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趨衰落。在這樣一些經濟變革趨勢的推動下，宋代農民之主體確已掙脫了昔日部曲、賓客、徒附、私屬、奴婢、佃4 F,Z類的農奴地位，并日趨普遍地獲得了遷徙和退佃等權利。他們一旦脫離土地，流入城市或礦區，就有可能以出賣勞動力為生，正如我們前面在礦冶、井鹽業中所看到的那樣。

與此同時，都市化進程也在加速。宋代不僅城市數量激增，城市人口膨脹，而且隨著城市商業意義的增加，城市性質發生嬗變。汴京、臨安作為首都已是百萬人口的世界性大城市，雖然仍是政治、軍事中心，但其工商業依然極為繁盛。蘇州、揚州、成都、鄂州等一批城市，或因處在經濟發達地區，或因位于交通孔道，逐步成長為區域經濟中心。更值得重視的是，宋代已經出現了少量的生產性工商業城市，如前述浙東金華可以認為是紡織城鎮；前述徐州附近的利國監可以視做冶金城鎮，還有常聚十余萬礦冶工匠的江西鉛山場、廣東岑水場亦屬此類性質；前述四川井研縣亦有數萬井鹽工匠，這是鹽業城鎮：舉世聞名的江西景德鎮有陶工數千人，這是陶瓷城鎮。至于廣州、泉州、明州還有北方的板橋鎮等則是新型港口城市，泉州至“以蕃舶為命”，南宋時“生齒無慮五十萬(口)”。

城市的增多及其商業意義的增長加速了農村人口向城鎮地區的流動，加快了城郊農民向小商品生產者轉化的步伐(如茶農、果農)。同時城中兼營工商業的官僚、地主也在增加。而城市手工業、商業和運輸業，還有服務行業的發展則為雇傭關系的成長提供了肥壤沃土。作為這一切的重大結果，便是城鎮(含礦區、港口)市民階層的勃興。兩宋文獻中的“富商巨賈”、“冶家”、“磨戶”、“茶焙主”，還有“行老”、“市頭”(以上為一方)，以及“雜作工匠”、“稗商細販”、“百姓繡夫”、“游手末作”(以上為另一方)等，就是這個階層的基本成分。就是被人視為明清資本主義萌芽之重要表現的市民、礦工斗爭，宋代亦有端倪可鑒。前述井研縣“傭身賃力”之鹽工一不如意就“遞相扇誘，群黨嘩噪”可算經濟斗爭；南宋孝宗淳熙年間，安徽舒州宿松礦工汪革“以鐵冶之眾叛……有眾五百余”則是武裝斗爭性質了。眾所周知，資本和雇傭勞動的結合是近代工業社會的基礎性結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把農村人口流入城市、雇傭關系發展和市民階層初興這樣一個歷史進程，視為原始工業化賴以啟動的社會條件。