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在于資源上的自給自足,而是在于該國經濟自我改造和對全球經濟變化的適應能力。但是這種創新和適應能力是很難長時間保有的。因為盡管市場力量的解放和發展需要一個有利的政治環境,但是市場又是按其本身規律運作的。競爭機制使市場上經濟力量分布和格局不斷發生深刻的變化,競爭優勢是流動的,是不斷從一國轉向另一國的。新的競爭強國必然要求政治權力的再分配,老的霸主不斷面臨后起者的挑戰。這種挑戰非常殘酷,最終只能以戰爭形式來決定勝負。世界史上霸主國的每次更替都是以戰爭為先導。自從資本主義問世以來,先是法國通過路易十四戰爭向英國的霸權挑戰,后是德國再度向英國的霸權挑戰,卻均未取得成功。但是,后起的美國則通過二次世界大戰,徹底摧毀了英國的霸權,并取而代之。正如吉爾平所言,“市場力量的解放改變了政治格局,破壞了霸權,開創了全世界最終必須適應的新的政治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霸權的衰弱是不可避免的。吉爾平接著又從收益角度論證了霸權國家是在自身經濟活動中加速衰弱的趨勢。為了支付維持霸權的成本(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霸主國家的經濟剩余逐漸減少甚至消耗殆盡。根據經濟學中邊際收益遞減法則,霸權國家在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與從中獲取的收益是成反比的。隨著公共商品的數量增加,每一單位公共商品的邊際成本增加而其邊際收益則減少。用吉爾平的話來說“(霸權國)國內消費(無論是公共的還是私人的)和為保護這種(自由經濟)體制而付出的防務開支,比國民儲蓄和生產性投資增長更快”,從而使霸主國在經濟上逐漸無力負擔提供公共商品的成本,進而迫不得已放棄霸主地位,讓位于其它新崛起的更有競爭力的新興國家。“白搭車”是吉爾平分析霸權必衰的第三個原因。“由于存在白搭車者,霸主國往往長時間為保證公共商品的充分供應而付出了遠遠超出其應付的成本。因此,霸主國對‘白搭車者’感到不耐煩和失望”。白搭車者一方面從經濟上加重了公共商品的成本負擔,削弱了霸權國家的實力,另一方面又從道德和信心上使霸權國感到沮喪,失去了為國際社會提供自由經濟體制的意欲和動力。吉爾平以歐洲和日本為例說明了白搭車對霸權衰弱的影響。戰后初期至60年代,為了維護自由世界經濟,美國使它的許多狹隘經濟利益服從于盟友的經濟利益,忍受了歐洲和日本對美出口商品的歧視。結果,美國經濟為此大受損失,而歐洲、日本卻迅速崛起并成為美國霸權的挑戰者。
二、霸權衰落的對策
吉爾平對如何挽回霸權衰落的對策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他先是在《戰爭和世界政治變革》中提出三條建議:第一,消滅不斷增加的導致高成本的原因;第二,界定一個比較廉價的防務范圍;第三,減少國際承諾。從邏輯上講,這三條是減少成本增加收益的唯一辦法;但從實踐角度來看,卻缺乏可操作性,而且也不符合他自己提出的“最終不損害霸權國國際地位”的基本原則。經過一段思考以后,吉爾平在《國際關系政治經濟學》中提出了“多邊領導”的設想。他在書中詳細地分析了日本崛起的原因及影響,一再強調,美國的霸權需要外國伙伴來支持它,“當今時代,這個重任落在日本的肩上”。盡管霸權式微,但是由于“慣性的力量,缺乏替代方案以及主要大國間殘余的共同利益和社會目標”等因素的作用,再加上霸權國不甘沉淪、力圖重振,霸權國所確立的制度和原則仍然會延續下去。但是,“由于霸主地位不穩,一些潛在的沖突因素日益突顯”。換言之,在衰落之中的霸權時代,國際秩序不是由霸主一人說了算,國際公共商品也非是霸主一國提供,需要有關國家在“囚徒的困境”模式的博弈中形成、分擔。于是,“責任分擔論”一時間成為霸權穩定論者治療美國霸權衰弱的主要處方。這在80年代中后期日美關系上表現得尤為明顯。美國一方面對日本開展匯率戰,以壓日元大幅度升值的辦法來打垮日本的經濟優勢;另一方面一再要求日本為其分擔責任。先是要日本幾乎全額承擔負責駐日美軍費用,爾后又在1990年海灣戰爭中要日本與歐洲盟國一起為美國分擔幾乎全部的戰爭開支。當時,以共同責任分擔為目的的“日美合霸論”幾乎一度成為一部分日美精英知識分子最樂意詠唱的“贊歌”。然而,當塵埃落定時,日本才驚訝地發現美國對霸權的控制欲依然強烈如故,沒有一絲要禪讓給日本的意思。到了90年代后期,日本的錢袋已經被掏空,“日美合霸”一說也隨之灰飛煙滅。
三、“后霸權主義”
“后霸權主義”是新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基歐漢創立的。他曾與奈一起創立了狹義相互依存論,并以此為出發點,主張通過國際制度來對相互依存關系的發展進行管理和調節。80年代中期,他提出具有新現實主義色彩的“后霸權”理論。基歐漢于1984年出版了《霸權之后:世界政治經濟的合作與斗爭》一書,提出了“后霸權理論”,其核心是通過多國合作而形成的國際制度來維持國際秩序,用國際制度取代霸權。他強調,“一旦國際制度形成之后霸權國即使衰弱也無妨,可以通過主要國家的合作來將已經形成的國際制度維持下去”。其理由是,因為國際制度創設之時,成本很大,非要有一個具有壓倒優勢的國家起主要作用不可。然而,國際制度形成后,其維持費用就低下來了,再加上在國際制度培育下而形成的各國協調機制已經成熟,因此從合理選擇出發,所有國家都不會贊成霸權國家的存在。雖然從理論脈絡上來看,霸權穩定論的“責任共同分擔說”和相互依存論的“后霸權說”涇渭分明,前者是霸主確立和維持國際秩序,后者是各主要國家合作維持國際秩序,但是其論證基礎卻同出一轍,都是對成本的分析。基歐漢的后霸權理論問世后,招來不少批判。不少人認為,基歐漢犯了嚴重的理論錯誤。雖然他強調的是各國合作維持國際秩序,而這個國際秩序卻是霸權國家所確立的。從邏輯推理來看,他所要求的各國合作結果卻成了各國為霸權國家維持其所確立的國際秩序分攤成本。有人據此認為基歐漢的“后霸權論”比吉爾平等人的“共同責任分擔論”更對霸權國家有利。畢竟霸權穩定論者還強調霸權國必須獨自承擔公共商品的成本以換取各國對其國際秩序的認同,而“后霸權理論”則在各國無條件為衰落中的霸權國家承擔維持和運營成本。從中可見,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新自由主義者和新現實主義者之間并非是鴻溝相隔,水火不容,而在許多地方是相通相連,甚至水乳交融的。事實上,“共同責任分擔論”和“后霸權理論”在美國外交政策的實踐中已經融為一體,成為一根藤上的瓜。從1990年的海灣戰爭到1998年的科索沃戰爭,美國政府在處理與同盟國關系時無一不是如此,不過側重點因時因事而不同而已。在海灣戰爭中,美國強調的是責任互助,它出人,盟國出錢。而科索沃戰爭則是美國借北約的組織形式把后霸權理論付諸實施的一次成功的嘗試。在冷戰結束后,北約本該逐步消失,但是美國卻仍一再對之鞏固和加強,先是實施北約東擴計劃,后又以北約的形式把盟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力量充分動員起來,以人權高于主權為口號為圍堵其宿敵俄羅斯在科索沃打了一場熱戰,確保了美國在歐洲的絕對優勢。無論是霸權理論或是后霸權理論,與當今的國際政治經濟中的多極化潮流都是背道而弛的。無論什么形式的霸權都只能得逞于一時而最終被歷史所埋葬。冷戰證明了這一點,當今的多極化潮流還將證明這一點。
地處與傳統世界中心歐亞大陸隔絕的新大陸，美國自建國以來便有著濃厚的孤立主義思想淵源。孤立主義一直是美國各種意識形態主義的重要分支，隨著國內政治的發展以及美國與世界關系的變化，呈現出不同的表現形式，對美國對外政策產生深刻的影響，并且塑造著美國與世界的新關系。理解美國孤立主義的發展脈絡及其對全球化的影響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特別是隨著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美國的孤立主義又有了新的發展，其與全球主義此消彼長，共同推動著美國對外關系的未來發展。本文結合當前美國孤立主義主要聚焦于經濟領域這一實際情況，側重從經濟角度對美國孤立主義及其對全球化的影響進行重點分析。
美國孤立主義的歷史脈絡
《韋氏第3版新國際英語足本詞典》中對于孤立主義的界定是：“故意回避結盟或其他政治、經濟關系，以讓自己直接與其他國家隔絕開來的國家政策。”瑪麗恩·史密斯（Marion Smith）①在其一篇關于美國孤立主義的研究報告中指出，“孤立主義”作為一個完整和連貫的大戰略，是由經濟孤立或保護主義、軍事和外交不干涉以及文化上的隔離共同組成。②追溯美國外交政策中的“孤立主義”現象，通常認為其最早出自于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外交理念中的“中立主義”原則。尤其華盛頓那句“我們是為我們自己行動，不是為別人而行動”的名言，成為“孤立主義”外交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政治宣言。總體上，自華盛頓總統以來的孤立主義，既有政治方面的表現，也有經濟方面的表現，而且兩者有時并不同步：當政治孤立主義興起之際，經濟層面并不孤立，而是保持一個總體自由開放的國際貿易環境；而在經濟孤立主義抬頭之時，政治孤立主義卻影響有限，美國依舊積極參與外部事務。
以經濟孤立主義為脈絡梳理美國的立國與對外經濟關系，不難發現總體上的經濟自由主義，是建立在一定的經濟孤立主義基礎之上的。在美國歷史上，甚至曾有過幾乎完全隔絕與外部貿易的時期。為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國競爭，美國對外國產品征收高額關稅的貿易保護主義做法，更是常在國內和國際形勢相對不利時回潮。
1807年至1809年失敗的禁運。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法兩國再次卷入戰爭，兩國互相使用封鎖政策遏制對方。作為總體戰略的一部分，英國加強在海上搜捕中立國船只，危及到作為中立國的美國的利益。為避免卷入英法戰爭，美國頒布了《1807年禁運法案》（Embargo Act of 1807），禁止任何船只由美國港口出發，駛往外國港口，僅允許外國船只交付某些進口商品。此舉幾乎等同于對國際商業實施了完全禁運。杰斐遜原本期望通過讓英法兩國失去美國的產品和市場，來對兩國施加經濟壓力。但英國很快以西班牙及其美洲屬地取代美國，成為其新的貿易伙伴；法國則通過加大對意大利的控制和掠奪，使得禁運政策給英法兩國的經濟壓力遠遠小于預期。
禁運實施后僅一兩個月，美國主要的出口商品棉花、面粉、煙草、大米的出口額急劇下降，減少了三分之一，而進口商品價格則相應提升了約三分之一。1808年，美國出口總額下降了八成，進口額減少了六成，政府關稅接近于零，航運業接近崩潰。禁運使得美國通貨膨脹嚴重，導致建國以來的第一次經濟蕭條。根據美國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歐文（Douglas A. Irwin）統計，禁運給美國造成的靜態福利損失約為GDP的5%③，可見代價之大。國會最終在1809年3月廢除了《禁運法案》。而杰斐遜總統本人在此經歷之后，開始堅決反對經濟上對外孤立。
美國內戰后的孤立主義。美國內戰結束后的40年間，主張保守主義的共和黨人基本控制了國會和總統，征收高額關稅一度成為美國的主要經濟政策，旨在保護國內產業免受外國競爭。但另一方面，美國又積極爭取擴大產品出口。從短期來看，這種經濟政策確實會給美國帶來大量的貿易盈余，但相互矛盾、不公平的貿易政策也從根本上破壞了當時的國際貿易體系。持續對他國產品征收高額關稅，必然嚴重抑制美國與他國的經濟聯系，阻礙美國產品進一步出口擴張，最終會傷及自身利益。因此，1912年民主黨的威爾遜政府上臺后，美國逐漸轉向貿易自由主義，并在1913年通過《安德伍德關稅法》，大幅度降低保護主義關稅，改變了自美國內戰之后較長一段時期貿易保護主義的國際經濟政策。
20世紀20至30年代的孤立主義。一戰之后，出于強烈的厭戰情緒，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思潮強烈。而一戰結束后的凡爾賽體系過于懲罰和報復德國的舉措、重建金本位的錯誤意圖和各國尋求民族主義特征的“以鄰為壑”政策等因素疊加，使得世界經濟始終未能復蘇。④當1929年大蕭條來臨之際，美國通過《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將關稅提高到美國歷史上的最高水平，旨在保護本國制造商不受外國競爭的影響。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