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轉型期的中國圖書出版業”（唐祥慶、王國忠）和“中國圖書發行新結構的特征與傾向”（孫國明）中可以看到，當時正在從出版社自身只是進行出版物的生產，而出版物的印刷、銷售冊數則由國營的新華書店決定的體制，朝著出版社自己決定印刷冊數，銷售不僅通過新華書店，且也通過自有的銷售渠道——即從所謂的單純“生產型”向“生產經營型”轉移的劇烈變化時期。要說“市場經濟”，對日本人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會有特別的感覺。然而，在長期以計劃經濟為主導的中國，在實行市場經濟之前，有必要首先倡導觀念的轉變和做體制轉變的準備。不僅如此，而且從社會主義的倫理觀念、價值判斷出發，出版物這樣的“意識形態商品”也不是簡單買賣的商品。對于新情況、新問題、新變化，中國出版教育的對應自然也是靈敏的，甚至還是超前的，比如提出“從提高圖書的綜合品質看出版教育的改善”（滕莉）的問題，可以認為就是抓住了“轉型期”出版教育的根本。

與此相對，日方的論文主要還是盡可能詳細地介紹日本的出版情況。在全部7次交流會中，其中有兩次主要是介紹日本的出版情況。一次是第三屆，另一次是第七屆。

在第七屆以“日本的出版界——檢驗近10年的結構變化”為主題的交流會上，主要向中方介紹了在泡沫經濟破裂、數字化發展的影響下，日本出版產業發生的巨大變化。由日本編輯學校的老師和日本出版界相關人士共14人執筆撰寫報告（論文）。這些報告分別回顧了過去10年包括關聯產業在內的出版產業的動態以及今后的發展趨勢。

從1991年到2001年，10年中有8年產生了“共同執筆”的“綜合報告”，要不是有與中國交流的機會，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這些“綜合報告”的意義深遠。

兩國報告產生的背景雖然不同，但涉及的問題還是有共同之處。比如，在出版及出版教育中的數字化問題。數字化問題可以說是全球性的問題，但在論述日中數字化與出版的問題時，在論述日中聯機實時出版的問題時，考慮到同樣在傳統書籍出版業務中具有悠久歷史的兩國的不同國情，考慮到處在衰退期的日本經濟和處在上升期的中國經濟的兩大格局，相似點和相異點卻又都是明顯的。

如果說10年七屆的交流會只有一個大主題，那就是“交流”。在七屆交流會上，也有日中出版交流史的研究成果。論文的數量雖然不多，但質量很高。圍繞商務印書館的誕生與發展，展開對作為中國現代出版發祥地上海與日本的出版交流史研究，領域新，難度大，顯示了執筆者的學術勇氣和出眾才華。從另一方面來看，位于東京和上海的兩校交流，恰好又是在續寫這種歷史。因此，不妨認為，研究日中出版交流史，既有現實意義，更有象征意義。

三

隨著東京與上海不斷相互舉辦交流會，彼此的友誼也不斷加深。筆者以為，盡管盛開的是“出版教育研究”之花，但實際上結出的都是日中友好之果。今天的結束是明天的開始，過去的句號是未來的逗號，筆者堅信，日中間的國際性出版教育學術交流活動，今后還會持續下去，到什么時候也不會終止。

日中兩國兩個學校的交流意義深遠，本文的記述只能算是開頭，還有待日中兩國的親歷者、見證者繼續豐富。當然，更重要的是從“定格”的過去的歷史中走出來，為開辟未來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