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三要素有涉外成分。
跨境標準雖然也強調主體、客體或內容的跨境，但它與基于民商法視角的涉外標準不同，前者強調的跨境活動不僅包括跨境交易，而且還包括交易之外的活動，如國際規制與監管等。涉外標準在國際私法中極為正常，因為國際私法調整的就是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這種關系發生在私法領域，具有私法性質，但是，這一標準以及其它標準是否適用于確定國際金融法中的國際性呢?
(二)國際金融法中“國際”的標準
在以上標準中，國際公法標準，與國際金融交往和活動的現實相悖，因此，是不適用的。眾所周知，國際金融交往和活動并不限于國家和國際組織間，有關的法人和自然人也是這種活動的重要參加者，如一國銀行向外國借款人發放貸款，本國公司在外國金融市場上發行證券等。同時，各國的法人和自然人還同國家和國際組織發生形形色色的金融法律關系，例如，不少國家的政府將本國外匯儲備的一部分以外國商業銀行存款的形式存放和經營，形成這些政府與銀行的借貸關系。又如，世界銀行對發展中國家私人企業的貸款，形成國際組織與一國法人的借貸關系。這些都是現實生活中發生的重要的國際金融活動，不應被排除在外。
基于民商法視角的涉外標準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如前所述，資金融通是金融的初始基本含義。金融發展到今天，既包括資金融通，也包括非資金融通的活動。更為重要的是，金融法在性質上是規制與監管之法。因此，把國際金融關系中的國際性限于跨境民商事流轉和交易，是不妥的。
在國際經濟活動，包括國際金融活動的許多情況下，將國際經濟活動的國際性界定為跨越國境，即采用跨境標準是適當的。但是，如果將國際金融法的國際性完全限定在跨越國境的金融活動之內，認為某一金融關系只要在主體、客體或或法律關系的內容方面具有涉外性，就具有國際金融法上的國際性或跨國性，也存在不周延、不全面的問題。一個重要的依據就是WTO對金融服務的界定。
WTO的金融附件規定，金融服務是由成員方金融服務提供者提供的具有金融性質的任何服務，而金融服務的提供指的是GATS第1條第2款所指跨境提供、境外消費、商業存在和自然人移動4種服務提供方式。在這四種方式中，只有跨境提供與貨物貿易的通常形式相當，即交易客體跨越了國境，而其他三種方式中的兩種方式即境外消費和自然人移動，雖然都是貨物貿易所不具有的，但能夠為跨境標準所覆蓋。在境外消費方式中，從金融服務接受者的母國角度看，金融服務的提供者、服務交易的客體——金融服務以及法律事實都發生或可能發生在國外。從金融服務提供者的母國來看，交易的主體之一——金融服務接受者構成涉外因素。在自然人移動中，金融服務的提供者——自然人，不論其以自己的身份，還是代表其所在的機構，對金融服務接受者的母國而言構成涉外因素，對該自然人的母國而言，服務接受者以及法律事實構成涉外因素。
但是，金融服務的最重要的方式——商業存在就不同。建立商業存在涉及涉外因素，如建立商業存在的投資者和所需要的投資來自于境外，但是，WTO所說的商業存在是以商業存在這種形式而發生的金融服務。以銀行為例，如果在東道國的商業存在采取的是外國銀行的分行形式，提供金融服務的該分行可以看作是涉外主體，因為外國分行是外國銀行在東道國的延伸，不具有東道國的法人資格。但是，如果設在東道國的商業存在采取子銀行的形式提供金融服務，通常就不存在任何的涉外因素，因為子銀行是東道國的法人，交易如存貸款的客體——資金完全可能來自于東道國公眾的存款，法律事實也通常發生在東道國，所以在主體、客體和法律事實等方面都沒有涉外因素，但它確實是WTO項下的金融服務貿易。不止于此，因商業存在而發生的法律關系遠不止金融服務的提供和交易，WTO將商業存在界定為服務提供的一種方式，目的是將成員方影響這種服務提供方式的成員方措施(如法律和政策等)納入其約束和規制的范圍，以建立多邊貿易秩序和推動金融服務的逐步自由化。因此，商業存在必然引起WTO對各成員方的金融規制關系以及各成員方對外國金融服務提供者建立商業存在的管理關系等。調整這些關系的法律規范顯然都屬于國際金融法，但卻并不都為跨境標準所覆蓋。
因此，因生產服務手段的跨境轉移以及由此所導致服務提供者在當地建立商業存在而發生的金融服務貿易，雖然可能沒有任何的涉外因素，但確實是適應服務的性質和特點而發生國際交易。然而，依據跨境標準，因商業存在而發生的有關金融法律關系顯然不具有“國際”性。這就在活生生的國際金融活動面前暴露出了跨境標準的局限性，因此，重新定義國際金融法中的“國際”性就成為現實的需要。
如何重新定義? 跨境標準在多數情況下是適用于對國際金融關系的判別的，只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這種情況下，判別金融關系是否具有國際性，只需要在跨境標準的基礎上將外國商業存在這種情形包括進來即可。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國際金融關系不僅包括有關國家的個人、法人、國家與國際組織由于從事跨境的金融活動而產生的各種關系，也包括在外國的商業存在這種形式中沒有發生跨境活動而發生的各種關系。簡言之，國際金融關系是具有涉外因素或通過外國的商業存在而發生的各類金融關系。
國際金融法所調整的金融關系所具有的國際性使國際金融法與國內金融法區別開來。國內金融法所調整的金融關系沒有國際性。具體來說，具有國際性的金融關系由國際金融法來調整，而不具有國際性的金融關系由國內金融法調整。雖然對因商業存在而發生的各類金融關系，從表面上講，很難分清是國內金融關系和國際金融關系，但是，只要生產服務的手段和為此進行的投資發生了跨境轉移就構成國際金融關系，從而應由國際金融法來調整。
[編輯]國際金融法的調整對象
法是根據它所調整的對象的特殊性加以分類的。研究國際金融法的調整對象有利于我們準確地認識和把握國際金融法的概念以及特征。關于國際金融法的調整對象，根據一般的說法既是：“國際金融關系”。那么何謂國際金融關系呢?國內國際金融法學界眾說紛紜。這更直接導致了國內學者對于國際金融法名稱的爭議。
有學者認為：“國際金融主要是探討一國與另一國之間的貨幣關系，著意于開放經濟社會的總體經濟變數與經濟政策。” 這種觀點將國際金融法的研究重點放在了國際貨幣關系上，甚至認為“國際金融法”的名稱應定為“國際金融貨幣法”。這種觀點當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當今世界還不存在統一的貨幣的現實條件下，幾乎所有的國際經濟交往，比如國際間貿易和非貿易支付、國家賠償、國際貸款等問題，但凡存在跨國際的資金移動，不論這種移動的形式、目的如何，都會涉及到國際貨幣問題。因而可以說，國際貨幣問題是國際經濟學中的一個宏觀的問題。這種意義上說國際金融法的調整對象中也一定包含著國際貨幣關系。
但是，我們若簡單地認為國際金融法的調整對象對以國際貨幣問題為主，那么是不是認為了國際貨幣法也是國際金融法的一個分支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國際貨幣法與國際金融法的調整對象具有明顯不同的特征，將國際金融法的調整對象認為是以“國際貨幣關系”為主的國際金融關系，則沒有界定國際金融法的概念特征，不利與整個國際經濟法的理論構建。
另一種學說觀點認為，國際金融研究的是“資本的國際移動”，“研究資本的國際移動過程中的規律及其內在矛盾”。這種觀點認為商品的流通范圍越出國家界限，產生了國際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導致資本從一個國家轉移到另一個國家，這就形成了國際金融。但是，我們認為僅僅指出“資本的國際移動”，并未體現國際金融法的本質特征。
此外，還有一種學說認為，國際金融的對象僅僅是國際間的資金融通。這種觀點將資金融通僅認為是在以“償還為前提”的價值讓渡或資金提供。這種認識將國際金融與國際投資相區分。
將國際金融的對象列舉為債券發行、定期貸款、銀團貸款、項目貸款、抵押貸款等等。有學者將國際貨幣與國際資金流動相結合，認為國際金融關系主要是以國際貨幣關系為基石，國際投資領域與國際貿易領域的法律關系為內容的法律關系。我認為這種觀點是比較貼切的，能夠準確的界定國際金融法的概念。
學界一般認為國際金融法包括兩個方面的調整對象，第一方面是國際金融管制方面的法律，這顯然是國際經濟法的范疇，這是一國或有關國際組織對國際金融市場的一種監控，具體包括對國際證券市場，國際融資市場，國際信貸市場等。第二方面是國際金融交易方面的法律，這里又存在個小分支：一是，國家政府間或其與國際金融組織之間等發生的金融交往關系，如國家之間的或國家與國際經濟組織之間的貨幣與金融合作關系和資金融通關系。這實際上是平等的公法主體之間的經濟交往關系，顯然是國際經濟法的范疇。二是，私主體之間的國際金融交往的關系。
這時候的主體往往是跨國公司， 國際商業銀行， 國際證券公司， 國際保險公司等。如從事國際商業信貸，跨境發行債券和股票，跨境項目融資等。這一部分實質是私主體的商事交往關系，是國際私法的范疇，這一部分國際金融關系應該放在私法領域考慮，更尊重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原則。
出口信用保險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
出口信用保險是以鼓勵本國出口企業擴大出口貿易，開拓海外市場為出發點，為出口商和銀行承擔由于進口國政治風險（包括戰爭、外匯管制、進口管制和頒布延期付款等）和進口商商業風險（包括破產、拖欠和拒收）而在出口收匯和出口信貸等業務上遭受的收匯損失的政策性險種，它是為出口合同項下企業享有的權益提供風險保障的一項特殊的政策和措施，由國家財政支持的保險機構具體操作和提供。其核心內容是保障出口企業在出口貿易，對外投資和對外工程承包等經濟活動中的合法權益。
一、出口信用保險的歷史與現狀
政府支持的出口信用保險最早出現在1919年的英國，當時為鼓勵本國商人向澳大利亞出口，英國成立了一個專門的政府機構“出口信用擔保署”，為出口商提供商品債權保險和融資擔保。現代意義上的出口信用保險實際上包括保險與擔保，其對出口的促進作用主要體現在：第一，對出口的全過程進行全方位保障，以降低或轉移貿易、外匯、結算中的風險，使出口商從合同簽訂，直到最后結算收匯各個環節的利益都能得到保障。第二，為出口商提供貿易融資或項目融資服務。這一功能通過買方信貸擔保、項目融資擔保和固定利率融資以及保函保險等手段實現；第三，為出口商參與巨型出口或國際經濟合作項目提供了機會。這樣的項目涉及跨國采購，為保障各方利益，各有關國家通常在一家保險機構牽頭的基礎上，合作承保各自國家的出門或信貸部門：第四，國際化與一體化的發展有助于減少摩擦，保證各國出口商的平等競爭。
以英、法、德等國為代表的OECD國家于1998年4月1日達成最新的出口信貸與信用保險“君子協定”，它要求各成員國的信貸條件不得高于“君子協定”，否則必須事先通報其他各國，防止出現損害有關成員國利益的不平等競爭。正是這種公平與平等的特性，使出口信用保險得到WTO規則的認可。根據WTO有關補貼與反補貼的協議，出口信用保險屬于補貼例外。因此，出口信用保險在國家支持出口方面的作用是合法而且獨到的。相應地，在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貿易自由化成為不可逆轉的大趨勢下，各國政府已經紛紛改變過去對出口所采取的補貼性政策支持，取而代之的是國際社會所接受和廣泛采取的間接支持，其中出口信用保險正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據國際信用與投資保險人協會（簡稱“伯爾尼協會”）統計，全球國際貿易量中有12%是由出口信用保險支持的，最高時達到14%。有些國家如日本、法國、韓國的這一比例已高達39%、21%和13%。英、法、德等國的經驗表明，官方支持的出口信用保險已成為擴大本國資本貨物出口、大宗貨物出口和海外投資的重要手段，效果十分明顯。上述三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