域遠至今阿富汗的地方。由此證明南方絲綢之路當年已存在。
方國瑜先生從戰國楚墓出土的“料珠兩件”中推斷，此類物品應是從蜀身毒道由印度傳來，古道最遲于公元前4世紀已開通 。而在司馬遷的《史記》中記載在漢武帝元朔三年（前122），漢使張騫向漢武帝報告時就已推斷蜀身毒道的存在。季羨林先生在《大唐西域記校注》中也談到了“蜀身毒道”：自公元前2世紀開始，此道與長安通印度的道路并存，該道是戰國至漢晉時期以云南為樞紐的中印通道。印度古籍考庇利耶的《政事論》記載：公元前4世紀印度孔雀王朝時期有“產自支那成捆的絲”，而季羨林先生解釋成此為“來自中國成捆的絲”。他在《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中認為：“中國內地的絲織品先傳到云貴地區，后經滇緬通道傳入印度。”
一條成熟的通道形成往往要經歷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時間，在形成規模通道以前，民間一定相應存在了一些較為方便的交通網絡遍布各鄉村小鎮，尤其當兩端之間存在有必要的交換物資時，路途通道也就應運而生了，發展到一定程度，網狀的鄉村線路就會演變為商道，尤其是在官府的投入下會演變成為官道。發端于公元前四世紀的“蜀身毒道”不是沒有可能，隨著考古發現的推進，時間還在前移。
在英國人哈維的《緬甸史》、霍爾的《東南亞史》等著作中記載，公元前2世紀以來，中國經緬甸的商業通道：“循伊洛瓦底江為一道；循薩爾溫江為一道；尚有一道循親敦江經曼尼坡乘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國絲綢等名產換取緬甸的寶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歐洲的黃金等珍品。 ”說明此時該通道已非常成熟，運輸品種多為奇貨珍寶，交易終端遠達歐洲，為南方發展貿易經濟提供了較為便捷的條件。《三國志》載：“大秦道既從海北陸通，又循海而南，與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異物”。永昌是東漢初設置的郡縣，為今日之保山地區一帶，《華陽國志·南中志》載：“永昌郡，古哀牢國。”其邊界與緬甸接壤，時至今日任然是云南通往外界的門戶，從疆域來看那時整個伊洛瓦底江上游屬于哀牢國（古哀牢國內接巴蜀，外壤緬甸、印度，是中國與印度經濟文化的連接地帶），即后來的上緬甸部分屬于永昌轄地。“永昌出異物”，說明那時已有來自于緬甸、印度甚至于大秦（古羅馬）的異域商品，西南商道已經出現。
南方絲綢之路既是民間商道，同時又是使節往來、朝貢貿易、文化交流、宗教傳播的文化通道，還是與中央王朝得以維系上下關系的政治通道。
西南是中國毗鄰周邊國家最多、邊境線最長的省區之一。南方絲綢之路跨越四川、貴州、云南、西藏四省區，沿途有江川河流、高山峻嶺，在云南境內海拔從76.4米到6740米，經過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伊洛瓦底江、元江（紅河）和南盤江（珠江）六大水系；翻越烏蒙山、高黎貢山、橫斷山、哀牢山、無量山等山系。氣候變化巨大，境內有七個氣候類型。由于地形復雜和垂直高差大等原因，氣候垂直變化差異明顯。在這條通道上過去以馬幫運輸為主，在一天之間趕馬人和馬隊有如經歷一年四季，看似爛熳傳奇，但對人的生理考驗卻到了極限，沒有強大的適應體能則無法跨越險峻的高山深流。
南方絲綢之路經過不斷的發展完善，成為一條縱貫東西南北的大通道，道路不斷延伸，如網狀遍及周圍各地，它是從古至今中國與南亞、東南亞地區一條重要的貿易通道，通過馬幫的運輸，川、滇的絲綢、茶葉得以與西藏的馬匹、藥材，與內地的物資交易。曾經繁榮興盛的南方絲綢之路同樣也遭遇了不可逆轉的挑戰，道路改道，南方絲綢之路逐漸被214、317、318國道、鐵路甚至航線所取代。20世紀五六十年代后南方絲綢之路逐漸沉寂，只有為數較少的村寨之間還有少量使用。
漢朝時期
遠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著幾條從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緬甸、印度地區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慶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產，而是來自印度洋北部地區的南海，這些都充分證明巴蜀先民與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
公元前126年，在外漂泊13年的張騫回到長安，向漢武帝匯報西域的情報，促使武帝大破匈奴。同時張騫還匯報說，在漢帝國西南可能有一條途經身毒（今印度）的秘道，通往大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這一消息引起了漢武帝高度重視，于是派出4路人馬前往探索，卻被藏在深山峻嶺中的當地部族阻擋。其中一路幸運來到滇池。滇王熱情款待了遠方來客，并留他們一住就是十來年。其間幫助他們西行，卻為昆明人所阻，終未能完成對身毒的探險。
這就是南方絲綢之路的由來。中國于1950年代從古滇墓葬遺址中出土的文物中，發現部份來自西域遠至今阿富汗的地方。由此證明南方絲綢之路當年已存在。
唐朝時期
新唐書·藝文志>記有地理學家賈耽所著的《皇華四達記》書名，全書已失，原七道只剩下五：安西入西域道、六：安南通天竺道和七：廣州通海夷道，詳細記錄了唐代由中國經交州、廣州通西域、印度，遠至巴格達的通路：
1. 安南-交趾-太平-峰州-南田-忠城-多利州-朱貴州-丹棠州-古涌步-湯泉州-曲江-劍南-通海鎮-安寧故城-靈南城-白崖城-蒙舍城-龍尾城-太和城-永昌郡-諸葛亮城-悉利城-驃國-黑山-東天竺-伽羅都河-奔那伐檀那-中天竺-恒河-摩格陀
2. 諸葛亮城-騰充城-麗水城-龍泉水-安西城-彌諾江-大秦婆羅門國-大嶺-
最早研究南方絲綢之路是法國漢學家伯希和,曾著《交廣印度兩道考》對南南方絲綢之路的陸道和海道有深入的研究.
茶馬古道
南方絲綢之路是一條以商貿交易為主的通道，最早應是中國絲綢的輸出。據唐代義凈《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慧輪傳》記載，在運輸的物資中還包含了來自川、滇的糖、布、線、粉絲等生活日用品，而來自康藏地區及周邊國家的馬匹、皮毛、藏金、藏紅花、麝香、貝母、鹿茸、蟲草等也隨著這條路，流散到滇、川等地。
隨著此道物資的轉運，從最早開始的土特產品到絲織品的發展，到唐宋以后，茶葉貿易份額加大，因此茶馬貿易逐漸加重份額，古道上茶葉、馬匹成為交易的重心，茶馬交易成為貿易的象征。中國茶葉最早向海外輸出，據史料記載可追溯到南北朝時期，當時中國商人在與蒙古毗鄰的邊境，通過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輸出茶葉。隋唐時期，隨著邊貿市場的發展壯大，加之絲綢之路上的市場繁榮，中國茶葉以茶馬交易的方式，經回紇及西域等地向西亞、北亞和阿拉伯等國輸送，中途輾轉西伯利亞，最終抵達俄國及歐洲各國。
所謂茶馬古道，首先是與茶有關，其次是與馬有關。云南盛產云南馬，該馬種素有體質結實、短小精悍、運動靈活、善登山越嶺、長途持久勞役、耐粗飼、有良好的適應性等特點，受到中原戰略物資的青睞。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記載：“蠻馬出西南諸番……大理馬為西南番之最。”蠻馬和大理馬都是當時滇馬的別稱。明代設軍馬場于永勝縣。宋代以來，滇馬仍不斷向省外輸出。事實上，茶馬貿易是對整個西南貿易的統稱，茶、馬則是貿易的象征性物質，行走的古道也稱之為茶馬古道。
從近現代的資料反映來看，茶葉、馬匹貿易利潤并不那么可觀，但這與茶在另一端藏區或是西北游牧民族居住區域的特殊地位有關。茶在此間區域是稀缺的物資，又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品，而馬卻是中原重要戰略物資，為得到馬匹這一重要的國家戰略物資，自宋以來逐步設立完善了茶馬司，茶馬成為國家管控物資，以此羈縻地方勢力，因此形成了“茶馬互市”，達到統治者“以茶治邊”“以茶馭蕃”的目的。中央王朝在西南成都、廣西、云南等地設立了規模較大的馬市，在茶區又推行了榷茶制，以保證這些物資的順利管控，達到國家長治久安的戰略意圖，茶馬司也成為帝國的隱喻。作為商家可以從中謀利，不必擔憂商品的出售，這就意味著兩地物資貿易有了足夠的保障，因此茶馬在整個貿易份額中占據了較大的比重，是交易的中介，也是靈魂之所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南方絲綢之路上逐漸以茶馬互市為主要內容，以馬幫為主要運輸方式，南絲路再一次以運輸貨物為標志也被稱為茶馬古道。
隨著時代發展，在古道上轉運的物資一直在發生變化，從最初的轉運土特產到后來的絲綢，從唐宋以后，茶逐漸進入該道，當然這時期也包括有絲綢、布匹、馬匹、鹽、土特產品、藥材等等商品，其中茶、馬是較為重要的輸出和購進的物資，這些物資連接著兩端的貿易，也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橋梁，是中國西南地區具有獨特歷史文化價值的重要線性文化遺產。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國家開始致力于茶馬古道的認定，木霽弘、陳保亞等專家學者對滇藏、川藏古代馬幫行走路線進行了學術考察，在一路探察后，提出了茶馬古道這一概念，在隨后的學術研究、推介中得到了普遍認可，茶馬古道被確認。
2000年以后茶馬古道隨著普洱茶的聲名鵲起在幾年間起起落落，2001年西藏昌都率先推出關于茶馬古道的旅游品牌，并聯合茶馬古道上的甘孜、香格里拉聯手組織了“茶馬古道學術考察研討會”，邀請到了來自國內知名高校、科研機構的專家學者，就民族學、歷史學、藏學、地質學、動植物學、旅游生態等學科開展了廣泛的討論，達成了共識：
第一、茶馬古道主要穿行于藏、川、滇橫斷山脈地區和金沙江、瀾滄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馬幫為主要運輸方式的古代商道，唐宋以來以茶馬互市為主要內容；
第二、茶馬古道是西南各民族和睦共處的歷史見證，是西藏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鐵證；
第三、茶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險峻的驛道，部分路段還在運行；
第四、茶馬古道沿線擁有獨特的高山峽谷地貌，最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是東亞植物區的核心地帶；
第五、茶馬古道的研究和旅游開發對沿線經濟文化和生態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此次會議召開后，人們對茶馬古道有了全面的認知，無論對其開展研究還是發展旅游休閑度假經濟，都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
2005年普洱茶熱初見端倪，隨著普洱茶熱，茶馬古道也隨之再度受到關注。2007年后文物部門結合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云南、四川、西藏等省區都專門設立了茶馬古道調查研究專題，進一步摸清了茶馬古道的走向、線路、分布、相關文物遺跡和周邊環境風貌等情況，為下一步文化保護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礎。
歷史價值
南方絲綢之路開通以來內接中原，外聯南亞、東南亞，是佛教南傳、藏傳，本土宗教的交匯地，獨特的地理位置，雜居交錯的民族聚落，構成了獨特的地域文化，是中原文化、藏傳文化、東南亞文化及當地民族文化融合的產物。從文化線路上來說，這些區域就是費孝通先生所定義的“藏彝走廊”地帶，也是王銘銘教授“三圈說”的“中間圈”區域。
南方絲綢之路沿線處于中央版圖邊緣地帶，一方面跨境而居，與當地土著在物品上互通有無，語言上交流通暢；一方面受到中央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