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臺灣的洛夫，八十幾歲了還一直求新求變，從《石室之死亡》到《漂木》，從四五十年代歐美詩學風潮泛濫，他們的模仿、嫁接與全盤植入，到后來的摸索探究、自主創新與藝術升華，都是變化的過程。余光中對待西方詩學有著“全盤否定”的過去，而后來也改變成魯迅先生的“拿來主義”了，只有忽略與淡忘自己才能改變的更好。

我喜歡改變，也一直在改變。工作變動、家庭變動，其實詩藝也在變動。從學生時代的青春期寫作到浪漫主義抒情詩到步入社會現實后的現代主義敘述詩，再到現在的后現代主義“口語詩”（不是口水詩，是一種更帶有“后”意識的新詩寫作），從詩歌文本意象塑造、結構、語言駕馭能力、建筑美、音樂美、思想性的過渡與轉變都是不斷提升自我的過濾過程。

青 柳：

你如何看待中國當代文壇？

董喜陽：

個問題真想“略過”。當代文壇像一個深淵、泥沼，更是樊籠。每個從事文化寫作的人都叫嚷著尋找世外桃源，脫離體制，實則都深陷其中而不自覺。有那么一些文人們在文壇中和稀泥，為了受人關注而扮演跳梁小丑，弄出各種“問題”，抖落各種事件，使出騷亂、攪拌，各占山頭、拉幫結伙只能事，把文壇弄的烏煙瘴氣。卻高調的喊著“清者自清”，總為自己怨打不平。他們是太了解中國人的心里，你們喜歡看熱鬧，那我就制造熱鬧，圍他們的大觀，如街頭賣藝的喊著：“看寥寥數人咋把中國偌大文壇攪得天翻地覆”，服了！

詩人大多敏銳而憂傷，喜歡在圈子主義里來回逡巡、彷徨無助。在中國當下文壇，詩人的生命背景與生命角色往往不掌控在自己手里。脫離體制內的自由寫作會讓你失去話語權，游離體制外散在的寫作會令你沉寂到無影無蹤。政治立場下的文化參與份額是孤立無援的，行政手段說是閹割幾個文化離經叛道者簡直如同碾死螞蟻般輕松。文人相輕、爾虞我詐，掙不到名利，只是在那點虛偽的尊嚴面前自甘下賤。國內文學大獎年年丑態百出、高層知識分子打仗事件有增無減、層出不窮，后面的跟屁蟲更如蒼蠅“嗡嗡”直叫，他們能脫離骯臟的廁所之地自然會拼命的維護既得利益，即使看看熱鬧也是好的，什么玩意！

文化遮蔽現象嚴重影響文學優秀作品的良性循環，過早堪破一切的文人都選擇明哲保身，遠離聒噪與喧嚷的名利場，江湖之外再無寧靜，真希望中國文壇不是第二個樓蘭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