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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國陶瓷史上的一個新的里程碑。

黑瓷的產地源于南方,東晉之后,北方開始了黑瓷的燒造。河北平山縣北齊崔昂墓出土的一件黑釉四系缸,標志著北齊時期已經出現了比較成熟的黑瓷。 1975年在河北贊皇縣東魏李希宗墓里,曾發現了一塊黑釉瓷片,器型雖無法了解,但釉色漆黑光亮,瓷胎也堅硬細薄,制作也規整。這塊黑瓷片,比崔昂墓出土的黑瓷缸要早十二年,可以推知東魏時期北朝已有黑瓷了。

青瓷、白瓷、黑瓷的出現,標志著北方制瓷手工業的迅速發展,從而為唐宋北方名窯的普遍出現,奠定了基礎。

隋以北朝為基礎統一全國,隋初的文化面貌也帶有較濃重的北朝色彩。隨著南北的政治統一,也促進了南北經濟、文化的合流和交融,開始了一個新的時期。

唐代燒造的白瓷,胎釉白凈,如銀似雪,標志著白瓷的真正成熟。目前已發現的有河北臨城邢窯、曲陽窯,河南鞏縣窯、鶴壁窯、登封窯、郟縣窯、滎陽窯、安陽窯,山西渾源窯、平定窯,陜西耀州窯,安徽蕭窯等都燒白瓷。其中邢窯白瓷成為風靡一時、“天下無貴賤通用之”的名瓷。因此,人們通常用“南青北白”來概括唐代瓷業的特點。邢窯白瓷與越窯青瓷分別代表了北方瓷業與南方瓷業的最高成就雖是事實。但實際上,北方諸窯也兼燒青瓷、黃瓷、黑瓷、花瓷,也有專燒黑瓷與花瓷的瓷窯。北方諸窯中,很多瓷窯燒瓷的歷史較短,沒有陳規可以墨守,因而敢于作各種嘗試和探索。釉色不厭棄青、白、黃、黑、綠、花,制胎可以兩色重疊拉坯,形成紋理,不薄雅素,更喜富麗。這代表了一種新的自信和進取的時代風格。在南方的唐墓也發現了相當數量的白瓷,只是沒有發現白瓷窯址,但這是一個白瓷向傾向于保守的青瓷進行沖擊的跡象。

五代時期,白瓷的生產仍以北方地區為主。唐代的窯址,大多仍在繼續燒造,其中規模最大的是曲陽窯、鶴壁窯、耀州窯系的黃堡鎮窯和玉華宮窯等。曲陽澗磁村窯址出土的五代白瓷器皿就有碗、盤、燈、碟、盒、罐、瓶、枕各種用具。每一器類的式樣繁多,如碗的式樣竟達八種,可見當時生產的發達。但也正因為在全國分裂、割據的形勢下,各地瓷窯之間借鑒、仿制以至市場競爭不太可能,這種進步與發展又是有限度的,瓷業的新發展與繁榮還有待于北宋統一全國。

宋代是我國瓷業發展史上的一個繁榮時期。瓷系與窯系的形成,是我國古代各地制瓷工匠互相學習,不斷創新的結果;也是制瓷工藝在傳播和發展過程中,受各地不同的自然條件、生活習俗的影響而產生的。瓷器在東漢早期浙江出現后,很快地在長江下游一帶傳播開來,井逐漸波及長江中游、上游地區,以及福建、廣東一帶。約在6世紀初葉的北朝時期,中原地區也出現了自己的燒造瓷器。從此我國的制瓷業便形成了南北兩大瓷系。

南方瓷系產品的特點是:

一、造型比較秀氣,胎色瓦灰,胎質顆粒較細,有的略呈紅色或黃色;氣孔細,孔隙度小,胎中黑點少。

二、瓷器胎料的化學組成是:三氧化二鐵的含量一般在2%左右,高于北方。二氧化鈦和三氧化二鋁的含量都較低;而二氧化硅的含量則較北方為高。

三、釉層青綠發翠,有的略帶暗黃色,有羊木光。

四、瓷器燒成的溫度較低,一般為1200℃左右,甚而還達不到這個溫度就出現過燒現象。

北方瓷系產品的特點是:

一、器物造型新穎,粗獷雄偉;胎體比較厚重,胎色淺灰,顆粒結構粗糙,胎內有黑點和氣孔,孔隙度大。

二、胎料的化學組成接近于質量差的粘土原料,三氧化二鋁含量較高,一般都在26%以上,最高的達32%;二氧化鈦含量超過1%,二氧化硅的含量普遍都低于南方,所以胎的呈色較南方偏深一些。

三、釉層較薄,玻璃質感強,顏色灰中泛黃。

四、瓷器燒成溫度較高。如河北省景縣封氏墓出土的青瓷,在1200℃的燒造溫度下還是生燒。

景德鎮青白瓷窯系屬南方瓷系。青白瓷又稱影青,是宋代以景德鎮窯為代表燒制成的一種具有獨特風格的瓷器。其釉色介于青白二色之間,青中有白,白中顯青,因此稱青白瓷。青白瓷釉色的硬度、薄度、透明度以及瓷里莫來石結晶的發達,都達到了現代硬瓷的標準,代表了宋代瓷器的燒造水平。特別是采用覆燒方法之后,產量倍增,對東南沿海地區的影響極大。自宋迄元,青白瓷盛行不衰,形成了一個著名的青白瓷窯系。

景德鎮燒青白瓷的窯址已發現有湖田、湘湖、勝梅亭、南市街、黃泥頭、柳家灣等;江西南豐白舍窯、安徽繁昌柯家沖窯、福建閩清窯及湖北武昌金口窯等都燒造青白瓷。屬于這個窯系的還有江西吉安吉州窯、廣東湖安窯、福建德化窯、泉州碗窯鄉窯、同安窯、南安窯等。

以上的瓷窯系之所以能形成,固然是唐代“南青北白”的瓷業布局與發展趨勢的合乎邏輯的發展;另一方面又是宋代歷史條件下瓷業市場競爭的結果。它們在歷史淵源上和某些工藝特征上都可溯源于唐代,但它們又大大不同于唐瓷。它們的進步與發展不僅使唐瓷膛乎其后,而且還使得一代名窯如邢窯與越窯從此都漸漸湮沒無聞,成為歷史的陳跡。

宋代制瓷工藝在我國陶瓷史上的最大貢獻是為陶瓷美學開辟了一個新的境界。鈞瓷的海棠紅、玫瑰紫,燦如晚霞,變化如行云流水的窯變色釉;汝窯汁水瑩潤如堆脂的質感;景德鎮青白瓷的色質如玉;龍泉青瓷翠綠晶潤的梅子青更是青瓷釉色之美的極致。還有哥窯滿布斷紋,那有意制作的缺陷美、瑕疵美;黑瓷似乎除黑而外無可為力,但宋人燒出了油滴、兔毫、鷓鳩斑、玳瑁那樣的結晶釉和乳濁釉。磁州窯的白釉釉下黑花器則又是另一種境界,釉下黑花器繼承了唐代長沙窯青釉釉下彩的傳統,直接為元代白瓷釉下青花器的出現提供了榜樣。定瓷圖案工整嚴謹的印花,耀瓷犀利瀟灑的刻花都是只知有邢窯白瓷與越窯千綠翠色、秘色、如冰似玉的唐和五代人所不及見、不及知和不可想像的新的儀態和風范。

遼朝是10世紀初我國契丹族在北方建立的地方政權。契丹族是古代北方民族鮮卑族的后裔,晉末始稱契丹。南北朝以來,契丹在今遼河上游西拉木倫河流域一帶游牧,與中原的關系逐漸密切。唐朝以其地置松漠都督府,并任契丹首領為都督。唐朝后期,契丹已成為我國北方民族中最強大的一支。唐末,契丹族首領耶律阿保機統一契丹及鄰近各部,于五代后梁貞明二年(916年)建立了遼朝,遂先后與五代和北宋并立。隨著契丹人由畜牧、漁獵生產為主轉向以農業、畜牧業生產為主,由游牧生活轉向定居生活,手工業也隨之發展起來。在手工業中,制瓷業則是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遼代的瓷窯,已知者共七處,其分布情況是:上京地區有林東遼上京窯,林東南山窯,林東白音戈勒窯;中京地區有赤峰缸瓦窯;東京地區有遼陽冮(gang剛)官屯窯;南京地區有北京龍泉務窯;西京地區大同市西郊青瓷窯村也發現了窯址,所燒器物為黑釉雞腿壇等。由此看來,契丹人在其未立國以前,主要是以游牧、漁豬為業,瓷業是沒有根基的。遼的瓷業成就主要是華北地區漢族燒瓷工人的貢獻。遼瓷以富有游牧民族特色的皮囊壺(因形如雞冠,又稱雞冠壺)、雞腿瓶的造型而聞名于世,并且受到收藏者的珍愛。遼瓷除了某些器物造型特異,燒瓷品系與工藝也大體與華北白瓷系統諸民窯相同。

金朝是我國女真族于12世紀初,在東北、華北地區建立的一個地方政權。金代陶瓷器在我國陶瓷史上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長期以來,由于歷史文獻有關金代陶瓷的記載很少,實物資料又所見不多,所以對金代的陶瓷,過去沒有人作過系統的研究。50年代以前出版的一些陶瓷史著作,也沒有金瓷之說。人們即使見到了金代的陶瓷,也往往把它視為宋元之物。

從1127年的“靖康之變”到1153年的金海陵王遷都,在這近三十年間,金兵每次南犯,都把掠奪人口、財富、土地作為主要目標。今河北、河南省境是北宋瓷器生產的重要基地之一,有高度發展的陶瓷手工業,但長期的戰爭,使它受到空前的破壞。后二十多年間,金代中原地區的陶瓷生產,可能由于戰爭的破壞和窯工的南逃,基本上處于荒廢的狀態,到金世宗完顏雍“即位五載而南北修好”。在他在位的近三十年間,據《金史·世宗紀》載:“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余……號稱‘小堯舜。’”金朝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必須會刺激陶瓷業生產。目前發現的帶有紀年的金代瓷器和墓葬出士瓷器,有大定二年(1162年)磁州窯系白釉黑花烏紋虎形枕、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白釉黑字罐、大安二年(1210年)耀州窯青瓷片標本、金明昌三年(1192年)白釉砂圈瓷碗、大定十七年(1177年)和廿四年(1184年)金墓出土的許多定窯瓷器。但很少發現金大定以前的產品。顯然它是中原地區的陶瓷業在大定年間得以恢復和發展的反映。

但是在南方則相反,南宋立國水鄉、海隅,交通發達。南宋朝廷為了充實財力又以發展海外貿易為國策,瓷業得到發展。

陶瓷為我國獨有的商品,海外有廣大市場。我國瓷器的外銷,大致有如下幾種情況:一是通過對外國使者、元首的賞賜和饋贈輸出的,二是通過貿易形式由陸路、海路運出的;三是由外商來我國收購、訂購、訂造等直接經營方式而銷往國外的。

隋唐開始,我國的瓷器就已輸出國外。當時越州窯的青瓷,邢窯和定窯的白瓷,以及長沙窯的瓷器,便已隨著交通和貿易的發展,運往亞洲、非洲各個區域。東達朝鮮、日本,南到東南亞的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南亞的印度、巴基斯但、斯里蘭卡,西至西亞、西北亞的伊朗、伊拉克,遠抵非洲的蘇丹和埃及,在這個廣大的地區里,都有隋唐瓷器的足跡。

唐代瓷器的輸出路線,除了由新疆到波斯,由波斯抵敘利亞,以達地中海各國(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這條“絲綢之路”外,還通過交州、廣州、泉州、揚州四大港口由海路運往國外。只是隋唐瓷器的輸出,主要是作為禮品賞賜來使和饋贈外國王室的。通過貿易渠道而出口,大概始自晚唐,特別是五代時期。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鎮窯、吉州窯和浙江龍泉窯以及福建沿海地區德化、同安諸窯的產品;也有廣東湖安、廣西西村、陜西耀州、河南臨汝等地燒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鎮的青白瓷與龍泉窯等地的青瓷大量輸出國外,再加上窯工的南遷又帶來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藝,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藝水平在原有的基礎上有所前進和發展,而形成了后來元朝瓷業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代在我國歷史上只存在了九十多年。由于當時蒙古族落后的生產方式,給中國的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一度帶來了逆轉。但元初就提倡農業,詔修《農桑輯要》,主張推廣種棉。育蠶繅絲也相當發達。農業原料的大量生產,必然會產生一批獨立于原料生產的加工者。元政(蟹)府對于具有一定技能的工匠是比較重視的,官匠兔除其他一切差科,其地位可以世襲,這在客觀上對手工業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元帝國的建立,結束了宋、金、西夏三分對峙的分裂局面,國內市場的統一,有利于商品經濟的繁榮,這就刺激了手工業的進一步發展。元政(蟹)府特別重視對外貿易,元在未建國前,早就與西域、阿拉伯國家有貿易往來。統一全國后,即設立泉州等處市舶司。至元廿一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將海外貿易變為官辦。由政(府備船只,出資金,招人經營,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經營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間私自貿易,但根本無法禁絕。因此終元一代,官營和民營的海外貿易都十分發達。外貿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會促使各類手工業生產的進一步發展。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在《游記》中說“元朝瓷器運銷到全世界”,可見其外銷之廣。據元代汪大淵所著《島夷志略》一書中記載,我國瓷器外銷地,包括印度支那、印尼諸島、馬來亞半島、巴基斯但、菲律賓群島和阿拉伯半島的麥加、波斯沿岸的甘埋里等50多個國家和地區。元代的瓷器生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

明朝建立以后為了恢復和發展社會經濟,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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