疆域遼闊，對外交通發達，對外貿易仍以海洋航運方式為主，對外貿易的范圍更廣。明朝在邊境地區設立互市點與周邊民族開展互市貿易，對外貿易主要通過海洋貿易，采取朝貢貿易體制。
在明朝建立之初東部沿海地區不斷受到倭寇騷擾，新生的明朝出臺禁止瀕海居民出海的政策，目的是加強海防，抵御倭寇，防止海外與內地的反抗勢力相互勾結，鞏固新生政權。在海禁的同時，明朝對外貿易體制由前朝的自由貿易轉向朝貢（或堪合）貿易體制，要求外國以“朝貢”形式由各國官方組織商人與華開展貿易，統一由市舶司收購和管理，官方壟斷對外貿易渠道和利潤。這種朝貢貿易帶有相當大的商業成分，是當時形勢下一種特殊的貿易形態。明洪武年間（公元1368～1398年）建立了朝貢這種特殊的官方貿易制度，頒布海禁防止中國商民下海互市，保護官方壟斷貿易的地位。明永樂（公元1403～1424年）和宣德（公元1426～1435年）時期，明政府通過大規模的遠洋活動擴大朝貢貿易的范圍，取得大量海外物品。鄭和下西洋把朝貢貿易推向高潮⑧，由官營壟斷的朝貢貿易達到鼎盛。不同于前朝采取招徠政策，明朝朝貢貿易體制采取嚴格管制下薄來厚往的不抽分、不收稅、給予高價收購、給予豐厚賞賜和給予多種優惠的措施，激勵外國商人參與朝貢貿易。
由于明朝時期指南針廣泛使用，地理、天文導航技術進步，科技文化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在明朝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從1405年開始鄭和先后七次出使西洋，到達亞非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最遠到達紅海沿岸和非洲東海岸地區，宣揚了明朝的國威，加強與海外諸國的聯系，主動開拓海外貿易，促進了與沿途各國經濟文化交流。雖然鄭和七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并非發展對外貿易，但它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主動外交和航海探險。鄭和是世界航海事業的先驅，其航海規模之大，歷時之久，航程之遠，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壯舉，比歐洲的遠航早半個多世紀，增進了中外友好交往和經濟文化交流，并帶動了自唐朝以來東南沿海一帶人民去南洋謀生、開發和定居的熱潮，對東南亞地區生產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明朝中期國力衰退，海防松弛，倭患日益嚴重。戚繼光領導戚家軍在臺州抗倭九戰九捷，并與俞大猷配合，到了1565年基本上肅清了東南沿海的倭寇。此時歐洲在地中海、北海以及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對外貿易相當發達，已經出現資本主義經濟萌芽。明朝后期已經開始面臨葡萄牙、荷蘭等早期西方殖民者的入侵。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以欺騙手段占領澳門，后長期租占。1604年和1622年荷蘭人兩次侵占澎湖島，1624年占領臺灣島，1662年鄭成功收復臺灣，維護了祖國完整，推進了臺灣的開發。由于海禁和朝貢貿易政策存在種種弊端以及倭患、殖民入侵猖獗，明朝一度曾時禁時放。明隆慶皇帝（公元1566～1572年）宣告開放海禁，結束了維持近200年的明代朝貢貿易體制，私商海外貿易與外國商人非貢貿易增加，但明朝開始對貿易進行抽稅。
明朝中后期在倭患和殖民入侵的打擊下，國力日漸衰微，停止下西洋活動，外國入貢減少，朝貢貿易只能主要依靠琉球海上中轉貿易維系，中國與南洋以遠地區貿易被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等歐洲殖民者阻斷，中國與世界貿易經濟中地位漸行漸遠。
無論如何，古代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是中國與世界其他文明地區之間貿易、文化以及人員交流的著名歷史足跡，是中國與世界經濟聯系的重要途徑，奠定了兩千多年中華文明與其他地區文明之間交融互鑒、和諧共處的基礎，也是古代中國經濟繁榮和創造燦爛中華文明的重要源泉，是古代中國進入并長期成為世界經濟中心的通道。海陸絲綢之路上的對外貿易是反映一個國家經濟繁榮的重要方面，可以體現生產技術、財稅狀況、金融活力、消費水平以及文化交流情況。“絲綢之路”是一條絲綢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葉之路，體現了中國港口、造船、航海技術、海外貿易、移民、宗教融合、中外科技文化交流和國家關系等方面豐富的歷史內容，它不僅僅是一條商貿之路，也是文化交流、藝術傳播、思想交融的和平交融之路。歷史的足跡留給人類深刻的啟示。開放與封閉關乎國運興衰。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并非封閉不開放，海陸并存的絲綢之路曾經推動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中心，創造出輝煌的經濟成就和燦爛的文化，對世界經濟發展產生過巨大的推動和深遠的影響。
近代以來中國失去世界經濟中心地位
清朝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國門由封閉到被迫打開，對外貿易逐漸失去優勢，日益遠離世界經濟中心。自明朝晚期，歐洲沿海國家已經出現早期資本主義經濟，城邦之間、國家之間對外貿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對外貿易，特別是奴隸販運為歐洲積累大規模的原始資本，奠定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16、17世紀歐洲開始興起資本主義，大肆對外殖民擴張和進行血腥的資本原始積累。由于中國與外來侵略勢力矛盾日益尖銳，迫不得已由對外開放轉為閉關自守。中國因沒有發展起來資本主義而成為西方列強入侵的受害者。因此，明清時期中國對外貿易規模和開放程度已經遠遠不及宋元時期。
清朝（公元1644～1912年）自入關到鴉片戰爭前二百年間實行間斷性禁海閉關政策，體現為禁止和限制商人出海貿易，停閉和限制通商口岸，禁止和限制出口商品，對外國商隊、商船和商人進行嚴格限制，外國商人只能在指定的口岸、與官方指定的商人進行貿易，不得與內地商人開展貿易，不得發生資金借貸關系等方面，主要目的是為了防范西方貿易沖擊、肅清東南沿海的抗清力量和防止歐洲殖民者的入侵，但它使中國孤立于西方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工業革命之外，阻礙了正常的對外貿易發展和科技文化交流，而且禁海閉關政策也使與南洋的一部分民間的和平貿易遭到限制，導致國力衰敗。⑨⑩
1655～1684年間清朝嚴格禁海閉關，1717～1727年清朝對南洋禁海，1764～1784年間三次停閉恰克圖中俄貿易，其余年份基本上保持對外開放。清朝廢棄前朝的市舶司體制，設置海關掌管征稅稽查，由下設牙行具體辦理，而且對外貿易的官營與壟斷性質日益濃厚。清朝嚴格的管制保持住對外貿易中持續順差的地位。
自清朝初期在世界貿易中逐漸失去過去經濟、科技與文化領先的優勢，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和貿易中已經居于下風，出口產品主要是農副土特產品、手工業產品，幾乎沒有附加值較高的工業制成品，出口競爭力不強。由于中國沒有發展起來資本主義，錯過西方掀起的工業革命機會，工業沒有發展起來，而且受到西方列強大量廉價工業品傾銷的打擊。到清乾隆年間之后，中國就失去了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地位。由于清朝關稅政策實行從量稅，正稅稅率較輕，而且外國商人以種種不法手段進行走私逃避征稅，因此導致外國商品大肆涌入境內，外商在華獲取了巨大的貿易利潤和貿易利益。
（1）商業興起于先秦時期
中國人很早就學會經商，商朝人善于經商。周武王滅商后，商朝的遺民為了維持生計，東奔西跑地作買賣，日子一長，便形成一個固定的職業。周人就稱他們為“商人”，稱他們的職業為“商業”。這種叫法一直延續到今天。商朝人使用的貨幣是貝類，有海貝、骨貝、石貝、玉貝和銅貝。銅貝的出現，說明商代已經有了金屬鑄造的貨幣。到了西周，商業成了不可缺少的社會經濟部門。當時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商業由國家壟斷。在商業交換中，主要的貨幣仍然是貝，但銅也被用作交換手段。銅本身是一種重要的商品，同時也擔負著貨幣的職能，后來就發展為鑄造銅幣。春秋戰國時期，官府控制商業的局面被打破，各地出現許多商品市場和大商人。春秋時期著名的大商人有鄭國的弦高、孔子的弟子子貢和范蠡；戰國時期著名的商人有魏國的白圭、呂不韋。戰國時期各國鑄造流通的銅幣種類增多，形狀各異，有的模仿農具，有的模仿各種工具，也有的模仿貝的形狀。貨幣的數量大，種類多，反映了商業較過去發達。商品交換的發展，促進了城市的繁榮。
（2）秦漢時期商業初步發展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為了改變戰國時期貨幣種類繁多，度（長短）量（容積）衡（輕重）不一的現狀，決定統一貨幣，把原來秦國流通的圓形方孔錢作為全國流通的標準貨幣，這就是通稱的“秦半兩”。他還統一度量衡，修建馳道，這些措施都有利于商業的發展和國家的統一。特別是統一貨幣對后世影響深遠。以后各封建王朝大都掌握鑄幣權，錢的形制也保持著類似“秦半兩”的圓形方孔模式。兩漢時期，伴隨著統一局面的形成、鞏固和農業、畜牧業、手工業的發展，特別是兩漢政府實行“開關梁，弛山澤之禁”的政策，商業出現了初步的發展。當時的都城長安和洛陽，以及邯鄲、臨淄、宛（南陽）、成都等大城市都發展成為著名的商業中心。每個城市都設有專供貿易的“市”，長安城東、西有市，后來發展為九個市，當時官府對城市的商業活動采取嚴格限制的政策。市區與住宅區嚴格分開，周邊有圍墻。市內設有出售商品的店鋪、官府設有專職官員市令或市長進行管理，按時開市、閉市，閉市后不許再有經營活動。市內的物價也由官員統一管理。
與以往不同的是，兩漢又開通了陸上和海上兩條絲綢之路，中外貿易也逐漸發展起來。張騫通西域之后，陸上絲綢之路開通，路線是從長安出發，經過河西走廊、出玉門關或陽關、再經過今天的新疆進入中亞和西亞。漢武帝之后，還開辟了與南海諸國及印度半島等地交往的水上交通線，從事經常性的貿易往來，這就是海上絲綢之路。兩條絲綢之路的開通，有利于中外貿易的發展。
（3）隋唐時期商業的進一步發展
隋唐是我國封建社會的繁榮時期。由于農業經濟的發展、手工業的進步，特別是隋朝時開鑿的貫通南北的大運河，促進了商品流通范圍的擴大。唐代還出現了柜坊和飛錢。柜坊專營貨幣的存放和借貸，是我國最早的銀行雛形，比歐洲地中海沿岸出現金融機構要早六七百年。飛錢類似于后世的匯票。柜坊和飛錢的出現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結果，它們的出現又促進了商業的便利與發展。
隋唐時期商業發達的城市，除黃河流域的長安、洛陽外，長江流域的揚州、益州也成為繁榮的商業城市。唐代長安城有坊、市；市有兩個，東市和西市。市與坊用圍墻隔開，白天定時開市、閉市。東市和西市各占兩坊之地，各有220行。東市肆邸千余，貨物山積，商賈云集。唐朝政府允許外商在境內自由貿易，胡商遍布各大都會。西市就有西域，以及波斯、大食商人，“胡風”、“胡俗”流行。長安城的人口不下百萬，這樣龐大的人口對商品的需求，造成長安城商業的繁榮。農村集市也有了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在水陸交通要道附近，集市不斷增多，有些還發展成重要的市鎮。
隋唐時期對外貿易不斷發展。唐朝前期陸上絲綢之路暢通無阻，出現商旅不絕的繁忙景象。安史之亂后，對外商業交通的重點，由西北陸路轉移到東南海道。廣州是南方最大的對外貿易港口，是外國商船的聚集之地。唐政府在這里設有市舶使，專管對外貿易。
（4）兩宋時期商業繁榮
兩宋商業空前繁榮，首先，北宋建立以后，消除了晚唐、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的局面，社會經濟得以正常發展，農業、手工業的高度發展，為商業的興盛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其次，政府逐漸放松對商品交易的限制。從唐代后期起，市坊嚴格分開的制度逐漸被打破，到宋代，店鋪已可隨處開設，買賣時間也一改日中為市的限制，早晚都可經營。第三，宋代市場上雖然仍然使用金屬貨幣，但在北宋時，四川益州的富商開始發行紙幣“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后來，官府在益州設立交子務，印制和發行交子。南宋時，紙幣使用的地區廣、發行量也大大增加。建議教師引導學生觀看課本插圖北宋的紙幣，歸納出紙幣的出現對商業發展的影響。紙幣的發行使用便利了商業活動的進行，促進了商業的繁榮。第四，兩宋時水陸交通便利，特別是海上絲綢之路暢通，有利于對外貿易的發展。
兩宋時期商業的繁榮首先表現為城市商業的繁榮。繁榮的大都會首推北宋的都城開封和南宋的都城臨安（杭州）。開封自五代開始日益繁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