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學者無力購置，但可以借觀然后抄錄，甚至在上面題跋。清修《四庫全書》完成后，乾隆帝命鈔成數份，分藏各地，尤其是照顧到南方江浙一帶為文人匯集之地，特命分藏江南之書，寒畯士子們可以到館中鈔閱(因為那時沒有復制技術)。這些古往今來的書林故事，孫中旺先生們并不是不知，但其做法竟不如古時一介書商。孫先生們自己可以“坐擁書城”而任情翻閱這些善本，卻嚴拒讀者復制與抄錄，豈不怪哉！即便有所謂的“規定”，我們認為那只能是真正的“霸王條款”！
……
在美國的圖書館，中文古籍是可以隨手在架上任讀者抽閱的，如果他們館中沒有，館方會花錢通過館際互借的方式借到你想看的書，他們認為讀者想看而本館沒有，這才是有失“本館尊嚴”。我在日本的皇家圖書館宮內廳書陵部、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京都大學、韓國漢城學大學奎章閣、新加坡國立圖書館、寶島臺灣的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文哲所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等大館中，也隨手翻翻過，甚至在某些館中復制或抄錄過這些館藏的善本古籍，其中不乏宋元珍籍，工作人員總是很快找到你想要的書，然后微笑著輕輕的離去，當你提出復制某一部分時，也總是很快地得到你想要的復制件，也不用付很高的復制費。在這些圖書館中，我的確感受到了我作為讀者的尊嚴。
……
我想在國內，凡是與古籍收藏單位打過交道的人，都或多或少地遇到過像蘇州圖書館古籍部這樣的藏書單位。無論你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還是稚氣未脫的小青年，無論你是坐車、騎車還是走路，無論你是從萬里、千里還是咫尺，無論你是億萬富翁還是身無分文，當我們身上帶著一大摞像身份證、工作證、借書證、介紹信、項目合同書等一系列足以證明我們是學者而不是劫匪的東西，就差再帶上戶口本或者在臉上刻字，然后去到某些圖書館看書的時候，我們總是會一路嘀咕：我帶的手續齊全嗎？他們會讓我看嗎？我能看原書嗎？我能看到多少？能讓我復制嗎？能讓我抄錄嗎？會收我很高很高以至于天價的所謂“底本費”嗎？我們總是心懷惴惴地前往，又常常兩手空空地返回。
我也不知道，什么時候，我們才能放心地、無所顧慮地、不用軌彎轉角地前往各地圖書館，查閱、復制與抄錄所需要的古籍，獲得我們應有的權利，受到應有的尊重，得到應得的尊嚴！
作者：漆永祥
編者注：原文長達近萬字，本報從中節選作者陳述觀點的部分內容。全文請參見“學術批評網”或“天涯論壇”(買粉絲.tianyaclub.買粉絲)之“閑閑書話”版。
業內人士：“如果能有人抄錄整理出版，我們會很高興的。”
廣東中山圖書館特藏部主任林子雄
我們一直對古籍的保護比較嚴格，需要持單位介紹信、本人身份證才能借閱，如果是借善本，還需要有注明本人的研究方向的證明。
因為善本比較珍貴，一般是1795年以前的刻本、民國前的手抄本才是善本，我們認為這種規定對于保護這些善本文物是很有必要的。其實我們圖書館的管理比較寬松，常有一些大學生開個證明，就可以來我們這里借閱古籍來寫論文了。
按全國統一規定，善本不能復印，因為善本怕受熱，需要加以保護。但我們對于抄錄沒有規定。畢竟，偷偷地全抄的人是很少的，我們認為不必設防。我們館藏的古籍有40萬冊，約有3萬多種，但古籍的出版較冷門，真正能出版的并不是很多，比如，華南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有一位老師，他告訴我們想出版一本清康熙刻本錢以塏的善本《嶺海見聞》，但因為不能復印，所以他每天就大老遠地從學校來中山圖書館抄錄，用復寫紙一頁一頁地抄，回頭還要一遍一遍地校對，這讓我們挺感動的。在書的前言里，他注明此書在我館收藏，并提到他抄錄此書的過程。通過這種方式出版的書不只一本，我們覺得這是一件好事。
我們對善本的保護還是比較注意的。中山圖書館里，善本書庫是惟一有空調的書庫，防火防盜，而且，其他書庫的防火裝置是水滅火，而善本書庫的防火裝置是氣體滅火。南方的氣候很潮濕，我們就用樟木柜來裝善本，同時還放上防蟲藥。此外我們還有一些規定，比如閱讀時只能用鉛筆，不能用簽字筆、圓珠筆和鋼筆，以防把書點污。
現在，大量的古籍都已影印出版了，如果沒有影印本的話，我們也很樂意為讀者借出善本。而且，中山圖書館一直保持著看善本不收費的原則。
總的來說，藏書是為了用，藏而不用還不如不藏。我們很歡迎讀者來我們這里看書。對于善本管理，我想，加快這些古籍的影印出版，對于保存善本，也是一種貢獻。
專家解疑
駱偉中山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情報學系教授，著有《廣東文獻綜述》，2002年被廣東圖書館學會頒予“杰出貢獻獎”，在圖書情報上有突出建樹。
問題一：什么是善本？
善本是指乾隆以前出的書。其中刻印精良、流傳較少的書又是珍貴善本。其中，國內只剩一本的叫海內孤本，全球只有一本的叫(海內外)孤本。這些書一般都縮印拍照了。
善本書只有在省市級的圖書館，綜合性大學或專門大學圖書館里才有。古書都是手工紙，酸堿度與現在的機器書不同，事實上，手工紙保存的時間比機器紙保存的時間更長：機器紙保存的時間不會超過一百年。但古代紙的保存也存在問題，南方的潮濕天氣、北方的沙塵暴都會傷害書本身。據我所知，中山大學圖書館、中山圖書館就有50％的古籍版本都有蟲蛀和霉爛現象。
問題二：關于善本的保存和借閱，國家有何規定？
善本總是處于保管和利用之間。古代重保管輕利用，以前的書都秘而不宣，著名的如寧波天一閣。這種制度一直影響到現代的圖書館。
現在國家規定，凡是善本書和革命文獻，和一些解放前的舊報紙；國家都列為重點保護對象，全部拍照，一般不再給讀者提供原件。去年，國家又提出善本再造工程(主要是針對宋元版的書)，有了影印本以后，就不再使用原書了。
對于善本的借閱問題，各館不一樣，北京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大館更嚴，規定讀者只能用鉛筆做記錄，不允許用鋼筆、圓珠筆，不能帶水和飲料，不能吸煙，掀書頁不能沾口水……在北京、上海等大圖書館里借閱善本是要收錢的，目前，中大圖書館和中山圖書館都不收錢。
問題三：善本是否允許復制或抄錄？版權問題如何？
抄錄一般要求不超過1／3，這是文化部的規定，目的是保護版權。同時，也不允許完整地復制善本，只能復制一定的比例。
一些古籍需要整理出版，有專門的古籍整理委員會，把這些都納入國家的古籍整理規劃中，而不是個人行為。圖書館的藏和用是有矛盾的。其實，藏書都是為了利用，圖書館的功能是為廣大讀者服務的。實際操作中，各館制度不一樣，有的重藏輕用，有的是重用輕藏。我認為，如果是一般的古籍而非孤本或等級較高的善本(善本也分等級)的話，就應允許專業學者對其進行整理；如果是孤本，則涉及到文物保護和版權問題，就應經過國家相關部門的準許才能進行開發和出版。
省(自治區、市)圖書館工作條例
(文化部1982年12月1日)
附：相關條例
第六條省館收藏的書刊資料是國家財產，受法律保護，任何人不得侵占，其它單位不得任意調出。
第七條省館的一切工作都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讀者對書刊資料的合理需要。要加強讀者服務工作，要文明禮貌服務，不斷提高服務效率和服務質量。
第八條省館應根據不同的服務對象，確定圖書的借閱范圍。除根據中央和國家出版主管部門規定對某些書刊停止公開借閱外，不得另立標準，任意封存書刊。
善本、孤本以及不宜外借的書刊資料，只限館內閱覽，必要時，經批準可向國內讀者提供復制件。
第二十九條各省館應根據本條例的精神，制定本館各項工作的規章制度。
第三十條本條例原則上也適用于擁有百萬冊以上藏書的其它大型公共圖書館。
收藏于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南宋蜀本《南華真經》(上圖)及寧宗內府雕刊的殘本《文苑英華》(下圖)，屬海內外孤本，特別受到學者的器重。為使這批珍貴古籍得以妥善保存，該館采用光盤來儲存善本書籍的內容，一則可以減少書籍因翻閱而損毀，進而延長其壽命，二則可提供讀者更方便、更迅速的檢索與使用。該館希望將來能通過網絡讓資料得到更廣泛的流通。
記者手記
讓善本真正得到善用
寧波天一閣是中國現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書樓，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范欽為了保護藏書而訂立了嚴格的族規，規定“代不分書，書不出庫”。然而，這個規矩終于還是因為黃宗羲破了，這位清乾隆時期的著名思想家，不僅閱讀了天一閣的全部藏書，還為天一閣藏書整理編目作出了貢獻。此后，徐健庵、萬季野、馮南耕、陳廣陵、全祖望等著名學者和藏書家便接踵而至，爭相抄讀，天一閣終于名頌一時，為它后來補充藏書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看來，即使是定規，也非鐵板一塊。
天一閣本是私人藏書，他愛借不借，都是私事，別人管不著；而圖書館，則是國家公共服務機構，藏書的目的就是為廣大讀者服務，借與不借，讀者們就有權利要求一個說法了。
矛盾并非不可調和。我們要求的，并非圖書館對某個學者破例，破壞制度，而是，應該制定出更合理、更完整的制度。如今，連天一閣私人藏書樓都正在建成一個小型的圖書館，面對讀者和游客開放了。也許，某些學者的建議比較合理：一般的古籍，應允許專業學者進行整理；珍貴善本，應在經過上報相關主管部門批準后允許學者進行整理。世界上最早的圖書館述巴尼拔圖書館里，國王巴尼拔說過一句名言，“讀書不但可以擴充知識和技藝，而且還可養成一種高貴的氣度。”我們也期待，可以像寵大固埃那樣，在圖書館里，“暢飲知識吧！”侯虹斌
好象沒有啊
《四庫全書》是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套圖書集成（其次是明朝的永樂大典）。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開始編纂，歷時9年成書。共收書3503種，79337卷，36304冊，近230萬頁，約8億字。整套書收錄了從先秦到清乾隆前大部的重要古籍（一部分被列為禁書），涵蓋了古代中國的幾乎所有學術領域。
整套書分為經、史、子、集四部，44類，其中也包括了《論語》、《大學》、《孟子》、《中庸》、《周易》、《周禮》、《禮記》、《詩經》、《孝經》、《尚書》、《春秋》、《史記》、《爾雅注疏》、《說文解字》、《史記》、《資治通鑒》、《孫子兵法》、《國語》、《水經注》、《戰國策》、《本草綱目》、《茶經》等其他經典著作，還有日本、朝鮮、越南、印度以及來華歐洲傳教士的一些著作，為后代學者研究中國古代文化提供了較完善的文獻資料。
[編輯]
《四庫全書》的編纂
清乾隆38年（1773年）2月朝廷設立了“四庫全書館”，負責《四庫全書》的編纂，由乾隆皇帝的第六個兒子永瑢負責，任命皇室郡主于敏中為總裁，大學士以及六部尚書、侍郎為副總裁，召著名學者紀昀為總纂官開始編纂這套卷帙浩繁的叢書。陸錫熊、孫士毅、戴震、周永年、邵晉涵等其他學者也參與了編纂。曾參與編撰并正式列名的文人學者達到3600多人，而抄寫人員也有3800人。
《四庫全書》收錄了當時在全國各地征收的流通圖書、清內廷收藏的圖書以及《永樂大典》中輯出來的珍本善本。據統計，光是征收得的圖書就達13501種。這些書篩選后按“著錄書”及“存目書”分別收入，其中“存目書”不錄全書，只摘部分內容，而“著錄書”則經過整理、校勘、考證后，按特定格式重新抄寫存入，謄寫完成后，還要與原本反復校勘。最后收錄的圖書有3461種。
《四庫全書》為了美觀與便于識別，采用分色裝潢，經部綠色，史部紅色，子部月白色（或淺藍色），集部灰黑色。四部顏色的確定，依春夏秋冬四季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